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街头官僚理论与我国基层行政执法公务员的自由裁量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已于2006年1月1日起实施，其中一个新亮点就是：创设行政执法类职位。行政执法类职位是指政府部门中直接履行行政监管，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稽查等现场执法职责的职位。国家将行政执法类职位区分出来，有利于更好地激励和约束一线基层执法队伍，更好地适应社会管理与市场监管的需要。但从另一个侧面来看，也说明现在国家也意识到了基层行政自由裁量权可能存在滥用情况的问题，这样立法能更好地加强对一线基层执法人员的监督，落实执法责任追究制。针对此问题，笔者试从西方公共行政学的前沿理论——西方街头官僚控制理论出发，对如何控制我国基层行政执法公务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对解决我国基层行政执法公务员的自由裁量权滥用的问题有所助益。     

莫让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太自由

受到行政处罚时，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托关系说情少罚些，这是由于行政执法人员手中掌握的自由栽量空间太大，有关系的就少罚，没关系的就多罚为尽可能地减小行政执法人员手中握有的“自由栽量权”，山西省太原市推行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     

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合理限制

限于法律的滞后性及内容的有限性，实践中通常采取赋予执法者一定限度的裁量权，以便各类违法行为能得到公平公正的处罚，这就是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存在有其合理性，但在法律适用中也存在一些执法人员利用这一规则搞人情执法、关系执法，损害了执法机关的权威。因此，对自由裁量权应合理限制。     

街头官僚理论视角下政府形象的建构

良好的形象是政府执政合法性存续和政府行政最终实现的基石。从本质上讲,政府形象建构和政府形象传播两位一体,其中,街头官僚——公民互动传播是政府形象建构的主要路径,具有直接性等多种特征。作为政府形象建构主要路径的街头官僚——公民互动传播,当前具有相关理论研究匮乏、政府形象建构实践忽视、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滥用等多重瓶颈。要充分认识街头官僚——公民互动传播对于政府形象建构的重大意义和作用,加强相关理论研究;把关入口,教育与激励并重,建立符合服务型政府要求的一线公务员队伍;细化相关法律法规,有效监控街头官僚行政行为,遏制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大力建设电子化政府,转变政府行政范式。     

街头官僚理论视角下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刍议

街头官僚理论研究是西方公共行政学的一个前沿研究领域,关注的焦点是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及其政策制定能力,并探讨有效控制街头官僚的途径。以街头官僚理论为视角,对提高我国基层公务员的行政执法能力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行政自由裁量权与德治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核心 ,其运行是政府行政高效必不可少的手段。然而因其负效应的存在 ,不得不对其加以控制与约束。在社会转型期 ,德治对合理运行行政自由裁量权不失为一种较为有效的手段。行政人员只有崇尚权力道德 ,才能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 ,做到正当、公正、公平     

街头官僚的行动逻辑与制度防范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街头官僚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不断地进入舆论和媒体的视线。街头官僚在执法过程中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制度性因素与非制度性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具有不同的强度与不同的层次,大致可以归并为三类:宪政规则变量、集体选择变量、具体操作变量。在多重影响因素的力的平行四边形中,街头官僚展示了双面人的行动逻辑。制度防范之道在于:建立民主自治机制,强化权力约束机制,引入竞争选拔机制,完善激励晋升机制。     

施政有规裁量有据——平谷区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

确保政府在法律和制度规范下实施行政职能,是地方党委政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平谷区委区政府,以优化投资和发展软环境为目标,以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为内容,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探索了一条加强政府制度建设,提高执政能力,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路。     

我国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法律控制的缺失与构建

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控制是金融法治的核心内容之一。而我国无论在金融监管立法上还是在执法上均缺乏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有效控制，究其原因是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控制在制度上存在缺失。解决之道在于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关立法，从制度上完善对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差序格局与逆差序格局: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中的主体互动分析

实现依法行政,就必须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为了降低人情关系对裁量公平的负面效应,可以通过制定裁量基准、完善程序制度、增加社会舆论监督等内外结合的控制体系,保障行政自由裁量权被公平公正的行使。     

