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的经验与挑战

澳门社区公共服务由政府与民间不同的机构共同提供,形成了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的机制,促成社区与政府在社区服务及建设方面产生良好的互动。同时,不但社区的公共服务满足了居民社会化的生活需求,而且切适的服务提高了公众参与社区的积极性,多元化的社区服务还有助于实现居民社会福利服务的深化发展。探讨澳门社区特色的公众参与公共服务的经验,分析社会组织结构形式的公众参与制度的利弊,探究公共服务中的合理配置、服务系统的规范、参与程序的弊端与利益保障等问题,能够总结出澳门公共服务多元主体治理的经验,适当调整民间社团的参与机制,以便推向社区参与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思考——以宁波市海曙区为例

社区是社会结构最基础层面的社会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工程。海曙区城市社区建设起步较早、基础较好,成效较突出的主要有社区党建网格化管理模式,无物业小区居民参与式治理模式,社区、小组、墙门(楼道)"三级联动"模式,以"三社联动"为中心的群策群力模式等治理模式。从海曙区的情况看,当前城市社区治理中主要存在政府、社区、居民职责不清,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指导,多方力量应有作用未得到有效发挥等问题。为此,要构建政府、社区、居民有机协调、良性互动机制,要不断强化居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责任,要整合多方资源创新城市社区治理,要推广"枫桥经验"深化城市社区治理。     

三维社会资本视阈下城中村文化治理的实现机制——以G市C街为例

文化凭借其特有的感召力与凝聚力成为了一种独特的软性治理资源。如何才能让社区文化发挥社会治理作用,是当前基层治理面临的关键问题。运用三维社会资本分析框架和案例研究方法,对G市C街的文化治理过程研究发现：培育社区社会资本是让基层文化治理运转起来的重要环节。为了累积初始的社区社会资本,具有较高个体社会资本的社区精英可以通过搭桥、借力、营造等策略性动员方式初步构建社区网络,并结合居民需求传承创新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传统,从而引发认同,凝聚共识,最终提升居民的公共服务意愿与能力,重塑道德观念,化解基层纠纷与矛盾,助推环境治理、群防联治等社区公共事务,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社区居民议事会现状分析及政策建议——以贵阳市云岩区为例

社区自治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社区居民议事会成立后,在推进居民自治上作了大量努力,在贵阳市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中发挥了有效作用。但通过对贵阳市云岩区26个社区居民议事会的调查,发现居民议事会的自主空间太小,难以真正实现自治功能。要促使社区走向治理和善治,就要全面加强和完善社区居民议事会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充分发挥其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作用。     

打造基层社区的三维空间：社区治理“枫桥经验”的实践探索与功能提升

基层社区治理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任务,社区治理在党组织的引领下取得了一些成果和创新,但也面临着诸如居民自治能力不足、社区居民参与度低、社会组织参与程度不高等困境和问题。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基层社区中人与人间的有机性联结弱化,社区情感性共同体呈流失态势。社区治理如何在缺乏亲缘关系的“陌生人社会”中发挥自我解决矛盾纠纷的作用并提高社区治理效率尚待深入研究。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为分析框架,将社区公共空间分为物理公共空间、社会公共空间和情感公共空间三个维度,并选取余杭区开展社区治理“枫桥经验”中表现突出的7个社区作为案例进行分析,探索基层社区治理群众自治的实践路径,有效化解居民冲突,降低治理成本,实现社区高质量服务供给。     

统一战线参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社会治理路径探析

易地扶贫搬迁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内容,当前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社会治理还存在着社区居民管理及社区居民个人发展方面的问题,统一战线在社会治理中具有独特优势,可以从创新参与治理方式、引导社会组织、构建体制机制、做好自身建设等方面积极参与安置区社会治理,促进基层社会治理良性发展。     

社区联播:以技术推动协同治理的案例研究

社区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是党委、政府服务群众及社会治理的基础场域。针对基层治理中的协同治理问题,北京市大兴区创设的社区联播将数字技术运用到社区治理过程中,通过信息网络化传播促进居民知情、调动居民参与,为基层治理搭建起协同治理的纽带桥梁。文章对社区联播赋能社区治理的逻辑进行分析,并认为随着基层治理转型,信息传播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要进一步通过信息联通做好政策传播工作,以此促进居民参与,提升政社互动水平,推动基层以信息联通互动深入促进社会协同治理。     

公民参与视角下的城市社区治理

城市社区治理是城市治理的基础,城市社区治理绩效决定着城市治理的效果。社区居民从"单位人"到"社会人",不仅意味着居民生活方式的变迁,更意味着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调整。公民参与是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的源动力,完善公民参与,将有利于改进城市社区治理绩效、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和提升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未来应该通过完善公民参与的制度保障、完善公民参与的渠道、培育公民参与意识、提升公民参与的能力、发挥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等途径,促进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实现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的改进。     

治理范式下的社区居民参与研究

社区居民参与是治理范式的本质要求,对于基层民主和社区善治的实现起着决定作用。按照治理范式的价值取向和衡量标准分析,中国社区居民参与总体呈现为低度参与,其原因在于科学的社区治理结构尚未形成,臣民意识、单位意识的历史惯性,公民社会发育不足和制度化平台缺失。     

