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未成年人逮捕制度

当前我国对未成年人适用逮捕的立法规定过于原则,面对未成年人犯罪高发的态势,逮捕率居高不下。未成年人逮捕制度的建构应立足于程序保障原则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要实现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其证据要件、罪行要件和逮捕必要性要件都应有别于对成年人的逮捕条件,同时完善逮捕决定程序的司法属性,保障辩护律师的参与,扩大非羁押性措施的适用率。     

特别程序下逮捕未成年人制度初探

司法实务中对未成年人是否和成年人共用一个逮捕条件,《刑事诉讼法》第79条第2款规定的径行逮捕是否当然地适用于未成年人等问题,目前存在较大的困惑和争议。我们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特别程序的相关要求,对于未成年人和成年人案件在适用逮捕时应当予以区别对待;应当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结合国际公约和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建立不同于成人司法的逮捕未成年人制度,并初步提出包括应当不予逮捕、一般可以不予逮捕、可以予以逮捕三次层次的具体操作规则。     

云南检察院公安厅出台规定严控拘留逮捕未成年人

近日，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公安厅联合下发并施行《关于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慎用强制措施的规定》，要求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慎用强制措施。     

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逮捕条件的审查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由于其在生理、心理上有别于成年人,因此,在审查批捕工作中,我们在依据刑诉法关于逮捕条件的一般规定的基础上,应结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主观上的犯罪故意、犯罪目的及客观上的犯罪形态、犯罪中的作用来统筹加以考虑是否有逮捕的必要。     

试论未成年人犯罪逮捕必要性证明中案例指导的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司法实践中没有将逮捕必要性证明问题作为逮捕工作的核心,导致实践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审前羁押率较高,不符合对其教育、矫正的基本宗旨。因此,有必要对逮捕的价值追求重新认识,并以此为基点进一步探讨逮捕程序中必要性证明重要性。根据我国国情现状及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应将类比推理逻辑引入我国的未成年人逮捕必要性证明过程中,由检察机关在遵循先例的基础上对逮捕活动加以审查,并且赋予侦查机关和辩护方充分的异议权和参与权,以达到节约司法资源和有效降低未成年人羁押率的目的。     

对我国未成年人犯减刑、假释制度的思考

本文旨在探讨减刑、假释制度在未成年人犯刑罚执行领域的建立和完善。作者认为减刑、假释作为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强化改造成果、减少重新犯罪上具有特殊的意义。文章比较了一些典型国家的减刑、假释制度，提出了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减刑、假释制度在立法上存在的不足和执法上的困惑，并对减刑、假释制度应有的原则和程序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     

对未成年人犯宜多采用“定罪不捕”

1995年7月11日,本刊特邀上海市检察系统的部分同志举行专题研讨会,就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的实务作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本刊择其要点予以发表,以飨读者.     

新刑诉法下逮捕条件的改变对侦查监督工作的影响

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新刑事诉讼法,新诉讼法对审查逮捕方面进行了大篇幅的修改,有效必要的逮捕适用条件,对审查逮捕工作中的环节进行完善,同时有效减少审查逮捕程序行政化色彩,确立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等。刑诉法修改前后的变化对于侦查监督部门来说,存在一定的挑战。新刑诉法下的基础是保障人权,在此前提下对逮捕使用条件进行细化和分析,更加明确了审查逮捕的适用条件。     

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外来未成年人犯罪的思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我国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消极的较难克服的问题、矛盾和因素。以构建市场经济为例,诸如,市场经济的“物化”性,导致“拜金主义”观念的滋生;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导致人、财、物     

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标准及批捕条件探讨

在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工作中,如何掌握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定罪标准和批捕条件,体现“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司法保护原则,是实践中的难点之一。笔者认为,为了体现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原则,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定罪标准和批捕条件,应与成年人不同,具体有以下四个方面: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适用疑难问题解析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适用于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对于具有两个以上减轻处罚情节者不能跨越量刑幅度认定为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人民检察院决定附条件不起诉有异议的,应根据异议的具体内容作出不同的处理决定,而非一律起诉。当附条件不起诉与相对不起诉存在竞合时,可优先适用相对不起诉;但是,优先适用并不等于一律适用,还应当考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确有必要接受监督考察。     

刍议对未成年人犯罪如何适用附加刑

本文认为对未成年罪犯不宜适用罚金刑，讨论了如何区别对待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的问题。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制度的完善

治理未成年人犯罪是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重要的一环,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建立了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并规定由人民检察院对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本文首先介绍了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工作的法律规定,阐述了由检察机关负责监督考察工作的意义和优势。但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开展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工作存在监管流于形式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该制度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因此,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机制亟待完善,应借鉴社区矫正的制度设计,确定完整的工作程序和流程,统一各地做法,增强可操作性和规范性。同时,要完善相关工作机制,加强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检察工作队伍建设,提高检察官执法能力。     

关于我国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探究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确立与实施作为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长期探索的显著成果,是我国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预防及遏制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感化未成年人方面起着不可忽略的重要积极意义。但实际情况来看,虽然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法律层面上有了明确,但其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依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与解决。本文首先就当前我国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作了简要的分析与探讨,然后提出了完善未成年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措施与建议,希望能为实际工作带来一定的指导作用。     

自然犯与法定犯的重读与重构

自然犯与法定犯的范畴上承古老的自然法思想,下启现代的刑事法话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自然犯与法定犯在区分标准和实际价值上的争议主要源于该范畴从犯罪学向刑法学,应然立法向实然司法和国际刑法向主权刑法的历史演变。在罪刑法定原则统摄刑事法学的背景下,滥觞于犯罪学的自然犯与法定犯范畴理应进行现代刑事法学的概念更新和理论重构,从而在区分法定犯和行政犯的基础上建立自然犯与行政犯的范畴,促使立法者针对不同犯罪类型建立稳定性与适应性并存的刑事立法模式和完善不同犯罪类型的法律责任体系。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城市化水平日益提高,离婚率逐渐走高,传统的家庭关系受到冲击,独生子女、单身家庭日渐增多,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大幅增加,加之社会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关注的缺乏,使得未成年人犯罪呈现高发、易发、年轻化的特点。因此新刑事诉讼法在第五编特别程序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检察制度进行了专门的设定,并根据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设立了未成年人不起诉制度。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一条、二百七十二条、二百七十三条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做出了具体规定。本文将以附条件不起诉的相关理论及实践为出发点,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积极意义、适用条件、工作程序、法律效果及如何完善等方面提出一些个人意见。     

逮捕社会危险性的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逮捕制度下的社会危险性做出了明确规定,但对于社会危险性的证明标准立法没有明确规定的问题,理论界争议较大,因逮捕的目的是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社会危险性是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实的预测,所以不应设立较高的证明标准,同时为了限制公权力,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亦不适宜采取较低证明标准。     

浅析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改变对逮捕条件把握的影响与应对

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直接影响我国惩治职务犯罪的效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及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颁布实施,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较大修改,进一步明确了以数额+情节的二元标准定罪量刑模式。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的变化,对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如何正确把握该类犯罪逮捕条件带来较大现实影响。面对新形势新问题,侦查监督部门必须审慎把握贪污贿赂犯罪适用逮捕措施的证据条件、刑罚条件、社会危险性条件三大条件,做到宽严得当,确保审查逮捕案件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