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主迁延入务案

宋代《名公书判清明集·户婚门·取赎》卷九记载了下面这个案件:孙知县去年十二月间就一起民事案件做出判词,判令阿龙在务开,即官府开始审理有关田宅、婚姻、债负、地租等民事案件的时候,可以收赎曾经典卖给赵端的田地。那么,赵端就自然应该遵照县法司的判令,及时退赎,但现在他却以要施工耕种作为推辞。在本官看来,豪强处心积虑想要图谋平民百姓的田业时,都是这样使用计谋的。当务开的时候,就拖延时日,百般推托,有的说是当时签订的契书找不到了,有的说是能做主的家长出门还没有回来。等到民户告到官府,又使用各种方法和借口拖延时间,不到官…     

知识产权“入典”的思考

知识产权的权利本质为私权,为民事权利体系之组成部分,属于民法保护范畴。但知识产权具有多元属性,知识产权法具有综合性、开放性和易变性等特征,因此将知识产权单行法整体纳入民法典的思路不可取。民法典可以在民事权利客体的规定中涵括知识产权保护客体,并以此为链接点外挂知识产权各单行法。在定义知识产权客体范围时,要充分考虑知识产权权利体系的结构现状,适度进行前瞻。立法技巧上,需要在保证客体识别具象性的同时,以概括提炼方式维持客体的开放性。     

郑州“让座”事件中的情理法

正最近,在河南郑州的一辆公交车上,一名老人突然倒地猝死。车上乘客称,之前老人曾因让座问题与一名小伙子发生争执并动手打了小伙子4个耳光。老人的家属称老人患有心脏病。因小伙子不让座生气猝死究竟是谁之过?其中的情理法须辨析。先说情。由于此前曾有年轻人因拒绝让座而被老年人暴打的新闻见诸报端,引发公众愤怒。因此,一些人     

全国首例“高考作弊入刑案”

2016年高考前夕,河南省许昌市两名高三学生,因找人替自己参加2016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粪专业考试,被法院以代替考试罪单处每人罚金1万元.针对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枪手替考”现象,2015年11月1日实行的《刑法修正案(九)》新增了代替考试罪.虽然”替考入刑”,仍有考生挺而走险.专家建议,在“考试作弊入刑”之外,制定相应的考试法,不断提升国家考试的法治水平.两高三学生被判代替考试罪2015年12月19日是河南省2016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时间,许昌市某学校高三学生孙某、赵某自感自己的美术功底不太扎实,担心这次考试过不了本科录取线.     

知识产权客体的概念之争与理论澄清——兼论知识产权的“入典”模式

在诉诸于感官的"无形财产"、关注创造过程的"智力成果",以及关注创造结果的"知识产品"、"信息"、"符号"等统合知识产权客体的术语中,"知识产品"一词不仅体现了权利客体与权利本身在术语上的对应性,还强调了这类财产的非物质性和经济属性。作为一种在法律上有财产价值、有"构"无"质"的精神产品,知识产品既区别于包括自然力在内的有体物,又不同于作为客体的权利这类无体物。由于知识产权客体的特殊性,在民法典中规定知识产权时,宜采用有保留的纳入式:即将知识产权与其他民事权利的共性规定于民法典总则之中,将知识产权与其他财产权的共性规定于财产法总则的一般规定中,并且在财产法总则中设定"知识产权的一般规定",重点在于描述知识产权制度与其他财产权制度不同之处。     

“典”与“当”不同

《四川审判》1999年第6期刊登了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余卿海先生撰写的《是合同诈骗罪，还是贷款诈骗罪?》一文．介绍了被告人石刚于1998年4月以生意上需用车为由，以每天每车400元的租金租用泸州市江阳区鑫和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两辆桑塔拉轿车(车主为该公司经理王俊波)，此后，被告人石刚以帮忙外事为由骗取车主身份证复印件、私刻车主印章、伪造车主授权委托书，将从车主处租赁的两部轿车典当给泸州市天一典当行，获典当金16万元，用于还债和挥霍。经鉴定，两辆轿车价值共计24．4万元。被告人构成合同诈骗罪。     

电脑天才酿出“木马入刑”第一案

2011年6月20日，北京市丰台区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木马病毒”案，涉案的7人分别各自领刑。让人震惊的是，编写“木马病毒”的竟是广东某中学一名成绩优异的在校生吴海波。他因“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并处罚金2800元。“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是刑法修正案（七）新规定的罪名，吴海波成为全国该罪名的领刑第一人。在庭审现场。吴海波的父亲及哥哥泪流满面。他们绝想不到承载着全家人希翼与梦想的吴海波会误入歧途……     

婚内强奸能否入罪——从“王卫明”案进行解读

婚内强奸能否入罪,这一问题从“王卫明”案开始逐渐进入人们的视角,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这一问题在理论界和实践界至今没有定论,并且“婚姻法”也未出台相关修正案来解决这一争议.本文正是试从“王卫明”案出发,以法理分析的方法得出目前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丈夫强行与妻子同居的行为不构成强奸罪这一结论,并提出相关的法律救济或立法完善来解决婚内强奸入罪的问题.     

