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强制要约收购制度

本文从我国强制要约收购的涵义、立法目的出发,结合《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分析了我国强制要约收购制度的不足之处,并就该制度的完善提出了相关建议。     

浅析上市公司并购中强制要约收购制度的完善

强制要约收购制度在上市公司收购过程中维护股东权平等和保护中小股东权益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我国现行的强制要约收购立法在要约主体、触发点及要约的撤回和撤销等方面仍存在不足,需要加以完善。     

强制要约收购制度的再审视

强制要约收购制度是收购监管制度中存在巨大争议的制度。现有的理论争议表明它不能有效地保护小股东在收购中的利益,相反,它抑制收购,降低效率,在股权相对集中的法域这一问题更加突出。本文通过对该制度在我国的历史演变和874宗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的收购的研究,发现在我国近二十年来的立法调整和实践中,出于对效率的追求,该制度的强制力已经大大的削弱了。要保护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时小股东的利益,需要完善各种相关的制度,而非通过强制要约收购制度。     

强制要约收购制度的再审视 效率视角下的实证分析

强制要约收购制度是收购监管制度中存在巨大争议的制度。现有的理论争议表明它不能有效地保护小股东在收购中的利益,相反,它抑制收购,降低效率,在股权相对集中的法域这一问题更加突出。本文通过对该制度在我国的历史演变和874宗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的收购的研究,发现在我国近二十年来的立法调整和实践中,出于对效率的追求,该制度的强制力已经大大的削弱了。要保护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时小股东的利益,需要完善各种相关的制度,而非通过强制要约收购制度。     

试论强制要约收购豁免的实质条件

强制要约收购豁免条件是发挥豁免制度价值的关键所在,豁免事项既不能过窄,也不能过宽,应本着制度的宗旨和本质予以合理确定。中国现行规定中对强制要约收购豁免条件的规定,有诸多不合理之处,应当借鉴中外规定和实践经验,予以完善。     

强制性公司收购要约的若干法律问题

本文阐述了强制性公司收购要约制度的概念、内容及特征。说明建立该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目标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通过比较各国关于强制性收购要约的不同规定，并结合对美国没有建立此项制度的原因的分析，论述了强制收购要约制度的功能及其必要性。认为该制度对于保护目标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均有重要意义。对我国有关制度的完善提出了若干立法建议     

论强制收购要约义务触发点之合理界定

强制收购要约义务触发点,即强制收购要约义务的发生条件或适用范围。对其如何界定,是证券立法上的一大难题。本文阐述强制收购要约义务触发点合理界定之必要性及应注意的问题,比较各国(地区)的立法,就我国《证券法》第81条进行评析,并提出若干完善意见。     

论强制性公司要约收购制度的基本法律问题

本文全面阐述了强制性公司要约收购制度的基本原则、收购条件、强制性收购要约的效力等基本法律问题。结合国外立法的相关规定,深入讨论了我国强制性要约收购制度的优点与缺陷,并对我国相关制度的完善提出了若干建议。     

部分要约收购制度法律分析

部分要约收购是我国证券市场的一项重要的制度改革,本文探讨了我国公司收购中的部分要约的基本制度、法律问题及法律规制,旨在为我国的公司部分要约收购给予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上市公司公开收购的法律问题

本文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对上市公司公开收购的政策定位、立法目的、目标、基本原则、部分要约收购、强制要约收购以及反收购措施规制等内容进行分析考察,指出我国《证券法》对公开收购的政策定位是合理的,但是在贯彻其政策意图,尤其是在与公开收购立法的目的、目标与基本原则的平衡上尚存在较大的问题,某些具体制度的设计尚不完善,并提出相应的修改建议。     

法院强制执行拍卖制度的理论基础

我国目前的民事执行现状已经严重影响到法治建设的进程 ,尤其影响了公民对法律的信任 ,若不采取有力措施 ,建立完善、可行有效的强制执行制度 ,就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的问题。强制执行应积极回应民事实体法的要求 ,与民事实体法相协调 ,强制执行制度的结构和具体的制度设计 ,应尽量避免与民事实体法的规定发生矛盾和冲突。但我国对强制执行之基础理论的研究尚为薄弱。旨在对强制执行拍卖制度进行理论基础的探究 ,为制定完善的、可操作的强制执行拍卖制度提供理论上的依据。     

当代中国"法治理论"三十年发展的省思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法治理论经历了“法治”与“人治”之争、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确立以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三个大的阶段。我国的法治理论有着鲜明的特色,即具备了满足中国的法治现实之需、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政府和学界的良性互动、借鉴西方国家的法治理论、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以及理论界主体的回归等特征。这些特征又将把法治理论研究导向注重法治实践的具体方式和路径、关注中国的传统与现实等方向上。     

论财政预算的法律效力——基于财政立宪主义的理论视角

财政预算具有何种法律效力，此为当今财政宪法上重要问题之一。在德国，财政预算主要是一种“授权性规范”，虽具有“限制支出最高金额”之“拘束效力”，但人民不得据此主张权利。而在美国，参众两院的“拨款委员会”依据国会的预算方案举行听证，并由其下设委员会通过具体的拨款法案，该法案具有强制支出之法律效力。在制度形式上，我国的财政预算与美国颇为接近；但是因其缺乏充分的保障机制，故而难以遏制违反财政预算的行为。今后，我国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通过行使监督权等方式来强化财政预算的法律效力，亦可通过建立“纳税人诉讼”等制度适当扩张财政预算的外部效力。     

