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村民自治中“村两委”博弈关系之研究——以广西柳州市雒容镇高岩村个案为例

当前我国村民自治中"村两委"关系的不协调,依然是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本研究以广西柳州市雒容镇高岩村为个案,通过对"村两委"关系中村民自治选举、决策权运行模式、村支书对村委会的影响以及两者管理权之争等方面田野考察,并从权力分工运作和治理绩效角度进行了分析。同时,笔者还运用博弈论的相关理论知识论证了一种新型的"村两委"关系模式,为村民自治理论及其实践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试论外来“帮扶力量”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基于山东省S村“第一书记”工作实践的调查

自村民自治实施以来,受到了来自于制度与现实的各种压力。制度的压力主要是两委关系不清而造成的两委矛盾以及乡镇"指导"变"领导"而导致的村民自治行政化问题;现实的压力主要是村庄经济与文化的落后和空心化等所造成的自治能力低下。"第一书记"作为一种与村庄无利害冲突的外来帮扶力量,如果能够准确定位、确立正式的工作原则、科学地开展工作,对村民自治就是一种积极力量。但"第一书记"对村庄的帮扶具有很强的临时性、偶然性,是一种非制度化因素。因此,"第一书记"在工作中必须强化农民主体地位,其工作应当以培育村民自治能力为核心,帮助村庄完成从靠人帮扶到制度立村的转变。     

村民自治背景下推进村级党组织领导法治化的现实路径

推进村级党组织领导法治化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在乡村治理中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途径,对于坚持和加强村级党组织领导,保证村民自治的有效运行,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村民自治背景下推进村级党组织领导法治化需要着力解决以下关键问题:完善村级民主决策的法律机制,通过合法途径将村级党组织的意志上升为村庄的公共意志;全面贯彻落实党管干部原则,为坚持党对村民自治的领导提供可靠的组织保障;健全村级党组织领导和支持村民自治组织依法行使职权的体制机制。     

行政吸纳与村庄“政治”的塌陷——村民自治制度的运行困境与出路

从政治与行政的分析框架来看，“乡政村治”的制度安排实际上就是乡镇行政体系与村庄政治的并存格局。村民自治的运行困境主要来自于行政吸纳所导致的村庄政治的塌陷。重建村庄政治生活需要扩大村民自治的范围、重建乡村社区、强化村民各项公民权利。     

论乡村三重关系

自我国推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乡村关系经历了10多年的重新建构。目前形成了有机联系的三重关系:一是乡镇党委与农村党支部之间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体现的是党的领导原则。二是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在村民自治事务范围内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体现的是村民自治原则。三是乡镇党政机关与村级组织之间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国家法律、政府公共政策等事务方面的行政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体现的是依法行政原则。     

村民自治背景下的“村两委”关系探讨

本文在对村民自治中一些地方出现的村两委关系不协调的问题、成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实现村党组织领导功能转换、加强村组织规范化建设、完善规范有序的制度化建设三个层面提出了规范协调村两委工作关系的对策。     

村民自治：处理好三重关系是关键

村民自治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从法律和国家政策层面普及到农村政治生活中,村民自治制度在我国是一种尚在成长中的新制度,要使农村接收和消化这一先进政治文明成果,将村民自治的制度设计转换为现实,还需要面临许多实际的问题。本文认为,促进村民自治的发育成熟,处理好村两委、乡村及村委和村民关系是关键。     

土地流转视角下的村庄治理——以山西省N村实地调查为例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从经济上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政治上推行村民自治,使乡村经济和基层民主获得跨越式发展,但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巨大动力释放完之后,未被打破的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土地制度日趋成为农村生产力发展和村民自治的桎梏,造成了村庄治理、农村发展的内卷化。为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乡村民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出台允许土地流转和发展村民自治的政策。笔者试图以土地流转的视角,通过对山西省N村实地土地流转的情况和村民委员会在土地流转中的作用分析,来阐述土地流转给村民自治正常运转和权威的建立带来契机和挑战,为村庄治理者如何实施土地流转改革提供借鉴。     

村民自治视野下的乡村关系——一个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解释视角

村民自治是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研究分析国家力量和各种社会力量在村民自治中的博弈,区分基层政府与村委会在村民自治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可以为当下的国家政权建设与村庄治理提供理论上的支持.本文以权力分析为线索,深刻探讨了村民自治下的乡村关系,指出制度设计上与现实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如何构建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村委会直选后乡镇对村庄的“行政-庇护”型控驭模式分析——基于山东省X镇的案例

在村委会直选和村民自治的政策背景下，乡镇对村庄既有控驭的现实必要，又受到来自村民自治制度的掣制和村庄的民主压力。对山东省x镇的调查发现，乡镇政府一方面借助包村干部制度和村级财务“双代管”制度两项正式的行政制度介入和控制村庄，另一方面努力通过非正式的庇护主义制度对村干部实施隐性的约束。这种乡镇对村庄的“行政-庇护”型控驭方式，一定程度上修复了村委会直选和村民自治造成的所谓乡村“管理脱节”，同时也缓解了乡村关系“行政化”与村民自治之间的制度冲突和逻辑张力。     

