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e issues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Economics Periodical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economics periodicals is a process of being well known, accepted and applied worldwide. It i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such as the Chines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level, the difficult extent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ransmission methods, self-quality, the extent of openness, and the size of international targets. In particular, transmission methods and self-quality are two controllable variables. Digitization can accelerat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Chinese economics periodicals in form. The essenc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economics periodicals is to make it an international periodical that can be possessed, shared and applied together all over the world. Only when the Chinese national features are integrat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an the Chinese economics periodicals really reach a higher level in its internationalization.     

关于创建英文版品牌期刊的几点思考

英文版期刊从语言方面打破了交流的障碍,加速了我国品牌期刊的创建。该文从品牌期刊的概念和期刊国际化角度论述了创建英文版期刊实现品牌期刊的发展之路, 并主要从期刊质量和稿源两方面,对创建英文版品牌科技期刊进行了分析和探索。     

浅议我国会计国际化进程

会计国际化是采用国际公认的会计原则、方法来处理和报告本国、本地区经济业务的过程，实质是会计准则的国际化。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化，实现会计国际化成为我国参与国际资本市场和企业实施跨国经营的客观要求。当前应该以会计政策国际化、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会计教育国际化等为重点，结合我国国情积极稳妥地加以推进。     

浙江争创应对气候变化“重要窗口”的机遇与路径

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共识业已形成,中国日渐成为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的大背景下,应对气候变化理应成为浙江建设“重要窗口”的核心组成部分。为此,浙江必须持续推进产业、能源和运输等领域的结构性减排,实现高质量碳达峰;采取超常规措施挖掘自然碳汇和人工碳汇潜力,尽早谋划碳中和实现路径;完善碳排放权和碳汇交易机制;建立健全气候治理的领导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为争创应对气候变化“重要窗口”提供制度保障。     

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策略选择

从货币国际化的意义出发,阐述了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的影响,并结合金融危机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发展态势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出了相应对策：应以渐进的方式从人民币逐步区域化,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最终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     

“山海协作”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创新与价值

“山海协作”是习近平关于区域协调发展重要论述的理论源泉之一,旨在推进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加强协同合作与共同发展,是促进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浙江探索。在实践中,“山海协作”突破了西方“资本逻辑”的援助模式,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征的“人本逻辑”帮扶模式。“山海协作”更加强调激发帮扶与被帮扶的“共同体”活力与内生主导发展潜力,形成蕴含外部赋能与内生动力培育的协同机制、“政府、市场与社会”多方参与的互动机制、激发优势与互助协作互利机制的区域双向驱动内生发展理论,丰富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实践的创新理论。     

浙江建设“重要窗口”的制度基础

浙江在以往跨越式发展中形成的诸多制度经验,不仅是浙江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的制度基础,而且对于全国乃至形成更具普遍价值的中国方案,推动全球治理,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它们包括但不限于：率先启动并深化拓展“最多跑一次”改革,形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制度体系;鼓励基层有序创新民主治理体制机制,深化“法治浙江”建设,建立完善与浙江高水平发展相适应的法治体系;主动适应现代治理新场景,全面转变治理理念,积极引入数字技术,构建整体智治的现代政府新形态;联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完善创新驱动的发展机制,强化经济社会发展引领机制,率先形成绿色、集约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新体系;高标准建设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形成公平有效可持续的民生保障体系;高水平推进“平安浙江”建设,“枫桥经验”推陈出新,“三治融合”全面开展,形成既稳定有序又充满活力的社会治理体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建设美丽浙江,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体制机制;探索建立中心城市辐射带动的治理机制,建立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实施“山海协作”机制,形成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体系;着力提升文化软实力,推进“文化浙江”建设,形成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     

“一带一路”国家经济联动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贸易传导渠道,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联动效应进行研究,同时也进行分时段子样本分析。研究发现：双边贸易强度并没有显著促进“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经济联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财政政策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外汇储备、货币政策及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等影响有限。“一带一路”国家应积极构建多元化的贸易合作体系,提高宏观经济政策透明度,实现经济共同繁荣。     

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本土化与国际化——以中欧知识产权问题为视角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本土化与国际化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关系的争论。欧盟与中国各自的知识产权保护在面临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挑战中有着自身不同的经济发展条件、历史背景和现实状况,在推进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过程中,如何在遵守国际体制的基础上协调和平衡国内制度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从“分体”到“分层”：中国特色贿赂犯罪罪名体系的历史嬗变与时代跨越

贿赂犯罪罪名体系与治理结构的构建，是“中国式”腐败治理理念、智慧、资源与立法技术的结晶。中国特色罪名体系的发展，始终围绕扩张犯罪主体类型而展开，形成了“分体式”发展模式，却忽视了对行为类型的重新识别、拓展以及规制对象的有效性等问题。在“分体式”罪名体系中，贿赂犯罪的治理结构以对价关系为基础设定罪名结构；以结果本位为基础设定评价基准；以差异化治理策略为基础设定配刑原则。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对罪名体系建设原理的代际更新提出了全新要求：在体系建构基础上，应当实现由单一“分体式”立法向“分体+分层”立法的转型，引入行为类型的立法导向；在要件设定基础上，实现从以对价关系为中心向以公权伦理为基础转向的完善；在犯罪治理结构上，实现从“差异式”治理走向“全链条式”“同一性”治理的更新。     

《清帝逊位诏书》的“中国观”探析

《清帝逊位诏书》的颁布虽意味着清朝统治的终结，但其中“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一句所表述的“中国观”，不但继承了《大义觉迷录》的“中国”认同与“民族”认同，而且在维护清朝领土完整的同时，更从法理层面赋予了“中华民国”承继这一领土的合法性。这对此后中国人的“中国认同”以及“中华民族”认识产生了重要影响。唯此，所有中国版图内的人民对于自身“中国人”的定位，开始成为无须赘言的自明前提，《清帝逊位诏书》的重要历史意义由此凸显。     

