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法律在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中的作用

法律是构建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中的重要工具,《联合国宪章》中有关集体安全的规定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集体安全体制的成功。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集体安全法即在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第2条第4款)的基础上,对和平的威胁、违反或侵略行为采取行动的强制规范(第7章措施)。在充分吸取国联集体安全失败教训的基础上,《联合国宪章》不仅使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的政治基础法律化,同时又给予集体安全体制以更多的法律特征。体现各国政治意愿的国家利益与法并非完全矛盾,《联合国宪章》对于武力使用的严格限制正是法维护国际社会每一个成员国家利益的重要反映,集体安全体制中既有法律规则、也体现了政治现实。尽管现存集体安全体制还存在法规不完善等问题,但实践的发展明确要求法律作用的强化,以推动联合国改革朝着更加规则化的方向发展。     

2004年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的回顾与展望

二战后的联合国是为“免除后世再遭当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指两次世界大战)"而建立的。《联合国宪章》(以下简称《宪章》)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列为其首要宗旨,其第 1 条规定:“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并消除和平面临的威胁,制止侵略或其他破坏和平的行为;以和平方式并依照国际法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的争端或情势。”《宪章》强调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权威性,规定只有安理会有权采取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一切必要强制措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且强调只有所有非军事手段被证…     

从国际格局角度透视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之争

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一场谋求21世纪国际格局主导权的斗争正围绕着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激烈进行。围绕安理会改革,国际社会大致划分为联合国秘书长及其工作团队、“四国集团”、“团结谋共识”、非洲联盟、美国、中国与俄罗斯等几大力量,彼此之间既有共识与合作,又有斗争与较量,其实质则是谋求21世纪国际格局的主导权。中俄协调安理会改革立场的目的是构筑国际新格局。安理会是当今国际格局的主要载体,安理会改革的实质是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安理会改革之争反映了国际社会不同力量之间对当前与未来国际格局的不同看法。     

联合国的改革

对联合国进行改革,这是国际社会达成的普遍共识。其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安理会的改革,以及维和行动、经济与社会发展、联合国的民主化等诸多方面。本文还对如何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联合国提出了建议。     

联合国的发展与改革

本文主要从国际组织与国际法的角度 ,探讨联合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与改革问题。笔者认为 ,5 0多年来联合国在其会员国的普遍性、机构设置与职权范围等方面均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但另一方面 ,联合国由于其自身的发展以及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 ,现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和弊端。因此 ,改革已成为世纪之交联合国所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     

联合国不会走向消亡——伊战后联合国命运探析

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所体现出的单边主义使有些人对联合国的前途产生了怀疑.然而从当前的国际格局和联合国自身作用的角度来看,联合国的作用目前虽然可能会弱化,但它不会走向消亡,其作用在未来将会日益显著.     

联合国人道主义干涉的法律思考

20世纪末以来出现了不同于19世纪单方面人道主义干涉的干涉行动,即以安理会为主导的联合国人道主义干涉,其合法性依据主要在于对宪章第39条的合理解释,其在实践中面临的安理会授权难题也可以通过安理会改革的方式获得解决。     

中立与集体安全体制

中立足国际法上调整交战国与非交战国关系的历史悠久的制度。国际社会的集体安全体制建立以来,产生了中立制度行将过时的观点。但这种观点是缺乏说服力的。从本质上讲,集体安全体制是限制甚至否定中立的,但是,由于现代国际社会的集体安全体制还远未完善,因而给中立留下了广泛的余地。根据现行国际法,在集体安全体制之外,应当维持绝对中立,而在集体安全体制之内,应当维持有条件中立。这种有条件中立具有有限性、优先性、免资性三项重要特征。     

论后冷战时期联合国否决权的改革

联合国宪章赋予五大国的否决权是二战后大国最终妥协的结果,多年来,这一制度一直对联合国安理会的决策过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格局发生变化,否决权的基础也相应改变,其改革势在必行,国际关系的变化也使得这项改革具有可行性.使安理会的决策更为合理以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是衡量各种改革方法的标准.     