新时代村治逻辑探究:行政与自治关系的均衡

在当前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向乡村延伸的背景下,村级治理行政化改革对村民自治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既打破了税费改革之前行政与自治的均衡关系,又开始出现行政吸纳自治的趋势,表现为行政代替自治以及摒弃和忽略自治,从而增加了村级治理的负担。而在行政与自治相互结合且实现均衡的情况下,基层社会可以实现最优化治理。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重塑国家与村庄社会均衡秩序,成为"权利—义务"互构国家认同观之外的第二种维系国家—村庄的治理范式。关键在于治理主体的两极,即以行政化力量为代表的国家治理和以村民自治为代表的村庄与农民自主治理应达成一种均衡。     

“干部驻村”融入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价值

“干部驻村”是在村民自治乏力的背景下,国家介入乡村社会、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重要机制,兼具理论逻辑和实践价值。从理论逻辑看,“干部驻村”融入乡村治理蕴含着国家社会关系以及政党社会关系双重维度的理论逻辑,不仅推进了国家乡村治理目标从围绕实现村民自治延伸到聚焦“治理有效”,也体现了执政党强化“基础性权力”取向下的“党建引领”。从实践价值看,“干部驻村”通过增强乡村治理主体的国家力量、目标任务的政务属性、治理过程的规范化,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效能;“干部驻村”通过重塑乡村治理的主体结构、夯实经济基础、增强参与意识、重建公共空间,实现对村民自治的赋能。     

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生成因素与纾解之策

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主要指向一种更加集中、更加隐蔽的村干部形式主义行为。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主要表现为变通性政策执行、推诿村庄日常治理事务、文件管理盛行"痕迹主义"这三类。研究乡村社会内部如何生产出形式主义发现,乡村社会文化价值取向中的"人情面子"、村民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不足、村两委的角色矛盾、自利属性以及能力缺乏等因素共同导致形式主义之风盛行;而乡村治理实践中形式主义的纾解之策包括改造加强村级党建、培育与提高群众政治参与意识与能力、增强村干部自身素质和改造乡土文化等。     

《乡村振兴促进法》视域下村民自治的优化路径探索

《乡村振兴促进法》的颁布实施对于提高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大意义。发挥好农民的主体地位，加强村民自治则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随着乡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村民自治过程中普遍存在村民对村庄事务关注度较低、自治主体结构失衡、自治能力较弱等问题。通过壮大集体经济，提高村民关注度；建立体制机制，积极吸纳人才；规范权力运行，提高自治水平；完善村规民约，提升治理效果来优化村民自治路径，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吸引村民积极参与乡村社会治理，落实好《乡村振兴促进法》,助推实现乡村振兴。     

"一肩挑"不宜"一刀切"

从目前来说,湘粤村试行的一肩挑和交叉任职至少有以下积极意义:首先能够减少村干部职数,降低行政成本,减轻农民负担;再者有助于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加强党对农村工作和村民自治的领导;还能有效促使村党组织成员践行“三个代表”,眼睛向下看,向群众看,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向任命他的上级看。笔者以为,湘粤村用“一肩挑”模式来解决当前在村民自治中产生的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之间的矛盾冲突是目前的一种逐渐流行的做法。这种做法在实际中表现出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一做法与“村民自治”的内涵相悖,在解决“两委”关系问题上…     

乡镇行政权力与村自治权利的冲突及化解

乡镇政府对村民自治组织的"过度干预",以及村民自治组织的"附属行政化"倾向是当前乡村关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些现象的根源是国家宏观体制问题。化解乡镇行政权力与村自治权利的冲突必须从改变压力型的管理体制出发,正确区分"村务"与"政务",处理好"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关系,完善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1978年以来农村基层党政关系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

正确处理党政关系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农村基层党政关系是我国党政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层级。1978年以来,我国农村基层党政关系经历了乡镇建制,村民自治和党政职能分开、乡镇长直选与党政关系制度化、党委书记选举与党政交叉任职等三个阶段。农村基层政治发展的过程表明,农村基层党政关系的变化是经济社会变迁基础上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推动的结果,反映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执政党建设总体布局的发展变化,贯穿了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总体要求,呈现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良好态势。     

“去自治化”:项目下乡背景下村民自治的理想表达与现实困境

项目下乡是新形势下解决村庄发展财政不足的重要途径,希冀通过外部资源输入激活村民自治和村庄经济发展的活力。但在实践过程中,项目下乡并没有带来村民自治的发展,甚至没有与村民自治发生任何互动,使得其成为单向度的资源输入形式,村民自治呈现出"去自治化"现象。具体表现有,村民选举出现"异化"状态,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较低,富人治村消解村民自治的政治空间。项目下乡背景下,村民自治发展不仅需要国家制度层面上的完善和资源输入,更需要基层组织发挥积极作用和村民主体性参与。     

乡村振兴战略下有效实现村民自治的路径探究

村民自治作为基层秩序规范机制之一,深刻影响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推进。一方面,村民自治的积极品质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乡土支持;另一方面,村民自治的消极陋习给乡村振兴战略带来内部阻碍。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村民自治必然要借乡村振兴战略的东风破解困境:破解自治化与行政化的冲突、程序与功效的缺陷、自我治理疲力难题。为此,要积极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路径,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主心骨作用,合理发挥政府作用,主动完善村民自治机制,充分利用发展窗口,充分发挥社会各界作用。     

当前广东农村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及其规范探讨

村民参与积极性不高、民主决策不到位、村干部缺乏治理乡村的积极性以及制度运作存在薄弱环节,是当前广东农村村民自治存在的主要问题。原因包括:村民自治制度可操作性欠缺、选举程序不够规范以及农村关系行政化抑制了村民自治的空间。建议加强对村民自治工作的领导,完善村民自治法规,规范和简化选举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