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强奸盾牌条款”评析

从20世纪70年代起,"强奸盾牌条款"的立法运动开始席卷全美。该运动宣告了美国司法传统中对于强奸案被害人过往性品行证据推定适用的终结。它有效地保障了被害人的性隐私。然而,立法上近似于"一刀切"的排除适用却在不同程度上侵犯了被告人基于宪法所享有的辩护权利。因此,美国各州司法机关通过对"强奸盾牌条款"的遵守、变通甚至抵制,在司法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新的有关被害人过往性品行证据的适用规则。这一过程中,司法机关通过判例法实现了对被害人性隐私和被告人辩护权利的平衡保障。从法律文化视角来看,传统的被害人性品行证据规则的形成与美国文化中的基督教情节和性别歧视密切相关,而新的证据规则的确立则与女权主义兴起的文化背景和其特殊的判例法传统不可分割。     

美国行政证据的可采性——兼论我国相关规则的建构

美国行政证据的可采性标准具有多元性,其具体规则主次分明、相互关联,呈现出花开多枝、多姿多态的总体表征.我国行政证据可采性规则的独立建构应放弃建立单一标准的思路,而应当多层次立法,尝试具体规定以相对人主观因素为证明对象的证据排除规则、传闻证据排除规则、案卷排他性原则和品格证据排除规则在一定范围内的适用,以确立灵活多元的可...     

美国行政证据的可采性——兼论我国相关规则的建构

美国行政证据的可采性标准具有多元性,其具体规则主次分明、相互关联,呈现出花开多枝、多姿多态的总体表征。我国行政证据可采性规则的独立建构应放弃建立单一标准的思路,而应当多层次立法,尝试具体规定以相对人主观因素为证明对象的证据排除规则、传闻证据排除规则、案卷排他性原则和品格证据排除规则在一定范围内的适用,以确立灵活多元的可采性标准。     

美国法中基于品格证据的证人弹劾

证人弹劾是对抗制司法证明程序中的重要环节,为诉讼方盘查对方证人或敌意证人的可信性提供了合法手段,也为事实认定者合理评价言词证据的证明力提供了程序保障。影响证人证言品质的因素是多元的,因此存在多种弹劾方法,其中"以品格证据弹劾证人"因涉及到品格证据的特殊可采性规则而需特别关注。美国证据法允许使用证人的不诚实品性来攻击证人证言的可信性,这是进行"证明价值Vs危险性"权衡的结果。证明品性的具体方法受到法律规制:允许使用名声和意见证言证明不诚实品性,但以具体行为或先前定罪记录证明不诚实品性则受到严格限制。美国证据法中以品性弹劾证人可信性的规则,对于我国证据制度改革,尤其是未来我国证人弹劾规则的创设具有借鉴意义。     

我国应建立民事品格证据规则

民事品格证据以排除为原则,以适用为例外的规则是我国完整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于我国民事品格证据相关规定缺失而导致实践中对品格证据滥用以及各国对品格证据规则持相对允许态度的前提下,我国有建立民事品格证据的必要性;随着两大法系的证据制度的相互借鉴和相互融合以及我国司法实践中一些具体的证据规则的出现,证明我国有建立民事品格证据规则的可行性。     

“不得作为定案根据”条款的学理解析

由于我国的刑事证据立法及司法解释欠缺指导理论,在立法和司法解释制定过程中也未能清晰界定基本的证据法概念,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中将各类不同的证据规则都以"不得作为定案根据"条款的形式进行规范。从证据法理上可将我国的"不得作为定案根据"条款大致分为四类,即狭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据的客观性保障规则、证明力评价规则、严格证明规则。对于这四类规则,要分别从法理出发探讨其合理性及适用问题。对于狭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说,要对其进行合理的解释,以典型案例等有效方式对其实践适用进行指引;对于证据的客观性保障规则来说,要使其具有必要的灵活性,并改变其适用方式;对于证明力评价规则来说,那些对法官采信证据形成不当限制的规则要根据具体情况谨慎适用;对于严格证明规则来说,要将严格证明解释为一个独立的成为定案根据的条件,并且完善举证质证方式、心证公开等配套措施。     

被害人品格证据研究

随着品格证据研究的日益深入,被告人、证人品格证据已经有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但是被害人品格证据目前在理论界和立法上都还是空白,亟待深入探究。本文首先阐述了被害人品格证据的定义、使用前提等基本内容,然后针对整个品格证据的共性问题相关性进行论述,进而提出被害人品格证据具有独特的相关性并对被害人品格证据存在的价值予以分析。     

品格证据在性骚扰民事案件中的运用——美国的立法、判例及启示

美国近年来在“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害妇女利益”的社会政策的影响下，品格证据的使用规则在立法方面出现了向受害人一方倾斜的趋势：在性骚扰民事案件中禁止使用受害人的品格证据，允许使用加害人的品格证据。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11—415条确定的品格证据使用规则通过判例法进一步精细化，力图在维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平衡原、被告双方的力量对比关系。我国在对待性骚扰案件中的品格证据的问题上，也可借鉴美国的经验。品格证据的使用应当严格贯彻“关联性”、“相似性”、“有限性”原则，同时应加强品格证据使用的程序保障制度的建设。     

中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制与适用比较研究——兼析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第一案”