从“醉拳案”看故意伤害致入死亡和过失致入死亡的界定

2004年12月8日晚，成都市某重点大学发生一起悲剧，两名大四学生——邓某和张某饮酒后发生口角，邓某向张某头部打了一拳，张某随即倒地昏迷。因脑基底部血管畸形破裂出血，并发支气管肺炎及心肌炎，张某于2004年12月11日死亡。2005年8月8日，法院以邓某犯故意伤害罪，一审判处邓某有期徒刑七年。     

浅析美国最高法院宪法裁决中的平衡解释模式——由“赫勒案”谈起

平衡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直所采用的一种解释模式。这一解释模式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早期平衡的司法实践;20世纪初平衡理论的形成;1937年后平衡解释模式的勃兴。平衡解释已经大量运用于宪法商业条款、第一修正案、第十四修正案和隐私权等相关宪法诉讼中,成为法律实用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宪法非原旨论解释模式的重要代表,是诠释"活的宪法"的重要理论工具。在2008年的"赫勒案"的异议中,大法官布雷耶再次使用了利益平衡的分析方法,将其进一步扩大到宪法第二修正案领域。     

留学生群殴案,“入乡随法”很重要

最近,在美国洛杉矶地区引发震撼的中国留学生绑架案进入庭审聆讯阶段,10名涉案被告中国留学生中有6名到案出庭(其中3人未成年),另4人仍然在逃.案件本身性质恶劣且触目惊心:介于成年人、未成年人之间的10名被告人对身为同胞、同学的受害人施加长达数个小时的伤害,且将施暴过程摄影、录像,事后更试图威逼被害人,将罪责栽赃他人.而其中一名被告人的家长更因试图贿赂证人被捕,为这起本已十分轰动的案件更添“作料”.     

没有“闲职务”只有“闲制度”

42岁的黄庆玖在乡镇基层干了一二十年，工资低，升职无望直至无欲。最终，他选择成为湖南永州市零陵区畜牧局一个没有具体职务的工作人员。同时，他在零陵区石山脚乡承包了200多亩农田，成为了一名带职的“种田大户”。（5月23日《潇湘晨报》）黄庆玖“带职种田”呈现了公务员的另一面，工资低、升职无望，人到中年经济压力开始显现，购房负债、孩子上学花费，个人的追求不得不转向为家庭而奋斗。在前途开始式微之时，他选择了“钱途”，放弃了职务。公务员的身份解决不了个人的所有问题，但是体制内条件优越又不免让人羡慕：领着财政的银子，干着自己的事。     

扶贫务治“官场秀”

进入新世纪,党和国家颁布了《2000年-2010年扶贫开发工作纲要》,针对贫困地区开展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作,这无疑是一项造福贫困地区的“民心工程”。但令人担忧的是,目前在农村扶贫工作中有一些“官场作秀”现象。如“数字秀”。有的贫困地区扶贫项目不多,扶贫效益不高,却在汇报总结时大做数字“技术处理”,想办法把人均纯收入加上去,把贫困发生率降下来,以此捞取政绩。又如“工程秀”。一些贫困地区不搞体现贫困群众根本利益、有可持续发展意义和典型示范作用的精品工程,却搞一些仅限路边道旁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广东“狱务公开”的做法

洪炎江在广东监狱学会会刊《南奥监狱》2005年3月30日总第6期上撰文《公正执法：监狱工作的灵魂》说，“公开”是监狱工作法制化的关键环节。而狱务公开是公正执法主题中的应有之义。推行狱务公开不是监狱对处于弱势地位的罪犯的恩赐。而是实现监狱公正执法的客观要求。对于尊重和满足罪犯的知情权，消除罪犯及其亲属对监狱执法的偏见和抵触情绪，保障罪犯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社会各界了解和监督监狱执法的重要途径。     

“嘉利来”案与政府公权力——“嘉利来”案的蹊跷之处

《法人》2006年第四期文章《谁在吞食“嘉利来”》曾对近期备受关注的“嘉利来“案进行报道。     

我国证券群体诉讼实践形式的理论分析——“大庆联谊案”、“银广夏案”、“东方电子案”诉讼形式比较

在证券民事侵权领域,相关司法解释虽然禁止以代表人诉讼形式立案,但实际上允许在审理中推选代表人。在近年我国证券群体诉讼实践中,共同点是以单一诉讼或共同诉讼立案,但在诉讼中均适用合并审理;这些案件,既有代表人出现,也有程度不同的统一裁判的努力与结局,其中的"东方电子案",因其在起诉时人数不确定,法官依职权启动了合并审理,探索性适用典型诉讼,统一赔偿标准与结案方式,从而表现出与英国加入制集团诉讼更接近的特征,产生了较理想的审判效果,但其代表人与集团律师的缺失也使集团诉讼的制度功能受到限制。我国证券群体诉讼实践表明集团诉讼在证券民事侵权领域应尽快放行。     

谈检察权对“立法案”的监督——从“胡斌案”到交通肇事后报警不算自首的“立法案”

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由于对“立法案”监督的缺失，只能通过个案监督的形式对有缺陷的“立法案”进行监督，无法做到事前监督与案件监督的合理结合，建立健全检察机关对“立法案”的监督不仅必要而且意义重大。     

北魏“殴主伤胎”案中的司法适用问题探析

在北魏刘辉殴主伤胎案的司法过程中,灵太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曾试图干涉本案的司法运作,提出从重处罚刘辉、容妃、慧猛及其兄长等五名当事人。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灵太后为提高本阶层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和权利的改革意识,另一方面,灵太后为女性群体所作出的努力是有限的。其背后因素是复杂的:既在于法律儒家化所呼应的是北魏的政治制度特征与汉化需要,也与鲜卑女性传统的演变有所关联。另外,导致这出皇室婚姻悲剧的原因,除了妇女史学者所强调的男尊女卑、夫尊妻卑倾向,与家庭史所关注的家庭成员角色塑造、夫妻二人的脾气秉性均有关联。这提醒我们,在解读传统中国的法律案件时,除了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去关注传统法制中的制度性盲点,也需要规避女尊男卑的潜在倾向。我们所追求的良法之治,不应当是绝对对抗的性别主义。女性主义的视角将为中国法律史研究提供怎样的研究路径和思考范式,尚需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