百年法治进程的基本逻辑与执政党角色——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依法治国”方略提出24周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法治工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最本质特征。中国法治进程近代发端的特殊性在于其被动性和外在强制性,中国法治现代化面对的基本难题是其所遭遇的"矛盾的现代性":一方面必须彻底反帝反封建以实现民族独立,另一方面必须学习并移植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实现现代化,这就决定了中国走向现代法治之路的曲折性。新中国建政之初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不仅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还是当代中国法治体系的"基础规范",它内在蕴含着"法治国家"的必然性。新中国法治建设在经历一定时期的挫折之后,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和正确领导,终于走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正途,开创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全新局面,形成了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向着"法治中国"战略目标不断胜利推进。所有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归功于执政党之于中国法治建设所承担的领导者、设计者和推动者的伟大角色,亦归因于法治建设进程中执政党对建构理性和经验理性方法论的兼重与融合。     

法治评估的有效性和准确性——以中国八项法治评估为检验分析对象

自余杭法治指数初创至今,法治评估实践在我国已历经15载,现俨然成为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标签。那么量化法治实践中究竟如何才能保证法治评估的有效性和准确性?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对我国现有法治评估的有效性和准确性进行科学检验。在明确界分法治评估有效性和准确性概念基础上,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法、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对我国4项法治评估的有效性进行检验。经检验,我国法治评估的有效性特征表现为:结构效度低,理论构想的整体符合度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新赋值法对我国8项法治评估的准确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余杭法治指数、四川依法治省评估、中国法治满意度评估等3项准确度低;江苏依法行政评估等1项准确度一般;中国法治政府评估、广东法治政府满意评价、广东法治社会满意度评价、上海法治满意度指数等4项准确度高。文末根据检验结论,提出保证法治评估有效性和准确性4个方面的实验研究路径。     

综论百年法学与法治中国

本文从理论与历史的结合上,阐述了一百多年来中国法学与法治的发展过程与时代特征,并且总结出值得反思的历史借鉴,那就是法学与法治互补互动;政治体制民主是繁荣法学的保障、建设法治中国的前提;兼取中西,走中华民族自己的路;法学兴则法治兴,法治明则法学荣。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国家安全法治理论

保证国家安全是当代中国的头等大事,国家安全日趋稳固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重要历史性成就。法治是保证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方式和根本之策。习近平通过论述我国国家安全风险形势、依法防范化解国家安全风险等问题,阐释了新时代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现实需要;通过论述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问题,阐释了新时代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通过论述加强国家安全法治各环节建设等问题,阐释了新时代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总体进路;通过论述维护重点领域的国家安全等问题,阐释了新时代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重点任务。习近平国家安全法治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为我国新时代取得维护国家安全的历史性成就奠定了理论基石和提供了行动指南,对我国在新征程上不断加强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Fazhi vs/and/or Rule of Law?: A Semiotic Venture into Chinese Law

The paper is an investigation offazhi (rule of law) in China. The studyproposes a tentative semiotic framework for theinterpret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as a legalconcept to be applied to China in the light ofits recent incorporation into the ChineseConstitution. The paper argues that legalconcepts such as the rule of law are triadic innature and their constituents are relative,relational and contextual in the semioticinterpretative process. The study examines howthe concept can be explicated with the thin orformal theory of the rule of law as a frame ofreference, and how the semiotic model maycontribut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rule of law or the lack thereof. This approachalso attempts to account for the gap betweenthe legal ideal and reality in China andcanvasses cross-cultural considerations. In thefirst part of the paper, a semiotic frameworkfor legal concepts is postulated forconstructing the meaning of the rule of law,followed by its application to contemporaryChina.     

UPOV1991实质性派生品种保护规则及启示

实质性派生品种保护规则是UPOV1991新规定的内容之一,也是UPOV1991应对生物育种技术发展的一项有力措施。通过实质性派生品种保护规则,UPOV1991将品种权保护范围延伸至受保护品种的实质性派生品种,既强化了对原始品种育种者利益的保护,减少了植物育种创新剽窃的发生,也实现了原始品种权人与实质性派生品种权人的利益平衡。研究实质性派生品种保护规则,对于中国决定何时加入UPOV1991,如何在生物育种技术背景下激励育种创新能力的提高,确保中国种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网络服务商共同侵权制度之重塑

网络服务商共同侵权(间接侵权)制度是影响网络版权秩序最重要的法律规则。在这一领域,美国式的安全港规则居于统治地位。十几年来的网络版权实践表明,安全港规则不合理地降低了网络服务商的注意义务,损害了网络服务商预防第三方侵权的积极性,使得网络盗版泛滥。为了克服安全港规则的制度缺陷,美国和中国的法院被迫限制适用红旗标准或策略性地适用引诱侵权和替代责任规则,结果过度扭曲了网络间接侵权规则。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中国在修改著作权法时应当果断地放弃美国式的安全港规则,恢复侵权法一般规则的适用,强化网络服务商的注意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