作用与缺陷:论朝鲜战争中的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

朝鲜战争是对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一次重要的检验。在朝鲜战争中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在形式上羁束了武力使用,有限地抑制了作战行为,并部分地凝聚了和平因素,对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作用也十分有限,在这场战争中,其既未能阻却武力滥用,也未能履行好对联合国军的指挥之责,还没能保持客观中立和彻底解决争端。这折射出其制度上固有缺陷:情势断定的依据不够明确,安理会决策程序不够合理,安理会决议执行缺乏保障,战后法律规制的制度缺失。     

安理会的扩大与《联合国宪章》的修改 --法律角度的修宪程序分析

安理会的扩大须经过对《宪章》的修改才能完成。在《宪章》规定的两种修宪程序中,第108条模式”是目前修宪时最可能采用的模式。即首先联大通过修正案决议,然后交由会员国批准。操作中,每个步骤又可以有“一揽子”或“分项”的不同处理,因而产生出可以选择的操作步骤组合。目前各方对安理会扩大方案的最大争议在于,是否增加常任理事国。增常与否两种选择在争取《宪章》修改的操作层面也存在不同。对于追求“增常”的方案,最有效的程序选择是:在联大讨论阶段,采取分项讨论和分别通过决议的方式(第一个决议确立增加常任理事国;第二个再确定新增者名单);在批准阶段寻求一揽子的批准。对于支持和反对者,第一个决议能否通过是成败的关键。     

日本谋求常任理事国进程中的ODA外交

冷战结束后的10年间,日本0DA的金额每年都位居世界第一,日本以此作为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重要外交手段,这一阶段日本的0DA也从以谋求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转变为更重视政治利益的外交手段.     

论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所面临的问题

《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集体安全体系与国际联盟的有关规定相比,有着意义深远的进步。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宪章的设想暴露出了这样那样的缺陷,从而使得执行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职能面临一系列问题：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的政治基础不稳,使得集体安全体系赖以存在的“大国一致”原则难以得到实现;对行使集体强制行动的法律前提缺乏权威性的统一解释;联合国集体强制军事行动所需军队无法建立,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缺乏应有的法律规范。对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进行分析,有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完善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使之对人类的和平与安全发挥更大的作用     

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实施推进我国反商业贿赂法治

在经济全球化与网络国际化迅猛发展的21世纪,控制商业贿赂必须采取综合性的法治措施。我国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我国推进反腐败领域的国际法治的积极行动,也是我国推进反商业贿赂领域法治的重要措施。作为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国家,按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采取综合性的措施推进我国反商业贿赂的法治,不仅是我国履行公约义务开展反商业贿赂的责任,也是高效而有力地预防和打击商业贿赂的必然要求。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实施开展我国反商业贿赂法治建设,将有力促进反商业贿赂领域国际法治与中国法治的良性互动。     

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我国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的完善

中国已成为腐败犯罪资金的重大流出国,大量腐败犯罪资金流向国外,直接威胁着国家的金融秩序和经济安全。2003年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在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以下简称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方面提出了比较完善的针对性的措施,跟《公约》相比, 我国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本文试从我国境外追缴腐败犯罪所得国际合作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完善展开论述。     

论联合国在推动海洋环境保护国际合作方面的作用

海洋环境保护离不开国际合作,其中联合国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联合国不仅为海洋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提供了法律框架,还积极致力于各项制度和措施的落实,推动海洋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在各个领域的发展.同时联合国通过机制的完善,为各国参与海洋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的进程提供了体制保障.对此我国应认真加以研究,以便更好地运用联合国提供的资源,在参与海洋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的过程中维护我国的海洋环境权益.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法律制度探析

2006年3月15日,第60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设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取代已运行60年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作为联大权力之下的指导和协调联合国人权活动的机关,新的人权理事会在其职权范围、法律机制和执行能力等方面都体现了对其前身——人权委员会的扬弃。特别是“普遍定期审查”机制的创建和建议权的行使等,可以使人权理事会更好地发挥作用。我国应继续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各项规则的制定,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一道,推动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