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活捉了范汉杰”──老红军王竞访谈录

1982年，在汉中市民政局整理革命伤残军人档案时，一份《革命残废军人登记表》引起笔者的注意。这是老红军王竞的档案。简历一栏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辽沈战役中，我活捉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荣立一等功。”范汉杰，国民党中将，曾任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辽沈战役时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指挥1个兵团4个军14个师及地方部队约15万兵力。笔者想，在万军之中将范汉杰活捉的这个王竞，肯定是一个高大魁梧的汉子。他一定是在拼掉了三五个卫兵后活捉范汉杰的；或是在枪林弹雨中飞身扑上逃跑的吉普…     

从“女强人”到“女汉子”

自打全智贤“野蛮女友”形象横空出世，“女强人”之外，便又冷不丁冒出个“女汉子”群体。不过，二者虽前缀皆为“女”，但在我看来，“强人”与“汉子”的区别那可就大了!强人是干啥的？怕是不用我科普；而汉子则不同，     

都昌“五人团”旧案寻踪

大革命后期．都昌出现了一个反共“五人团”。围绕“五人团”。共产党、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右派以及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斗争。这场斗争．从武汉国民政府延续到南京国民政府，历时四年，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民党江西外来势力与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张军长”的红色之路──记电影演员项堃

在话剧界素有“一人手面”之称的项交，因为在电影《南征北战》、《在烈火中永生》中成功地刻画了“张军长”和“徐鹏飞”两个国民党的少将．从而名声大振。“文革”中，无知的造反派为打倒他，竟说“他演国民党这么像，因为他是国民党”。究学生投笔学鲁迅，一篇杂文招来囚禁之若，他从此走上一条革命道路。项堃是山东德州人，四五岁时失去双亲成了孤儿，跟舅舅生活在一起。北伐军打到济南时，门岁的地考入济南师范学校。在这里，他阅读了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莫泊桑、叶善秦树、鲁迅等人的作品。这些大师的思想对他人生观、价值观、文艺观…     

白云山战斗：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首战告捷

<正>红一方面军从1931年5月16日至31日，连打了5个胜仗，横扫700里，从赣江之畔直达福建建宁，共歼敌3万多人，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进一步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白云山战斗是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战争中打的第一个胜仗。诱敌深入，先打弱敌1931年3月25日，蒋介石电令“剿共”的国民党军，“限令四月底前肃清各处共匪”。国民党当局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兼南昌行营主任，调集约20万人的兵力，     

蒋介石的“宠臣”康泽其人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人所共知蒋介石有两个“宠儿”：一个是戴笠，另一个是康泽，在国民党内被称“康戴二公”。为什么有如此“封尊”呢？盖因康戴二人是蒋的情报耳目。戴笠主要是搞外部情报，而康泽专事国民党内部情报，二人都要及时向蒋密告。当时，任何人要见蒋介石都必须先在侍从室登记，然后再由侍从室向蒋介石报告，蒋想见才见，不想见就不见。但“康戴二公”例外，他们见蒋不受限制，随时可见，就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单独在一起时，他们二人也可以闯入。作为国民党的情报头目，戴笠早已是广为人知，但康泽的情况世人却知之甚少。     

村支书和小村庄的“三级跳”——记中卫市城区永康镇阳沟村党支部书记段成章

从1992年当小队长算起。段成章已经当了12年的村干部。12年里，这个朴实的山里汉子。为了给村民谋利益。尝尽了酸甜苦辣。但就是靠着这个山里汉子的执着精神，中卫市城区永康镇阳沟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短短几年实现了“三级”跳。“三级”跳跳出了阳沟人的好生活。     

台湾“立法委员”胡秋原先生大陆之行

1988年9月21日，台湾国民党中常会召开了一次非常会议，经过近两小时的“周密、审慎”的讨论，决定给予台湾“立法委员”胡秋原开除国民党党籍的处分。岛内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两天后，台湾“内政部人出境管理局”以胡秋原“违反禁令径往大陆访问”的罪名，宣布两年内跟其出境。对此，白簿《中华杂志》刊载署名文章：《爱国竟然有罪（一时间，岛内媒体无不聚焦于胡秋原兵入，舆论被炒得沸沸扬扬，好不热闹。这是怎么回事？事情要从一星期前从美国飞到北京的一位考入说起——1988年9月12日晚对时5分，一架硕大的波音飞机缓缓住在北京国际机场…     

荣誉军旗“洛阳营”背后的故事

洛阳战役中有两个主角:一个是守洛阳的师长,一个是攻洛阳的营长。营长是被授予“洛阳营”荣誉称号的营长,叫张明,198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将军衔。守洛阳的师长是国民党军中将师长,叫邱行湘,1948年他是洛阳“酋长”。后来,张明和邱行湘同住金陵城,两人从“交手”变成了“交往”。     

化解“最后一公里”难题的忠县样本

4月1日早晨。沐浴在小雨中的忠县新立镇桂花村。在鸡鸣声中渐渐苏醒。村口，村党支部书记唐玉平正在翘首张望。远处，一个身穿雨衣、脚蹬简靴的汉子缓步走来。唐玉平迎上去：“刘书记好!”“唐书记好，我向你报到!”那汉子笑着，用手抹了一把脸，“我来当4天‘村官’，向桂花村的群众学习。”这位汉子，就是县委书记刘贵忠。化解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难题的忠县探索，就这样拉开帷幕。     

