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农民的阶层分析——以半工半耕概念为中心

农民高度分化背景下，理解占中国大多数的农民面貌是一项基础工作，“半工半耕”是一个核心概念，可从历史形成、内部结构及制度基础三个维度进行阐释。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的社会转型期，农民普遍形成半工半耕的收入结构。在农民家庭仍然保持伦理经济的基础上，半工半耕的社会基础是农民家庭代际分工。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基础秩序，为半工半耕稳定再生产提供制度基础。半工半耕概括了转型期农民的阶层处境及行动方式，是具有潜力的学术概念。     

“文化的人化”与“文化的产业化”论析——基于文化两重性视角的考察

文化按其本性既具有经济上的“文化产业化”的向度,也具有人文上的“文化的人化”的向度,比较而言,前者侧重于追求“经济效益”的“文化产业”,后者侧重于追求“社会效益”的“文化事业”。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强调的是对外“竞争力”,文化作为一种“事业”,强调的是对内“凝聚力”。在当代中国,“文化的产业化”被过多地强调,而“文化的人化”则相对被冷落。当代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不能厚此薄彼,也不可顾此失彼,而应遵循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之间寻求平衡与张力。     

家庭发展能力的区域差异及其城市化路径选择——基于豫北、鄂中和粤南农村的实地调研

伴随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农民进城成为普遍的家庭目标与需求。经由豫北、鄂中和粤南农村的实地调研，发现农民进城过程与其家庭发展能力存在紧密的正向关联，而家庭发展能力由“半工半耕”程度、代际合力强度及家庭的目标与策略多维构成，并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进而形塑“接力式”、“渐进式”与“就地化”的不同城市化路径。由此，文章认为应着重提升农民的家庭发展能力，而非盲目推行“摊大饼式”的城市化模式，应保持进城农民与农村的经济与制度关联，保留农民往返城乡的自由选择权，构建有序且弹性的城市化秩序。     

家庭发展能力的区域差异及其城市化路径选择——基于豫北、鄂中和粤南农村的实地调研

伴随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农民进城成为普遍的家庭目标与需求。经由豫北、鄂中和粤南农村的实地调研，发现农民进城过程与其家庭发展能力存在紧密的正向关联，而家庭发展能力由“半工半耕”程度、代际合力强度及家庭的目标与策略多维构成，并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进而形塑“接力式”、“渐进式”与“就地化”的不同城市化路径。由此，文章认为应着重提升农民的家庭发展能力，而非盲目推行“摊大饼式”的城市化模式，应保持进城农民与农村的经济与制度关联，保留农民往返城乡的自由选择权，构建有序且弹性的城市化秩序。     

“大众文化”：在反抗中生成——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解读及启示

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强调,文本是一种具有多义性和开放性的表意结构,它使得传统意义上的“作者”和“读者”的内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作者”不仅是文本意义的赋予者,而且还是意识形态的维护者,“读者”则能够直接参与对文本的解读并形成独特的文化,对“作者”的权威构成威胁。大众文化产生于“读者”对于文本意识形态的反抗,是一种在反抗中“生成”的文化类型。文本和大众文化的这种特征对我们理解当下我国的大众文化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嵌入”家庭伦理的农民经济生活 ——基于华北与江汉地区农村的比较

本文将农民的经济行为放在家庭关系中,分别考察华北地区农村与江汉平原农村的家庭经济模式,分析农民经济行为方式及其背后的经济态度,并通过对比研究来分析两个地区农村家庭经济的伦理基础。华北地区“传宗接代”的观念使得当地家庭经济具有超越现实性,“活着为了儿子”构成了华北农民劳动投入与消费选择的前提,形成了生计型家庭经济。在江汉平原农村,主体享受构成农民经济行动的根本动力,形成了生活型家庭经济。     