治理视域下的社区居民维权实现路径

社区居民维权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政方针下正在逐渐升温。面对社区居民和开发商、物业服务企业、管理职能部门、组织之间侵权发生的现实,社区居民维权特征呈现显著变化。同时,体现出社区居民维权主体受限、维权方式激进和维权行为理念缺失三个方面的维权困境。从社会治理角度看,社区居民维权是参与社区治理的具体表现。从政府、社会、居民三个层面入手,政府合理服务引导,社会组织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升社区居民的自治能力成为社区居民维权的现实路径。     

社区治理框架中的居民参与问题：一项反思性的考察

本文以治理模式与公民社会的依存性作为分析的理论依据,提出考察中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的另一路径。一方面,居民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制约着社区选择何种治理模式;另一方面,选择何种社区治理模式对于促进或制约居民参与程度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对二者互动过程的考察,从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基本哲学假设、居民—社区关系的理念预设、动员居民参与的理想目标等方面对中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动员的策略做了若干反思。     

过渡型社区缘何难以过渡:社区公共性想象的迷失与重建——一项来自浙北梧桐社区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

横亘于城乡社会之间的过渡型社区难以过渡到社区治理的理想状态。既有实践与研究试图基于成熟社区治理框架重建社区与再造居民,却总是遭遇居民的消极抵抗,这需要深入理解居民的主体维度。过渡型社区中的居民社会想象并未局限在社区时空,而是依据长时段、跨地域的脉络认识自身环境和生命机遇变迁,其中奉献与补偿的国家伦理想象、陌生又自由的社区生活想象、享受又疏离的社区场景想象影响了各种社区治理结构与要素的落地。过渡型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应放弃自上而下的建构主义思路,由“己”出发探索社区公共性想象,在试验主义思路下完成社区治理体系建构与居民社会想象嬗变的弥合。     

善治视野中的社区居民自治路径探索——基于合肥市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的实证分析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政府和民众沟通的桥梁。居民自治是城市基层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社区多元共治框架体系中,政府、居民、各类社区组织等在内的多个管理主体以不同的形式共同管理社区,行使主体性权力。只有真正实现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切实推进居民自治,作为城市管理重要平台的社区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构建迈向“善治”的坚实阶梯。     

社区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探索——以济南市槐荫区裕园社区为例

基层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探讨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路径,是增强党组织战斗力、确保社区治理正确方向必须研究的问题。选取作为城市社区治理典型的裕园社区进行实地调研发现,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通常包括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群团组织基层力量、专业社会工作团队、社区社会组织以及社区居民,社区党组织居于领导核心地位,主体间相互依存,由此构成社区内部治理体系。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机制作为提升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能力的制度保障,应该包括民主协商机制、信任机制、规则机制、志愿服务机制、文化宣传机制、激励机制等。     

再造社群：“村改居”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路径——以广州市N社区为例

再造社群是建设基层治理共同体的重要环节“。村改居”的空间改变打破了基层社会的关系秩序、治理秩序和生活秩序,使社区治理陷入信任缺失、参与不足和规范失效的困境。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关键在于再造社群,即社区通过利益契合鼓励居民建立公共信任关系,通过责任赋予推动居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通过情感激发促进居民遵守公共规范,使其成为潜在的社区治理资源,并能够被组织起来发挥作用。在城市社区,滕尼斯意义上的“共同体”较难实现,而“村改居”社区凭借其遗留的村庄治理资源再造社群,对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具有启发意义。     

社会组织在崇州社区营造中的实践及思考

随着社区营造项目主体、参与原则和治理方式的转变,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崇州社区营造实践证明,社会组织在制度设计、社会资本、技术平台、弥补市场失灵等方面具有协同作用,在参与社会管理、集结公众诉求、推进居民融合等方面作用显著。当然,受外部环境与自身能力制约,社区组织在社区营造中作用的发挥既依赖于法规政策和制度框架等方面的制度环境,又依赖于自身价值的明确和能力的提高。     

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模式探索——以成都市清源社区为例

社区作为居民生活的共同体,对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扬基层民主自治具有重要意义。面对当前社区治理的"三难",成都市清源社区通过大胆创新,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突出作用,为社区治理效能提升贡献了"清源模式",为成都市乃至全国社区治理都提供了宝贵经验。清源经验表明,发挥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作用,一要创新工作方式,以党建促社治;二要坚持以人为本,重服务聚人心;三要有效整合资源,育特色兴产业。     

论社区的共建共治共享——乐山市社区治理机制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重心在城乡社区、关键是体制创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工作的重点是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必须树立公益导向,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政府治理为主导、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群众满意为标准,通过平台共建、家园共治、服务共享,构建起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居民为主体、社区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的新型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     

统一战线参与社区治理的探索与思考

统一战线参与社区治理,对于提高居民群众的参与程度和社区服务功能,巩固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促进基层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宿迁市统一战线在参与社区治理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对于社区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鉴。     

社区文化建设助推社区治理现代化研究

社区文化建设作为助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新模式,对于“共享社区”的构建、社会文化的创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当前,社区治理现代化进程面临着社区居民对社区共同价值认同感不高、对社区归属感不强、公共事务参与度不够等现实困境。需要从深化社区文化内涵、塑造独特文化符号和构建多重文化空间入手,以提高社区居民认同感、归属感和参与感为中介,使之成为积极有效的“治理主体”,从而助力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