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发展的文化“宿命”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以及由此决定的发展路径,看上去像是一种宿命,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认识必然,遵从必然的规律,积极创造自己的历史,我们就获得了自由,就超越了宿命.孔子自诩“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正是在“知天命”的基础上达到了自由的境界.“执两用中”,避免“过”与“不及”两个极端,行“中道”,是中华民族的政治传统,是中华民族政治发展的必由之路.     

西方“网络党”的网上党建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西方政党竞相利用互联网增强自己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一些西方政党甚至宣称要把自己建设成为“网络党”(Cyber Party)。西方“网络党”利用互联网加强自身建设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其中主要有:搭建信息平台,提供网络服务;促进政党沟通,扩大“电子民主;”把握社会脉搏,塑造政党形象;成立“虚拟组织”,扩大群众基础。     

“中国法哲学”及其法治思维的形成

为平息在中国有没有“中国法哲学”的争辩,结束当今“西方法哲学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尴尬局面,中国法哲学需要展开对中国法治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中国法哲学是中国人独特的法治观和方法论,是对欧美“法治和平演变论”和中国“法治捍卫江山论”的理论超越;我们不仅要借鉴西方分析性文化对形式逻辑的重视以及实证主义思维的缜密,也要继承中国整体性文化的优势及其对方法的整合功能;既要把传统中国的和谐道德继承下来,也要吸取西方法哲学关于公平正义的普世价值.中国法哲学的目标不在于有些学者所主张的西方化或中国化,因为这两种思想倾向都难以成就为中国法治建设服务的法治观和方法论.我们需要在历史时空中,立足全球视野,寻找确定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路径,从而避免过度西方化或中国化的可能性误导.     

葛兰西对克罗齐国家理论的批判与超越

葛兰西的“完整国家”理论实现了对克罗齐“伦理国家”理论的批判与超越。实践哲学强调政治实践，超越了处于思辨层面的伦理政治史观；“完整国家”将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相结合，突出个人的作用，超越了“伦理国家”忽视人的活动和把国家完全机构化的缺陷；“阵地战”将组织系统、工业系统纳入整个战争，实现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一体化，超越了“消极革命”的不现实性。葛兰西和克罗齐关于建立文化国家的构想，实现了国家理论研究的意识形态转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经典理论与法本位

法本位的理论基础涉及西方思想史上关于个人、社会之论辩及其对法本位的影响,涉及中国经典理论中民本思想的演进、超越与民本位的奠定,以及法学方法经典理论与公私法本位的确立等。社会和个人主义理论范式早有先驱。在自然法理论中,个人主义的实质是呼唤个性解放、独立和自由。狄骥运用他的社会连带理论猛烈攻击“国家主权”和“个人权利”的观念。社群主义批评个人主义的主张导致忽视国家维系的良善生活;权利本位正如自由一样,只可能是相对的,应当顾及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始于与神本相对峙,而终于与君本相对立。新时期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实现了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新超越,也为权利本位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应当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党的十七大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论述是基于当今现实的科学表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以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集中体现的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将会超越西方国家社会“自由、平等、博爱”的核心价值观。     

走出中国法律近代化“艰巨性”的误区——学会用中国式思维解决中国法律问题

中国不具备西方当时法律近代化进程时的历史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法律品质与近代化法律品质是相悖的。相反,中国的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中的“和平”、“统一”、“道德”性和“包容”性,与近代法律品质不仅是相通的,而且更具有内在逻辑上的超越。另外,中国法律的道德化传统使人们始终能够认清个人与他人之间是不可或缺的关系,从而从根本上抵制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倾向。     

“普世价值”与普世价值辨析

“普世价值”把西方资产阶级宣扬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扮装成一种适用于一切人的普世价值,具有很强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它根本就不是普世价值,只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和意义而已。将“普世价值”称之为普世价值,其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用心,其目的在于混淆西方价值观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本质区别,最终用西方价值观念取代社会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对中国进行西化改造。我们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敏锐性,提高政治鉴别力,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论自由概念的三个维度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自由＂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无疑充分肯定了自由的重要性。然而何谓自由？谁之自由？自由是否意味着＂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不好好思考这些问题,就不能很好理解自由的价值所在。要回答上述问题,首先需要针对自由概念进行深入分析。自由概念在西方文化背景中包含了几个重要的维度,包括对自主与责任、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政治自由与精神自由等维度的思考与理解。正确地把握西方自由的概念、内涵与精神旨归,对于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由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公共领域、商谈民主与政治合法性——哈贝马斯“重建性”合法性对传统合法性理论的重建

在哈贝马斯看来,古典规范主义合法性范式囿于其浓厚的形而上学思维而使其说服力大打折扣;主流经验主义合法性范式则因把合法性化约为合法性信念而摒弃了真理和反思。为了实现对传统合法性理念的匡补和超越,哈氏以交往行动理论为支点,以公共领域和商谈民主理论为背景,构筑了第三种合法性范式——重建性合法性。在重建性合法性视域中,把合法性译解权和证明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大众,在批判开放的公共领域和交往网络中,通过自由、平等、包容、审慎的公共商谈程序,从而达致理性的共识、集束合法的政治意志。哈氏的重建性合法性理论以其鲜明的批判反思精神、对人民主权的深切关怀、对真理规范的孜孜探求,实现了对传统合法性理论的扬弃与超越,把西方的合法性研究擢升到一个新的理论境界。     

哲学是什么?