回到马克思的自由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由理论探微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对马克思自由概念作出了新的阐释。从卢卡奇、葛兰西的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再到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领导权理论,都蕴含着马克思自由理论的思想酵素。应该指出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从各个维度谈论自由,但忽视了物质基础以及物质解放对自由的重大影响。因此,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理论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的自由概念,对我们理解马克思的自由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然而,仍然有其局限性,需要我们回到马克思的自由理论,也就是说,需要我们站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探索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由理论的贡献及其不足之处。     

论对我国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通常是指在具体行政行为实施过程中,行政权力行使者依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在职权范围内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自己的意志,自行判断、自行选择采取最为合适的行为方式及内容的权力.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的一个基本概念,"一部行政的历史,就是围绕强化自由裁量权与控制自由裁量权两种因素此消彼长或互相结合的历史".[1]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与行使,客观上具有"双刃剑"的作用,它一方面适应了行政权行使的快速高效的特点,在法律无法到达的地带通过权力行使者的自由裁量实现实体公正;另一方面,它也为权力行使者改变自由裁量的价值取向,给自由裁量变为"自私裁量"提供了可能.因此,正确认识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性及其限度,加强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对于提高政府的行政能力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公务员制度与西方文官制度的区别

编辑同志: 目前,国家公务员制度正逐步开始在全国各级行政机关实施。我们已通过文件和报刊对公务员制度有了大致的了解,但对我国的公务员制度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官制度究竟有什么区别这一问题,还不太清楚,请您介绍一下好吗? 铁岭市政府机关 刘意     

论自由裁量权的扩大与廉政建设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主体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和幅度内,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自行决定权,即对行为范围、方式、种类、幅度、时限等的选择权。现代国家行政职能的扩大和多样化大大增加了行政自由裁量的机会,它通过行政活动的全过程触及到一切行政领域。尽管人们希望法律在授权行政活动时以明确具体的、防止行政恣意的规则来限制行政裁量,但作为实际的问题,法律完全涵盖和拘束行政活动是不可能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已成为必要且还在不断扩张,而作为一种权力,如不加以制约则势必存在滥用的可能。探讨如何控制和合理运用行政自由裁量…     

依法行政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运用

依法行政要求行政机关必须由法律授权并依据法律的规定,来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公共事务.同时,行政机关享有广泛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基于行政目的,行政机关可以自由选择自己认为正确、恰当的行为.依法行政与行政自由裁量权都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的重要原则,体现了法治对国家行政权的制约和行政对法治的能动作用.     

基层治理中的过度执行:成因、危害与对策——以街头官僚为例

街头官僚作为基层治理场域中的一线治理主体,对其治理实践的高标准、严规范和效能化,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在制度结构、组织目标、复杂环境、资源禀赋、利益考量、能力素质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执行运作一定程度上无法用统一的标准予以规范,现实中呈现为差异化执行类型。自由裁量权的治理权限和运作方式的“度”难以有效把握,容易失控异化为治理的过度执行。这一问题隐含着其他危害:在微观层面,造成街头官僚执行公信力下降;在中观层面,削弱地方政府治理权威;在宏观层面,影响国家认同。因此,应通过合理举措使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转向制度化、规范化、合理化,既要保障执行权的自主效能,又要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规约控制。     

西方话语陷阱与西方网络自由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为人们构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自我表达的自由空间。然而,在享有越来越多网络自由的同时,也有人对网络管理提出质疑,认为自媒体上的言论不应受到管制,并称西方国家的网民在Facebook、Twitter等白媒体上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样的“绝对自由”真真令人向往。事实果真如此吗？     

反思官僚制理论及其在我国的适用性

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组织理论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的基础,对整个20世纪乃至久远的未来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任何一种组织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随着社会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官僚制面临的冲击越来越多。科学地反思官僚制面临的困境以及我国的具体国情,进一步完善这一组织模式,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方发达国家公务员培训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公共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严格的标准,对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建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知识经济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要求公共部门要建成学习型组织,要求我们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适应知识经济时代挑战的领导干部队伍。     

基层公务员的期待与纠结

基层公务员作为政府管理机构中的"细胞",一直以来都面临着"权小责任大"的纠结和困扰.而作为干部,其对自身的政治前途亦是深表关注,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公平规范的干部选拔机制,破除成长中的"天花板"阻隔,领导的关爱和群众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