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涵是,警察在调查取证时,如果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免于非法搜查）、第五修正案（不得自证其罪）以及第六修正案（获得律师帮助）所保障的宪法基本权利,获得的证据将不会被法院所采用。美国法院还进一步创设了“毒树之果”、“米兰达规则”以及相应限制规则,实现了对该规则的双向规制。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以成文法形式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立法层面来看,我国并没有完全吸收其宪法基本权利的保障内涵;从适用层面来看,我国法院适用得当,但是说理不足,使该规则并不具有法定可预期性。加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宪法理论研究是更好实施该规则的前提。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虚化与实化——以法律实用主义为指导的证据排除规则的出路

非法证据规则本身是作为刑事诉讼中限制国家权力而设计的实体性/程序性规则,其目的是为了调整侦控权力与被告人权利之间过于失衡的对比关系,从而达到被告人权利保障之目的.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述目的实现效果如何,司法中心主义或者审判中心主义的制度设计至关重要.在美国,证据排除规则基本运作良好,这有赖于上述权力/权利构架的有序及稳定.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却呈现出与制度设计者预期不符的消极现象.这其中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度设计方面存在缺失的因素,包括对非法证据"违法手段"界定模糊,以及上述缺失都与其背后的支撑性理论—审判中心主义及控辩平衡原理有着直接的勾连.因此,应当结合/溯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运作失灵表象背后的制度设计及支撑性理论,以法律实用主义为指导原则确立我国行之有效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谈在刑事诉讼中的品格证据

品格证据可分为被告人品格证据、被害人品格证据和证人品格证据三种。司法实践中,品格证据常被使用,但其运用有着非法定证据,存在关联性障碍,易导致司法不公,易产生证据失衡,调查制度不完善等诸多尴尬,故需要就其适用范围、应用规则进行规范。     

论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

由于实体构成性规则和程序保障性规则的匮乏,我国尚未实质性确立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考察域外该规则的发展历程,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应是其基本功能,遏制非法取证是其表象功能。厘清"实物证据"的范围、"非法"与"排除"的关系,是规则构建的实体性要件;合理设置启动模式和司法审查程序,是规则构建的程序性规范;被扣押人的权利设置和刑事被害人的救济,是规则构建的保护机制。     

被害人作证及其陈述的运用

201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斯特劳斯.卡恩性侵案经过长达3个月诉讼后被撤销,凸显了被害人作证及其陈述证据效力的特殊性。被害人和证人虽然都"身临其境",目睹了犯罪事实的发生过程,但被害人还"身受其害",这决定了被害人作证与证人作证既有共同点又存在许多重大差异,二者不能混同。被害人的当事性要求立法从作证适格性、传闻证据规则、意见证据规则、任意性规则、关联性规则及合法性规则六个方面对被害人陈述的证据能力进行合理限制;同时规定被害人陈述原则上不能作为定罪的唯一根据,其证明力需要补强。     

论我国价值选择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项证据规则,该规则突出反映了法律在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冲突中的价值选择。各国对该规则采取不同的适用模式体现着不同的价值选择,而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适用模式和设置程序也应当以价值选择为基础。本文通过对该规则进行价值分析,旨在为我国建立兼顾平衡各种价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供理论研究。     

被害人陈述之比较研究

被害人陈述作为我国一类独立的刑事证据 ,它与美国被害人影响陈述截然不同 ,也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及证人证言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 ,既有利于正确揭示被害人陈述的特征 ,合理界定它在未来刑事证据立法中的地位 ,也可以借鉴美国被害人影响陈述制度 ,加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人权保障。     

美国法院“刺破公司面纱”考量因素之实证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产生于美国衡平理念和判例实践的"刺破公司面纱"规则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对公司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失衡进行了救济,但由于该规则适用的严格性和无规则性,在公司法领域,"刺破公司面纱"规则仍然是其诞生一个世纪以来最令人费解的规则之一。我国现行《公司法》尽管规定了"刺破公司面纱"规则,但如何正确理解和妥善适用这一规则仍然是困惑我国理论界和司法界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实证研究为视角,在对美国法院"刺破公司面纱"规则的考量因素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在建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应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的同时,还就将来的司法解释的若干内容提出了建议。     

品格证据规则的反思与重构

排除品格证据存在价值与事实的理由,由于品格证据立基于现代心理学的人格一行为理论,事实理由往往被忽视,但社会建构论心理学秉持的人格的建构性解构了这一理论.品格证据应该以社会建构论心理学为理论基础,并以向善的建构作为品格证据规则的建构理念,以品格原则上无相关性、但行为人的好品格具有相关性而坏品格不具有相关性作为建构原则.品格证据排除规则具有重大的法治价值,应该慎重对待当前品格证据运用的扩张之势.     

对品格证据的一点思考

在我国大陆地区品格证据的适用情况不容乐观,法律条文没有明确规定证据种类有品格证据,但是从英美国家可以看到品格证据的适用,尤其是有宗教信仰的国家里对品格证据的适用是不反对的,甚至可以在条文和案列中找到其功能的光芒,但是我国一直对品格证据的适用不反对也不明文规定,我国视为域外的法律现象,文章将结合现状提出品格证据的适用要素和品格证据的作用,以期达到对品格证据有一个更好的科学认识。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刍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民事诉讼中对诉讼价值的衡平以及人权的保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应当加以一定的限制 ,其判断标准是 :重大违法性、利益衡量性。在我国民事证据立法中 ,应当就陷阱取证、偷拍偷录、私人侦探、测谎证据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适用中经常涉及到的问题加以规定     

谈对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认识、理解与适用——以修正《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吸纳了2010年7月1日两高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内容,意味着中国刑事法律正式确立了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笔者认为,对我国所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尚有一个认识和理解过程,其适用应该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以更加完善的排除程序确保该规则正确实施,保障司法公正。一、正确认识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我国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非法证据并非广义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