就哲学是在有无之间的摆渡而言,哲学是科学,因为它涉及“有”,同时哲学又不仅仅是科学,因为它还关乎“无”；就哲学是追寻本原的一种努力而言,哲学既是一种返回自身的返乡之旅,也是一种成就自身的未来之旅,因此,哲学在根本上乃是一种为己之学与成己之学；就我们只有回到本原才能回到自由身而言,哲学是还给我们自由的一种解放事业；而就真正的自身乃是自由身来说,哲学的使命就在于成就自由与守护自由.     

积极自由：经济法上的自由观——对民商法消极自由观的超越

近代以来关于自由的观念形成了两种基本的学说"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消极自由是"免于……的自由",积极自由是"去做……的自由",确认和保障自由是法律的目的,民商法体现的是一种消极自由观,经济法则反映了积极自由的观念,是对民商法消极自由理念的超越.     

表达自由的法理价值与法律保障

表达自由作为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外延显然宽于言论自由.表达自由不仅是思想自由的外在化、公民知情权的延伸,而且也是公民监督权的表现.表达自由的价值形态主要表现在自由、民主、控权和自治等多向度.表达自由的保障主要从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立法保护、强化程序保障、正确界定政府限制表达自由权行使的的界限、维护公民的结社自由、落实宪法诉讼制度等方面着手.     

唐君毅人文主义的自由人权观念

唐君毅推举人文主义理想,强调人的普遍理性可以作为自由主义的理论根据.他更推崇儒学的自由精神,亦即孔子为仁由己的人格自由,儒家自尊尊人的大平等精神、和融贯通而充实圆满的人文精神.此种人文精神显现出宽容的性格与可能开展的民主涵养.我们可以从人文主义的人权观念、文化价值的自由学说与以理性为主的人权哲学这三个方面,探寻及反思唐...     

论庄子《逍遥游》的精神实质

《逍遥游》的实质是要超然物外，追求精神上的超越和自由，它提供给我们的途径是“无功”、“无名”、“无己”，即一种超脱的人生态度，以此达到“无待逍遥”的境界。     

论合同自由与合同正义

合同自由与合同正义同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统率合同法的各个领域。二者既有统一协调的一面,又存在对立抵触,只有协调好这两个原则．才有可能实现合同法的价值追求。     

商业言论自由的宪法学思考

商业言论自由是指公民为商业目的而传播商品或服务信息的自由(或权利).商业言论自由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其宪法地位为宪法文本和宪法判例所确认.商业言论自由之宪法保护的意义在于实现经济领域的言论自由、保护消费者权益和控制政府权力.商业言论自由对于言论自由本身具有重要意义,商业言论自由既是对言论自由价值的明证,也丰富了言论自由的价值内涵.在权利类型上,商业言论自由具有言论自由和经济权利的"竞合性"特征.     

在安全与自由之间——以《爱国者法》为例的反恐法律评判

以安全与自由兼顾为评判标准,《爱国者法》是一部安全高于自由的反恐法律。具体表现为:禁止公民的表达自由,侵害了公民的宪法权利;软化司法令状,缩减了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疆域;扩大侦查权力,挑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无限拘留权和设立军事法庭,侵犯了公民的正当法律程序权;监听、监视监管场所,妨碍公民律师帮助权的实现。     

迁徙自由权的界定

迁徙自由权指公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主变更居住地权利。它是一种带有平等权性质的人身自由权。对迁徙自由权作出科学界定有利于理清迁徙自由权与居住自由权的关系 ,为其立法实践提供科学理论根据 ,较科学地解决相关理论问题     

中国现代小说中知识女性悲剧命运的原因探析——以子君、繁漪、陈白露为例

本文章通过对子君、繁漪、陈白露三个女性形象及其悲剧命运的探因,分析探讨了在旧制度向新制度转型时期,旧中国女性应该如何从旧势力压迫下寻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才能使自己真正得到解放的问题。揭示了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单靠个人自我奋斗不是良药,只有通过社会的根本变革才能获取真正的自由和解放这样一个文学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