我国现阶段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初探

市场的外部性使市场无力提供农村公共产品而出现市场失灵 ,政府的内部性使政府在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低效率和高成本而出现政府失败。农村公共产品如何有效供给 ?有没有除市场和政府之外的第三种力量能够对农村公共产品有效整合与供给 ?类似于农民协会这样的农村民间组织能担当诸种重任吗 ?回答是肯定的 ,但是必须具有一定的条件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社互动研究:取向、经验与反思——基于2007—2018年CSSCI期刊文献的内容分析

基于对基层社会治理中政社互动的既有研究发现:政社互动是在国家行政权力上收与基层自治不足的情况下,加强国家与社会之间联系的一种方式,其经验推进是在政府主导下,社会组织嵌入以及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而形成的两种合作治理形式。在“强国家-弱社会”的政社关系下,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社会组织逐渐依附于行政体系,加上承接服务的主体缺失与回应不足,使政社互动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府应从集权管控走向吸纳治理,从单向嵌入走向双向互嵌,从政府排斥走向社会自觉,进而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     

善治视角下的政府体制改革

善治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理念,已经逐步地打入中国市场,不断被学者及当局研究并予以尝试。从1949年建国之初开始至今,为适应新时代各个方面的发展,我国进行了多次政府体制改革。本文立意从政府治理的角度出发,把善治的理论运用于政府体制改革的研究过程中来,力图寻求一种基于善的视角下,更具有现实性、科学性和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     

政党、政党制度与现代国家——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反思

中国的政党制度适宜于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发展。中国政党制度实践的是有领导的党派联合执政、多元协商、合作治理国家的政治形式,既不是一党制,也不是多党制,而是结构化的多党派协商合作制。中国政党制度内含一体多元结构,它不仅适宜于中国的社会形态的内在结构及其现代化转化,而且适宜于中国的国家建设和民主成长,其进步与发展能够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和民主成长提供新的资源与新的空间。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再审视: 治理的视角

本文阐述“市场即治理”的思想.治理问题属于交换范式,而不是价值范式,要研究治理问题,应重构以价值范式为基础的政治经济.根据交换范式,“市场治理”与“组织治理”不是替代关系,相反,市场治理以无数自主的、遵守一般性法则的组织为前提.科斯没有把“物”意义上的私有产权与那个自然法相联的“行动”意义上的私有产权加以明确区分,并且忽视了促使制度改善的“企业家”,这导致他的理论停留在“比较制度分析”层面,而不构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治理理论”.从治理的角度看,“市场”本身就包括了“政府”,“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表述成“政府与其他主体的关系”.人为地把产品（服务）划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相当于赋予政府提供某项产品的排他性特权.重要的不是确定由谁提供某种服务会更好,而是使未来那个能够更好地提供服务的个人或组织会“出现”.     

自治化：公共物品供给方式的创新

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和/或非竞争性决定市场机制不能直接或完全的实现供给,即市场失灵,而政府的特性也决定公共物品供给的作用有限,即政府失灵,公共物品的自治化供给是双重失灵下的替代性选择,其合理性在于公共物品供给的自治化体现了“公平”与“效率”。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以及各种自治团体的蓬勃发展,自治化已经成为公共物品供给的重要途径,并且在和谐社会构建上发挥积极作用。     

城市社会公共安全市场的制度安排——以社区治安与犯罪预防为例

随着新型集体消费单位——社区的兴起,公共安全的需求出现了多样化和个别化,政府职能的转变也使公共安全市场形成并有所发展。对这一市场的制度安排面临着对不同治理结构的选择,同时也是对传统公共安全管理体制进行的制度变迁。公共安全市场的制度安排应当是政府的集中控制提供更多的间接服务,市场中的企业提供多样化、个别化的直接服务,公众和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运行模式。     

“五五体制”与经济—社会转型——日本自民党政权后半期的国家治理研究

20世纪50-70年代,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开始显现继工业化转型之后的又一次转型特征。在自民党政权"五五体制"下,该转型过程托出了强制性经济治理、"无责任体系"政府治理,并伴有观念、意识形态和社会政策的转换。为有效化解转型危机阶段政治领导能力缺位的症结,需要开启同社会演化方式相吻合的国家体制改革与国家治理发展轨迹。     

地方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民主决策——以桂林市“两江四湖”工程为分析背景

公共产品的特性决定了市场供给的稀缺，因而只能依靠政府出面组织生产和供应才有可能得以解决。面对单一利益主体的格局被多元化、多层次利益主体的新格局所取代，政府必须关注公民的利益诉求，实现民主决策尤其重要。桂林市“两江四湖”工程在决策过程中，形成了政府决策主导、专家决策咨询和社会公众参与决策的联合民主决策模式，为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中实现民主决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中央集权驱动、地方分级响应与政府间合作的机理:基于京津冀的实证阐释

