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

从利益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上看,个体利益的追求史促使民法的产生与完善,而社会利益的追求史促使经济法的产生与完善。社会个体在追求利益时出现了冲突,从而希望有固定的规范来予以协调,民法便是保障个体利益的法律规范;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体利益的追求达到一定程度后,新的社会利益诉求的出现,必将产生经济法作为保障新诉求社会利益的实现;在法律体系中民法与经济法之间的关系背后暗含着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     

未成年人利益优于社会利益：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选择——以澳门地区为例的分析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与“教育、感化、挽救”是大陆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指导性内容,其贯彻落实必然涉及双向保护原则,即平衡社会利益与未成年人利益的关系,实现两者兼顾。我国澳门地区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以保护为主要特征,以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为核心。大陆应借鉴之,对未成年人实行“保护第一、教育第二、惩罚补充的原则”,如此才能使社会利益与未成年人利益的天平相对平衡,使未成年人利益得到真正的保护。     

工人利益保障问题的制度审视

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社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渐暴露,职工阶层在薪酬保障、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失业保障、安全保障、社会救助保障等方面的问题日益突出,并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造成了威胁。因此,积极推进制度建设,保障工人合法权益,已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对社会利益在经济法中独立价值的新思考

本文主要对经济法的整体性理论原则即社会利益问题进行分析与探究,通过从元理论层面即社会利益的定性问题、方法论层面即社会利益的定量问题、经验论层面即社会利益的实现机制问题入手,并结合概念分析法、经济学相关原理等方法,旨在说明社会利益原则作为经济法的核心价值理念存在的必然性、必要性。     

德国在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方面的主要做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选择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强调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在建立和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的同时,对经济进行积极有效干预,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均衡,大力推进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将社会政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并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政策措施。在60多年的社会建设过程中形成了一些独特的做法。     

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利益相关者影响机制研究

食品企业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政府、消费者、社区、债权人和供应商。政府对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决策与行为的影响途径主要是立法规制和政策导向。消费者的影响途径是对食品质量安全的评价行为、购买行为和维权行为。社区的影响机制主要在于其对食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监督和宣传效应。金融机构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主要是信用等级评价。供应商对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影响,体现在向食品企业提供的原材料质量,其直接决定了食品企业最终生产的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性。     

社会建设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转变社会建设理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要推进社会建设模式创新,建立适应全面小康社会需要的全新的社会建设模式。其基本内容包括:(1)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统筹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2)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现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统一;(3)统筹政府社会管理与社会自治,实现社会的安定有序。     

新时期如何加强党务工作制度化建设

在这个不出门即可知道千万里之外的时代,在这个生活速度效率媲美光速的时代,在这个社会经济和科技飞速发展的21世纪,党政工作的进行如果仅仅还按老套路进行,必然会被这个新时代所淘汰,在社会经济和科技飞速发展的21世纪信息化新时代,信息化必然会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党务部门以及党务工作而言,应该灵活运用媒体媒介,推广党务工作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同时,要为党务部门和党务工作构建一个严格的工作氛围,增加党务工作的落实性的同时还要加强党务工作的效率性,以便推动后续工作的顺利进行。     

如何把社会集体行动制度化?

地震释放了大地的能量,也释放了整个中国社会的能量。我们所有人,都在很短时间之内看到了中国社会在面临危机时集体行动的能力。这种集体行动的能力,不光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组织动员能力,更多的还有社会自发的集体行动能力。不得不承认,面对社会自发的集体行动,国家各个层面多少都有些措手不及:如何协调来自民间的救援力量与资源?如何安排引导有组织的志愿者?如何容纳、组织如此巨大的社会力量?如何调整危机之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试论社会转型加速期的利益分化与政治整合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我国社会转型进入了加速期。社会转型过程也是社会利益分化和利益重构的过程。我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利益分化的特点以及利益差距的扩大和利益矛盾的增多使政治整合成为必要。政治整合必须要发挥以下四个方面的作用 :党和政府的主导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作用 ;政治社会化的关键作用 ;社会保障制度的稳定作用。     