城镇化的动力及其限度——基于Y村农民进城买房现象的分析

当前围绕我国城镇化路径存在激进和保守之争。要理解农民城镇化的真实逻辑，必须要从农民主位的视角出发。通过对农民进城买房现象的分析发现，当前农民具有强烈的城镇化动力，其动力机制是经济发展、家庭代际关系、社会竞争及公共政策等方面综合作用形成。然而农民在进城的同时保持了理性的思考和选择，他们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保持了与农村和土地的联系。这种城市与乡村的互补关系构成了农民城镇化的限度。半工半耕式的城镇化道路是当前农民的最优选择，政府应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引导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中国文化的“基因”

中国文化的“基因”即阐述以良知为本的人的真理的儒家思想。文化的“基因”包含着文化生命赖以延续的遗传信息──人的真理。世界诸多文化都孕育、形成、维系于某种宗教,因为宗教信条天然适合承载文化生命的“基因”。中国文化是世界诸主要文化中唯一的非宗教性文化。中国文化复兴需要中国人的文化自觉,需要思想界进一步解放思想。     

从“一业一会”到“一业多会”：“内部官僚有限竞争”的分析视角

“一业一会”是当代中国最具法团主义特征的制度结构之一,但现实中行业协会的发展与这一规定相去甚远。本文首先回顾了“一业一会”制度的历史形成以及现实蜕化历程,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揭示出全国性行业协会的“一业多会”情况,进而尝试提出一个“内部官僚有限竞争”模型作为理解全国性行业协会“一业多会”成因机制的框架。     

“十三五”浙江加快融入对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研究

“一带一路”建设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机遇,有助于重构对外开放格局、突破经济转型难题、扩大合作交流领域、开辟投资项目新领域和提升文化软实力。浙江的开放型经济领先于全国,应加快融入对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十三五”时期浙江应将融入对接“一带一路”战略与推进转型升级结合起来,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国际经贸合作核心区、跨境电子商务示范区和国际物流枢纽功能区,并从推进优势产业对接、突出贸易畅通主题、构建对外开放通道、提升“网上丝绸之路”核心力、拓展人文科技交流合作和加快体制机制突破创新等方面加以推进。     

“无缝隙对接与治理术”：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及逻辑——基于江西省“安置帮教模式”的案例分析

安置帮教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机制,也是现代国家治理术运用的重要场域。江西省司法厅通过探索源头预防、信息衔接、全员接送、过渡安置及就业扶助的有效衔接,构建了安置帮教“无缝隙对接”的模式。在这种“无缝隙治理”的背后,蕴含了“规制性治理、规范性治理及文化认知性治理”为表征的现代国家治理术的运用,实现了安置帮教对象“脱嵌”、“调适”及“再嵌入”的转变。但这种“无缝隙治理”也导致了“制度问题技术化”的困境,为有效加快社会治理的现代化,需要进一步建构政府、市场及社会协同共治的安置帮教体系。     

马克思主义“行政价值观”的中国化及其发展

马克思主义“行政价值观”以人类解放为本质,以社会公正、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为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行政价值观”在中国经历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化过程,在“效率”和“公平”的必经价值追求中获得科学认知和发展,最终以“中国梦”为价值导向推动行政价值观呈“公平”取向的上升趋势。     

保护性协商：半正式行政下的街头执法实践逻辑——基于武汉“城管”实践分析

在街头治理中,除了正式的执法队员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协管员群体。基于武汉市城管系统调研发现,协管员群体在街头执法中的积极行政,弥补了正式执法队员处于科层制约束的消极行政,协管员与摊贩在街头的日常互动中型塑了“保护性协商”机制。这一机制的型塑过程包括：执法的熟悉化场域环境使得双方对彼此行为有了稳定的预期;协管组织的特殊性使得街头裁量权更具复杂性,协管员采取有节制的权力实践;摊贩利用一系列策略掌握了街头治理的参与权。这一机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简约治理”传统在当下的延续,有效弥补了正式行政的不足,能够更为灵活地应对诸多城市管理工作的要求。     