区域性棘手问题和相互依赖的增加凸显政府间合作治理的现实需要。不过,行政分权、财政分权和晋升锦标赛体制意味着地方自主性增长与区域协同发展之间的紧张。深入行政体系内部挖掘区域政府间合作的真实过程和内在机理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央政治权威旨在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的体制藩篱;地方高层通过“政治表态”积极回应中央的战略部署;地方中层因不变的压力型体制和目标责任制依旧关注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地方基层在目标责任体系中存在支撑能力不足问题。结果,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主要根据成本收益分级分部门响应。为提升政府间合作的有效性,相关的改革选项包括根据城市功能定位建立差异化的政绩考核和区域财税激励兼容机制,明确将区域协同发展的职责赋予特定政府层级,建立多样性的非正式制度以积累政府间合作的信任资本,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的作用。     

网络化治理与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以控权-服务论为视角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政府职能转变是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和关键所在。戈德史密斯教授和埃格斯教授所提出的网络化治理理论强调在公共服务供给中更深层次的公私合作及政府更高水平的网络管理能力,对我国的政府职能转变有重大的借鉴意义。结合网络化治理理论,构建网络化政府。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结合“控权-服务论”,促进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     

共产党执政的基本经验初探

共产党执政普遍都是在落后的国家实现的。正因如此,共产党执政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执政的基本方式是依法执政和民主执政。要提高执政水平,必须摆正党在公民、政党、国家这三者关系的位置。     

论区域城镇体系发展中的城市政府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区域的经济竞争与合作日益加强,城市治理模式也随之发生变化。为了适应我国区域经济重组和城镇体系发展的新趋势,城市治理模式应向多元政府与其他组织构成的管治联盟转变,形成新的公共治理模式。城市政府的主要作用体现在战略规划与协调、制定市场规制与监督、城市理财与经营以及合理提供城市服务等方面。     

Asymmetric decentraliz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public safety in the Canadian federal political system

Canada's federal political system has to reconcile differences over the balance between shared rule and self‐rule concerning two bedrock principles of th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the rule of law and democratic oversight of the exercise of the power of the state to ensure that it is not usurped. The hallmark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multilevel security governance in Canada is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ifferentiation of diverse territorial and non‐territorial community values, preferences, interests and values has given rise to the asymmetric decentralization. This article maps the historical and constitutional roots, and then draws on examples in a survey of its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across three levels of government. It concludes by discussing the governance challenges that shared sovereignty and mismatched jurisdictional authorities pose for the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provision of public safety in Canada.     

建国60年来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的变革与展望

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的重构是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工程的重要内容．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地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建国60年来,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的调整和改革,基本上延续了传统中国的治理逻辑和治理术,即以属地管辖和行政内部发包制为特征、由职权同构和行政分权构成的多层级的地方政府结构为基本治理结构。为适应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现实要求,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必须根据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制度设计,对既有的地方治理结构进行改革和调整。以民主化和地方自治促进和改善地方治理,使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以及相应的产权、财税权和人事权等制度走向法治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党政分工:新时代机构改革的深层逻辑

新时代机构改革是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而出现的一场深刻变革。基于机构改革经验和社会环境变化,新时代机构改革原则已转变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人民为中心、优化协同高效和全面依法治国。在此指导下,新时代机构改革深刻揭示了党政分工的内在逻辑,一方面加强党管重大决策、纪检监察、干部人事、意识形态、统一战线职能,另一方面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职能。沿着党政分工的基本路径,未来机构改革还应在增强党的领导力、提高政府执行力,统合“大部制”和“双合制”改革,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内设机构权力和职责,推进国家组织法律和党内组织法规建设等方面下功夫。     

社会管理创新范式：协同治理中的社会组织参与

社会管理创新就是通过更新社会管理理念,构建新的社会管理模式,形成新型社会管理格局,建立起促进和谐的社会机制。协同治理强调除政府外,市场、社会组织同样可以成为社会管理主体。社会组织具有服务多样、灵敏高效等特点,是实施政府职能的重要组织力量,又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备的支撑体系。引入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管理主体,以协同治理应对政府和市场协调的失败,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能最大程度地促进和保障公民权益。     

社会影响力债券:一个城市多元治理的工具创新

为缓解政府财政压力,保障公共服务支出的稳定性,2007年英国首先提出社会影响力债券(SIB)模式。它是一种新型合作治理伙伴关系,通过向社会发行债券融资,建立资金池委托服务提供方生产公共产品和解决公共问题,最终由政府根据绩效向投资者支付本息。其典型特征是“政府退出生产”“为结果付费”。凭借巧妙的机制设计,SIB能够作为市场融资工具、多元治理工具和监督考核工具在城市管理领域广泛应用。未来可通过培养综合性的中介机构,积极出台政府支持政策,调动社会资本广泛参与,建立健全社会组织体系,提高评估机构专业能力,推动SIB成为中国城市多元治理工具。     

我国农村综合改革的目标、重点和难点

我国农村综合改革的目标是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再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使亿万农户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再造基层社会的民主权威,使亿万农民群众当家作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农村经济新体制,建立精干高效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和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政府保障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下一步的重点和难点是做好“多予少取放活”这篇大文章。     

产业集群发展中的政府治理

产业集群是一种新型的产业组织形式,治理是地方政府作用于产业集群的有效方式。产业集群的政府治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职能在产业集群发展中的表现。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完善市场机制,激活中间体组织的治理功能,转变政府职能、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