被毛泽东誉为“无产阶级的宝剑”的周兴

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1937年访问延安时，在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曾经问道：“国民党方面认为，你们的周兴是中共的特务头子，您以为如何？”毛泽东回答说：“我以为周兴是无产阶级的宝剑!”1962年，毛泽东又在“七干人大会”上风趣地说：“唐朝有个周兴，是酷吏，残害百姓。我们的周兴是保卫人民的。”     

“召集人”让远程教育“开花结果”

“毒死蜱和托布津各20毫升兑水喷雾，每15天打一次药，20天施一次肥，既杀虫杀菌又能增强树叶的光合作用，能加快樱花的生长哟!”8月2日，乐山市沙湾区轸溪乡双山村村委会大院里，一个中年汉子正在借助下载的远程教育课件，给村里的花木种植户传授防治樱花枯叶病的知识。中年汉子叫孙华君，是村里的“远程教育召集人”。     

中原大战打出的“王牌军”

第十八军是国民党“五大王牌军”中建军最早、军史最长、实力最雄厚、影响最大的一支老牌劲旅，被人们视为国民党军“王中王”。     

红土地上的“白”将军——国民党将军刘峙的悲喜人生

江西吉安是全国闻名的将军县，是著名的老革命根据地。在这片红土地上，诞生了一大批功勋卓著的共和国将军。但一般人也许不曾注意．一些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将军也出自吉安。其中就有一位因“剿共”有功于1935年被授予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北伐时，他担任过团长、师长、军长，后来又先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湖北绥靖主任、河南省主席、重庆卫戍司令、徐州“剿共”总司令等职。这位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就是被称为国民党“五虎”上将之一的刘峙。     

北京的“西山会议”与浙江的“东山会议”

北京的“西山会议”,在史学界几乎人人皆知,而浙江的“东山会议’却鲜为人知。“东山会议”是由共产党员主持,联合国民党左派,为维护国共两党合作,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反对右派分裂,即与“西山会议”针锋相对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1925年11月23日,一部分国民党右派在北平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了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又称“西山会议”)。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浙江临时省党部负责人的右派头目沈定一,也参加了“西山会议”。12月7日,沈定一回浙江召集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的部分人召开所谓“第七十八次执行委员会”会议,议决开除共产党员、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俞秀松、宣中华、安体诚,候补执行委员倪忧天、唐公     

国民党“王牌杀手”封企曾落网记

新中国刚成立初期,国民党特务在大陆活动猖獗。国民党保密局从台湾派遣“王牌杀手”封企曾密赴上海,执行“1243”行刺上海市长陈毅的任务。这项计划是由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制订并经蒋介石审核后批准。台湾方面认为此项计划“必能成功”,但是就在封企曾刚准备行动时,就被我公安机关破获,号称“王牌杀手”、“杀人魔王”的封企曾最后伏法于上海龙华刑场……     

蒋介石曾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回到溪口。经过3个月的思考与探讨，蒋介石意识到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国民党内部存在着种种腐败行为。败退台湾以后，蒋介石指定“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接掌“中央党部”的职权。国民党“改造”运动大张旗鼓地开始了。     

“令蒋介石为之吐血”的义举──“两航”起义纪实

1949年11月9日，驻香港的国民党“中央民航”和“中国民航”（简称“两航”）的爱国员工2000多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和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在中央派往香港的地下工作同志的具体组织下，毅然脱离国民党政权，在香港举行了震惊中外的空中大起义。当机立新周恩来否定了烧漱石的错误去见1948年8月，北京，中南海。一份中共华东局给中央军委的电报放在周恩来的办公桌＿L。电报的大概内容是：关于国民党“中国民航”和“中央民航”在上海的资产处理问题，华东局领导有意见分歧。陈毅、粟裕等同志认为：“两航”总经理撤往香港时，曾嘱咐上…     

“重庆”舰起义后为什么没有被炸沉

1949年2月25日1时，国民党“重庆”舰从上海起义。它出吴淞口劈浪北上，这个目标明显的庞然大物过了青岛，遇上了国民党的侦察机、轰炸机的一阵狂轰滥炸，2月26日航抵解放区烟台港还继续遭到轰炸。转航东北葫芦岛军港，直到3月20日夜间“重庆”舰放水自沉．在长达24天的时间里国民党飞机不断地轰炸，结果只是在3月19日被一颗重磅炸弹作中右舷侧部。不知底细的人，堪笑国民党轰炸力量没用。其实，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卫护起义起了重要作用。当年任中共上海路海空委员会委员的格子君后来回忆说，”重庆号”舰官兵赵义时，巨动派曾派空军B－24…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国化”概念的“争”与“辩”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出场,尤其是“学术中国化”运动的开展,由中国共产党建构的“中国化”概念愈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面对来自国民党人、自由主义者等对“中国化”概念及其相关概念的质疑和歪解,中共着力从“异质还是同质”“虚假还是真实”“复古还是创新”三个维度与之展开了话语论战,由此形成一幅“争”与“辩”的历史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