“双轨政治”重构与村治结构创新——以湖北省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为例

中国乡村治理改革提高了基层治理行为的法治化、规范化程度,也给基层治理带来了新的困境。湖北省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通过重构“双轨政治”,有效解决了新一轮基层治理困境。以资源输入为契机,推动村民自治转型,进而激活村民自治的治理活力和治理能力。通过转变政府治理逻辑,培育社区自治组织,激活村庄社会资本,重视乡土社会的治理资源,为基层半正式治理方式让渡空间,进而提升国家与社会的协调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有效对接。     

习近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结构分析

战略布局是战略的一种结构形态,结构分析是理解和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个重要路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结构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从实际出发,以问题为导向,具有问题-解决结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围绕总目标展开的一套完整的目标体系结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具有全面-重点结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围绕战略目标展开的目标-手段结构体系。     

“婚姻株连”：理解农村光棍现象的一个框架 ——基于豫南Q村“光棍成窝”现象的调查

在婚姻株连”框架认为在当今经济不发达而传统文化比较浓郁的山区农村，在女方及女方父母掌控婚姻市场主动权的背景下，光棍被传统村庄认为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边缘群体的情况下，兄长在婚姻中的失败往往会通过经济、声誉和社会关系等方面株连到其家中还没有结婚的其他成员，也就是说，兄长的光棍身份必然会对未婚弟弟的婚姻造成不良影响，甚至可能使其未婚的弟弟也走上光棍的道路，从而一个家庭中出现不止一个光棍的情形，这种通过“婚姻株连”所造成的一个家庭中多个光棍的情形构成了当地人习以为常的“光棍成窝”现象。     

《庄子》求“真”意识的兴起及其“道”思想之滥觞——《齐物论》“真”义释叙之一

作为源自上古祭祀文化传统特殊概念的衍变,“真”在《庄子》书中的讨论,起于《齐物论》当叙事的思维框架从“人-天”模式向“物-天”模式转变之际所产生的困惑,进趋为“物化”过程中的“觉”--是为“物-天”世界的自我超越精神。《庄子》追问于“真”的思想讨论,展现了彼时学界对“天人”关系的一种新认识,同时也是催生其“道”思想发展的重大驱动因素。     

多元共治：“党建+电商”治理架构的实践与探索

随着我国电商经济的迅速发展,如何发挥党组织在商圈治理中的政治引领作用,宁波市海曙区望春街道在实践中逐渐探索出“党建+电商”的新模式。该模式架构体系的主要特征为：一是双网融合,即将原有的“服务型党建”和“网格化治理”融合为一个“网格化党建”;二是多元共治,即由新星商圈电商党委、党群服务中心、社团组织、电商企业、辖区单位、居民等“六类主体”,共治事务;三是党建引领,打造电商“和合文化”;四是创建了“1333”电商党建工作法,实行电商“微自治”;五是整合资源,组建起以“八大团队”为主干的服务联盟。     

王阳明“知行合一”之“五层”、“二天”、“两型”说

从良知宇宙整体来看,阳明的“知行合一”共可分为五个层面;而从其生成的过程来看,这五个层面又可以分为两个过程,或称为“二天说”：先天知行合一与后天知行合一;从“知行合一”产生的方式来看,又可分为“化生型知行合一”和“头脑躯干型知行合一”。于是,我们就有了“知行合一”的“五层说”、“二天说”和“两型说”。     

新三代家庭:农民家庭的市场嵌入与转型路径——兼论中国农村的发展型结构

家庭的现代化理论与理性化理论建构了传统扩大家庭向现代核心家庭转型的路径,但忽视了市场化对农村家庭的复杂影响。市场化打破了农民以"过日子"为核心的家庭再生产路径,并通过城市化目标的注入激活了农民家庭的功能维度。"新三代家庭"中父代家庭与子代家庭围绕共同的家庭目标形成了代际整合与功能聚焦,主要表现为"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隔代家庭"的抚育模式和依附子代的竞争模式,从而实现收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新三代家庭"属于功能性家庭,其内部化机制对家庭结构和伦理的再造改变了传统家庭的运行逻辑,形成了富有弹性的家庭形态。新三代家庭是农民进入和对接市场的媒介,构成了农村发展型社会结构的微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