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行政学”引论

社会的内在需要和需求呼唤学术界必须对"行政战略"进行思考。"行政战略"是一个自古有之的行政现象,且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但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行政战略"概念的提出开启了一个崭新的行政管理学研究领域。专门研究"行政战略"的学问就是"战略行政学"。     

公共行政学本土化的推进路径及其问题与风险探析——兼论行政学本土化的行政哲学路径

目前,学界关于公共行政学本土化路径的研究主要形成了问题研究、中层理论构建、内容体系构建等三种视角。这些视角都颇具启发意义,但也要注意规避几种风险:在问题研究中要注意规避将经验与理论相剥离、忽视理论对经验的引导功能的风险;在中层理论构建中要注意规避其理论代表能力欠缺、理论对话能力不足的风险;在内容体系构建中要注意规避由学科借鉴所引致的学科自主性弱化的风险等。行政学本土化的根本在于行政学元理论和基础理论的本土化,而从行政哲学视角出发,思考本土公共行政的"真、善、美"问题、反思行政学理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探索中西方行政学理论的逻辑前提、内在机理等,是推进行政学本土化的重要策略。     

行政学中国化与行政发展观辨析

行政学中国化也是一种行政发展观。行政发展观是行政观和发展观的有机统一,是指对行政发展的基本认识和基本看法。行政学中国化与行政发展是行政理论与实践互动过程的两个方面,行政学中国化既是中国行政发展的理论指引,也是中国行政发展的客观要求与必然结果。在学理层面上,行政学中国化与行政发展观是互为表里的,行政的自觉主导性和可持续发展是其共同的逻辑聚焦点。     

我们应该关注什么:关于公共行政学“大问题”的争论

身份危机一直困扰着公共行政学,由此也产生了诸多关于什么是公共行政学大问题的争论。对公共行政学大问题的回答并不主要依赖于我们的知识视野和理论建构,相反它可能更依赖于我们的信仰,依赖于我们如何认识公共行政在社会中的身份和角色。依据范畴(boundary)、焦点(core)、关键词(key words)与论题(issue)等四个要素,公共行政大问题可界定为三个维度:制度层面的合法行政大问题所回答的是,公共行政始于何处;组织层面的有效行政大问题所回答的是:公共行政自身如何运行;价值层面的责任行政所回答的问题是:公共行政归于何处。公共行政学大问题之所以是一个问题,并不是因为我们找不到答案,而是因为这本身可能就不存在一个标准的答案。公共行政学能否回答这些大问题,与公共行政学的知识获得模式紧密相关,也与研究者的理论自觉有关。     

生态行政学学科性质探析

生态行政学是生态政治学的分支学科，是用生态学观点研究行政问题，注重对生态与行政作综合分析，带有边缘性、交叉性特点的新兴学科。     

引进行政法（学）的一位先驱者：清光绪朝戊戌科状元夏同和

根据夏同和（1869~1925）的生平简历,他在日俄战争时期留学日本法政大学的基本情况,以及他引进西方行政法（学）等诸多史迹,可以确认他无愧于广东法政学堂的开创者地位,以及作为中国＂百年法政学＂先驱者的学术贡献。     

新公共行政学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新公共行政学是行政学发展的一次范式转换,它突破传统行政学政治———行政两分法的思维局限,以社会公平为核心价值观,以民主行政为学术识别系统。当代中国行政改革应从中得到启示,推动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向公共行政改革发展。     

行政学的威尔逊悖论:学科起源正统史论的祛魅与反思北大核心CSSCI

行政学史中存在一个威尔逊悖论,即长期以来学界尊称提出"政治一行政二分"的威尔逊为"行政学之父",但威尔逊本人却在被誉为开山之作的《行政学研究》中将创始人的桂冠授予他人。这一悖论折射出既有的行政学起源史观的建构性特征以及"管理主义"研究路径的"霸权化"。本文尝试揭示既有起源史观遮蔽了的历史事实,并通过还原真实的学科发展进程,以此为学科多元化的研究路径提供反思视角。最后,本文对中国学界对行政学起源问题缺乏足够反思的现象进行了反思。     

历史行政学或历史公共管理学及其他:国家治理研究的历史之镜北大核心CSSCI

由于当代和历史的共通性与共同性、内在联系、历史会影响当代以及当代也会变为历史等诸多原因,可以认为“当代即历史”或“任何当代都是历史”。为此,在当代行政学、扩展了的公共管理学研究中,有必要纳入历史研究路径,发展系统的历史行政学、历史公共管理学子学科。发展历史行政学等,既是发展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和世界意义上的中国公共管理学派的需要,是发展中国当代公共管理文明和治理文明的需要,也是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的需要。历史行政学等对历史的研究维度有作为资料的历史、方法的历史、透镜的历史、对照的历史、参考的历史、当代因素的历史、文明延续的历史和超越对象的历史等多个维度;并且需要从研究团队、教学教材和学生培养体系以及学术共同体等基本路径入手。但是,历史行政学等领域的研究和发展绝不能简单复古,必须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且超越历史,必须坚持特殊性和普遍性相结合,必须坚持久久为功及切忌一哄而上等原则。     