合同法中的信赖利益保护研究

在现代化发展下,契约理论逐渐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受诚实信用原则在实施中所包含的内在要求与保护当事人的根本利益需求之下,在合同中对利益的保护与信赖所产生的制度逐渐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其有相对应的专业名称信赖利益保护。通过多种法学方法的使用,对合同在订立过程中,信赖利益保护所起到的重要性进行分析,为我国合同法的完善订立提供更好的保障依据。     

养老PPP项目各周期中社会资本方利益法律保护问题研究

社会资本方是养老PPP项目的重要参与者,对社会资本方的法律保护健全与否,极大影响着养老PPP项目的落地以及运营质量。梳理我国现存各项公私合营法律法规可以发现,对社会资本方的权益保护存在较大漏洞,急需寻找应对解决方案。     

论网络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的著作权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再平衡

当下,网络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快,人们对著作权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其实,对著作权的保护就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国家保护人们的智力成果,是尊重人们著作权的表现。著作权人与社会公共之间有了连接点,连接点就是双方各自的利益,实现著作权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再平衡,对竞争机制的调节起到重要作用。     

毛泽东的社会建设思想新论

毛泽东的社会建设思想包括: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想和目标的追求与设计;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社会建设方针;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指导社会建设的方法论;高度关注社会保障和社会稳定问题;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建设的根本目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建设服务。这些正确思想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建设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社会救助政策的转型与整合——北京经验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城市新贫困现象",直接催生了我国以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为基础的新型社会救助制度.伴随着一系列社会救助政策的出台和覆盖面的不断扩大,社会救助政策的整合与配套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本文基于北京市的相关情况,研究我国社会救助政策的转型和制度衔接,整体效能发挥的问题,在分析当前社会救助存在的部门分割、制度分割、城乡分割问题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直面矛盾,加强社会建设——专访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

今年4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下称课题组)发表《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报告,报告指现有的维稳思路和工作方式不足以有效化解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提出必须转变思路,形成维护社会稳定的新思路,更加重视利益表达和社会稳定,以法治为核心,推进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与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建设,形成社会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引起知识界和媒体的热烈讨论。近日,以清华社会学系孙立平、郭于华、沈原、晋军等,再加上政法大学应星和毕向阳、北京大学周飞舟所组成的课题组,发表了《走向社会重建之路》,为直面当下社会矛盾和出路的系列报告之二。报告开篇就指出,中国经过了30年市场化改革,经济社会生活在日益复杂化,对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急需一种更为有效的治理结构以应对这种挑战。报告提出只有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相互配合的治理结构,才能达致更有成效的治理能力。本刊特约记者卢思骋于共和国61岁当日,访问了课题组的郭于华教授。     

脆弱的利益

变革时代从来就不乏各种悖论,当下就有典型的一个例子。当社会群体之间、官民之间发生利益矛盾的时候,双方都会公开宣称不带有任何的政治含义,而只归结为利益问题,但现实的发展却往往走向了政治性的后果。相对弱势的一方所以强调利益而不突出政治,是为了自己的表达权能够获得体制性的认可,不愿意也没有必要把自己树立为体制的对立面。并且,一般来说,相对弱势的一方走上"依法抗争"     

利益的代理与考量:农村民主的发展逻辑

农村民主的发展是党的利益代理动员和农民的利益考量回应之间结构性紧张的产物。通过以农民利益作为动员资源进行乡村社会的现代国家建构,虽然能够建立起具有高度动员能力的政治体制,但却始终面临忽视甚至违背农民自身利益诉求和表达的危险。农村民主则是有效沟通党的利益代理和农民的利益考量之间断裂倾向的重要机制,因而具有其内在的历史必然性。     

工会如何维护企业利益与职工利益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其中最本质、最核心的问题是:劳动关系更加复杂,职工对工会维权的需求更加迫切,把工会的基本职责定位于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由工会的     

确定利益边界的年代

众所周知,利益分化和多元化是转型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随着利益多元格局的形成,不同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就会日益凸显。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改革是从增量做起,新的利益是从旧体制的边缘地带生发出来的,由此产生的利益矛盾主要就是增量对于存量的冲击,比如民企之于老国企,体制外的体力劳动之于体制内的脑力劳动,经商群体之于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