跨国公司中国员工的跨文化胜任力研究——“走出去”与“走进来”企业间的比较

作为企业国际化经营关键因素的员工跨文化胜任力及其培养是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运用深度访谈法探讨了跨国公司中国员工的跨文化胜任力以及在“走进来”外国企业和“走出去”中国企业两种跨文化情境下的差异.基于访谈结果,本文发现“走出去”与“走进来”跨国公司中的中国员工的岗位任务存在巨大差异,从而面临着不同的跨文化胜任力要求,并进一步从跨文化知识、经验、技能、能力和自我概念与动机五个方面分析了两者间的差异;同时本文发现企业提升中国员工跨文化胜任力的4种方法.本文研究成果补充了前人的研究,丰富了跨国经营的理论并对新兴国家跨国公司员工的跨文化胜任力培养有指导意义.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窗口”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首创，是浙江省奋力打造“重要窗口”的必由之路。在实现绿色主导、生态优先、环境美丽、资源高效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进程中，浙江省始终“以更高的标准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以更大的范围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以更强的力度推进资源高效利用、以更广的视野推进美丽城乡建设、以更大的力度推进生态科技创新、以更严的要求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为主要抓手，旨在打造以“生态经济主导化、生态环境景观化、自然资源循环化、全省一体化大花园、绿色科技创新自主化、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化”为主要表征的“重要窗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窗口”是“理论、实践、制度”三位一体的硕果体系，充分彰显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浙江“重要窗口”建设对红色基因的传承和发展探析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浙江要“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要更好地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需要分析红色基因与建设“重要窗口”的内在联系,回顾浙江传承红色基因的实践之路,激活红色基因以指引“重要窗口”建设。只有继承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才能更好地解放思想、打开思路、以新迎新、革新立新。只有继承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才能开好顶风船,不断攻坚克难、乘势而上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只有继承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才能不断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率先实现从“事”到“制”和“治”的转变。     

试论人民币升值的原因、影响及其国际化

金融危机以来,在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和国内因素的交互影响下,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大。人民币升值将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产生深远影响,这一趋势将推动人民币走向国际化,并使其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进一步增强。人民币走向国际化能增强我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有利于维护我国的贸易平衡和汇率稳定。但国际化进程还需要很长的时期,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提升,进一步完善金融体制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论土地经营权行使中的“承包方同意”规则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3条、第46条和第47条分别规定了“投资改良土壤”“再流转”和“融资担保”情形下土地经营权人须征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同意的“承包方同意”规则。法理逻辑上,“承包方同意”规则乃是平衡与协调农地保障功能与市场功能冲突的法技术,亦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管理权能”的行使方式之一。规范属性上,其既非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违之亦不构成无权处分,而属于私权限制性规范,目的在于不同私权利益关系对抗和竞争下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权益的优先保护。司法适用上,应区分投资改良行为与再流转两类不同情形,对于违反“承包方同意”规则的行为,承包方可通过自主意志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后果或在对抗力层面获得优先保护。     

中国高水平参与DEPA的关键领域与路径选择

申请加入DEPA不仅是中国主动参与全球数字治理的“先手棋”,更是深化国内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的关键决策,有助于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推动数字经济由产业创新驱动转向更多依赖技术创新、制度创新驱动的新阶段,中国可重点在数据流动、数字技术、数字产品、数字创新和网络安全五大领域主动对接DEPA协定要求;进一步地,系统化构建以数字自由贸易港为核心,以数字营商环境示范区为抓手、以数字经济产业先行区为重点、以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区为纽带、以数字经济创新试验区为动能的“一港四区”格局,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开放发展、创新发展。     

WTO与法律趋同化问题浅议

世界各国法律存在差异是历史的必然 ,但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 ,各国法律的国际化、趋同化成为一种客观发展的趋势。WTO的成立和发展及其一系列规则和机制为这种趋同创造了可能。中国在加入WTO之后 ,必须尽快制定、修改和完善自己的法律以便与国际接轨 ,走法律趋同化道路。     

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唯物史观研究范式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毕生最为重要的发现,它是马克思分析社会经济问题的重要“武器”,也是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范式。在对“经济事实”进行经验抽象的古典范式和对“经济行为”展开主体想象的思辨范式的积极扬弃中,马克思确立了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并借此展开了对“物质的生活关系”的科学解剖。以唯物史观为内在思维方式,马克思科学地确定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任务,并深刻回应了困扰人类已久的“历史之谜”。由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才堪称“一门历史的科学”,马克思“历史科学家”的称号也才名副其实。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继续秉承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立足“中国大地”,以当代“中国事实”为逻辑起点;解释“中国道路”,以回应“中国问题”为理论任务;体现“中国特色”,以“社会主义”为发展原则;服务“中国人民”,以引领“时代潮流”为责任担当。以此为基础,“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浙江省新型政商关系“亲清指数”研究

“亲”“清”是新型政商关系的核心内容，而政商关系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关键性环节，因此对新型政商关系的测度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浙江省11个地市为样本，从“亲”“清”两个维度出发，构建了包含服务力、支持力、企业活跃度、亲近感知度、政府廉洁度、政府透明度及廉洁感知度7个方面的新型政商关系“亲清指数”测度体系，运用功效系数法对浙江11个地市2018年政商关系构建水平进行测量。测度结果表明，浙江省11个地市新型政商关系构建总体情况较好，但呈现出地市区分度较强、差异性较为明显的特征，据此从提升政府对企业的服务力、支持力，打造廉洁政府、透明政府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