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夏书章“应用型公共管理”思想及其启示北大核心CSSCI

夏书章教授对中国公共管理学有着深远影响。在他的学术思想中,"理论与实践之统一"是贯穿其思考的核心问题,而"应用型公共管理"则是其解答这一问题的重要成就。本文围绕夏书章教授的经历、观点、研究,对"应用型公共管理"的思想内涵、形成原因和知识形式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在夏书章教授终生探索的"应用型公共管理"中所凸显的"体用不二、知行合一"特征,是公共管理学人应当传承的学术精神和研究原则。     

近十年国内公共行政价值观相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近十年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正在稳步推进。行政价值观是行政管理之魂,在行政管理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行政价值观应如何调整以适应,指导行政管理实践,是摆在公共行政学界面前一个亟待深化研究的重大课题。一、公共行政价值观研究之必要所谓行政价值观念,是指行政主体对行政价值物、行政价值关系、行政价值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反映,以及由此而     

创新是中国行政学发展的不竭动力——《应用行政管理》简评

作为一名把行政学作为自己“精神家园”的青年学者，李绥州同志一直耕耘在中国行政学教学和科研的前沿领域，新作《应用行政管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版)正是他在这一领域不倦探索的最新成果。“无意苦争春，只把春来报。”习惯了众多行政学教科书的面目相似和内容雷同，在中国尚为数不多的行政学研究著作中，《应用行政管理》犹如公共行政研究花圃中一朵刚刚绽放的鲜花，别具一格，让人耳目一新、为之一振。     

中国公共行政学建构路径的理性思考

“行政学中国化”是中国公共行政学建构路径的一种理性选择。它的重心是从中国公共问题的原生性背景中解读公共性,应当体现出一种对公共性的中国关怀。从学科发展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公共行政学将是“行政学中国化”可预期的学科成就。     

行政哲学:公共行政学的知识基础

针对公共行政学界存在的关于行政哲学的知识品性、知识功能以及行政哲学研究的必要性的怀疑态度,文章论证了行政哲学在何种维度、以何种方式,为公共行政学提供何种知识基础。行政哲学在公共行政学的前提性、支援性和引导性的知识维度,构成公共行政学的知识基础。从行政思想史以及行政哲学的发展状况来看,行政哲学至少能够为公共行政学提供价值观、方法论、思维方式等类别的知识基础。行政哲学主要通过反思思想前提以及一系列范畴和原理,为公共行政学提供知识基础。     

基于期刊论文的中国行政学研究评价

通过对我国行政学代表性期刊最近十年的论文进行考察,以期评估中国行政学的研究状况.结果表明,中国行政学研究呈现六大特点:研究领域较为分散、研究成果呈现双重结构性失衡、经验主义研究方法和统计技术运用很少、研究整体处于初级阶段、缺乏学术规范自觉、制度性资助力度不够.文章最后就行政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研究质量的建议.     

从思潮的转变看公共行政学的发展

公共行政学经过一百二十余年的发展，影响比较大的实践及理论思潮按时间先后主要有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及新公共服务，从其主要内容及思想内核来看，可分别属于管理主义及宪政主义这两条发展的主线；本文通过梳理四者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挖掘其思想内核，从一个宏观的层面，思考公共行政在此发展过程中呈现的特点；最后在简要分析中国行政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对如何在中国行政实践中把握四者，作一个宏观的定位。     

公安行政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警察行政即公安行政,在我国,解放后随着旧警政的消亡,以公安机关为主体的警察机关,开始履行警政职能,我们称之为公安行政或公安管理。在这个意义上,公安行政即警察行政,是警察行政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主要形态。公安行政学研究就是新中国的警察行政学研究,文中警察行政和公安行政,     

关于“行政”、“行政学”概念的形成——兼答余兴安先生

近日,经好友转送,有机会读到余兴安梁启超真的讲过‘我国公卿学习行政学’吗?一文(见《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第2期)。因为笔者正在写一篇关于行政概念历史探访的文章,故介绍一点研究所见,顺便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说明的是,行政的概念和行政学的概念都来自于日本。中国古代有行政的用词,但是古文中,如许     

中国行政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回顾与前瞻

“作为方法”是一种兼具批判性与建构性的方法论。在建构中国行政学自主知识体系时引入这一方法论，有助于明确和确立主体意识、丰富和拓展研究视角、反思和重构衡量标准。在此方法论观照下，可以发现中国行政学走过了两个发展阶段：一是从“以世界为中心”到“以中国为中心”的转变，即从学习、模仿、套用西方行政学理论，转向立足中国场景、突出中国问题；二是从“以中国为中心”到“以中国为方法”的转变，即越来越强调以中国为观照，扎根中国大地，讲好中国故事。未来，我们要探讨一条“以中国为尺度”的中国行政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路径，让中国行政学讲“中国话”，也要努力使行政学的“中国话”变成行政学的“普通话”。     

“愿我公卿读政治宪法行政学之书”

《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今年第二期刊登了国家人事部余兴安先生撰写的一篇文章:梁启超真的讲过我国公卿要学习行政学吗?读罢该文,笔者首先被学术界这种久违的扑面而来的考证之风所感染,学者最难得的就是这种可贵的严谨治学精神,同时也被余兴安先生勇于质疑的胆略和智慧所折服。鉴于我国公卿要学习行政学这句话出自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