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任媒介的信任建构逻辑及其获得机制建设——基于乡镇政府的考察

政府信任媒介主要包括日常话语、接触、民众参与和文化符号.它们分别通过代表正向效应的“街谈巷议”和代表负向效应的“流言蜚语”两种方式,旁观-过渡-决策三种类型、认知-情感-态度-评价四种政治文化,来建构和影响村民与乡镇政府之间的信任.为了使政府信任媒介能够对政府信任发挥正能量的作用,我们的制度系统应该建立三种信任获得机制:一是乡镇政府信任的压力机制；二是乡镇政府信任的动力机制,三是乡镇政府信任的评价机制.     

中国情景下的公民文化、制度绩效与政府信任关系研究

制度理论、文化理论是西方解释政府信任起源与影响因素的两种竞争性理论。基于亚洲民主动态调查在中国大陆的第一波、第三波数据,本文检验了两种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解释效力与发展变化。研究发现:制度理论对我国政府信任具有良好的解释效力,但是不同制度变量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和变化,制度绩效与政府信任的线性关系趋于复杂;文化理论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和低估,从文化视角解释政府信任应当关注公民文化的发展与转型。本文也验证了我国政府信任的结构差异和非均衡特征,有关政治代表性信任与行政执行性信任的区分,提供了分析当前我国政府信任结构分化的有效框架。结合我国实际,本文同时对人口统计学变量与政府信任的复杂关系进行了辨析。     

政府的公信力是在公众的质疑中逐渐实现的

文章强调公众的理性质疑是在一般情况下政府公信力建立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公众的理性质疑对政府的工作造成巨大的压力,促使政府积极地去改进工作。而通过政府工作的改进便会赢得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从而是政府的公信力前进一步。文章强调指出:政府的公信力的建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且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在一件事情上取得了公众的信任不等于在另一件事情上取得公众的信任,永远不能一劳永逸。政府的公信力正是在公众的质疑中逐渐实现的。     

对立还是共生: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信任关系研究

在现实的合作情境中,传统的单维度视角无法解释合作双方之间复杂的信任关系。通过对《中国NGO口述史》的文献考察,可以将"信任"与"不信任"作为两个独立维度来考量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信任关系。通过分析发现,"信任"与"不信任"是政府与社会组织间信任关系的共生态,社会组织既接受政府权威,同时质疑政府的部分理念和作风;依赖政府,同时表达独立性的愿景;配合政府的工作,同时制约政府行动;与政府理性交流,同时保持审慎观望。而政府则给予社会组织一定的活动空间,但严格监控其行为;为社会组织提供不同形式的资助,但是条件苛刻甚至口实不一;依靠社会组织展开部分工作,但是态度傲慢甚至任人唯亲。双方的信任关系处于一种矛盾结构:政府对社会组织"低信任/高不信任"共存,而社会组织对政府兼具"高信任/高不信任"。要构建良性的信任关系,制度化是根本出路。     

地方政府间正式与非正式协作机制的形成与演变

府际协作是地方政府解决治理难题的有效途径,是区域治理创新的必然选择,目前已经形成了正式与非正式协作机制。基于制度性集体行动框架,交易成本和契约风险因素是府际协作机制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两种机制的形成在自主性程度上的差别也是两种因素的作用结果。随着府际信任程度的累计与变化,两种机制在府际协作关系建立、巩固和升级阶段中呈现出不同的结构与比重。2007-2016年间四川省各城市324条府际协议数据表明,府际协作正式性程度受信任程度的直接影响,呈倒"U"型演变趋势。目前该区域逐渐从协作关系巩固阶段进入升级阶段,协作机制从正式演变为非正式。为进一步完善府际协作,应尽可能地根据城市间的信任程度以及协作的交易成本和契约风险,选择适当的协作机制。     

政府质量与政治信任:绩效合法性与制度合法性的假说

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启了以制度建设为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路,正经由完善治理制度以提升治理质量。随着治理理论的演进,政府质量理论超越片面强调政府绩效的"结果导向"治理模式,提出以治理制度的设计逻辑及其制度化运行为核心的"过程导向"治理模式,为政治信任提供着关键来源。基于理论探讨和经验研究,应从国家治理角度区分执政绩效与政府质量对政治信任的不同影响机制。政府质量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的形成发挥着独立且重要的促进作用,并与执政绩效共同构成政治信任的决定性因素。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存在不同的动力源泉,政府质量和执政绩效对二者发挥着差异化影响。治理制度的代表性和公正性是信任中央政府的关键成因,而代表性和回应性是地方政府信任形成的主要机制。     

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制度化不信任建构

秩序建构的现代国家治理逻辑表明,信任构成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制度化不信任是信任的姊妹,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客观情势。通过规范政治程序、保障公众权利、促进实现公共利益、增强政治体认感,制度化不信任对现代国家治理发挥着建构性的积极作用。基于此,应通过明确制度建设的理念前提、健全制度化不信任的常态机制、提升制度执行力等层面来实现信任质态和治理绩效的提升。     

公共服务领域内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构建——基于博弈论研究的视角

国家与社会的现实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治理水平。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构建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在我国社会快速转型和变迁的背景下,构建中国式的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显得更加迫切。文章运用博弈的视角,梳理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理论发展脉络,提出了变和博弈理念下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是中国式政府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必然。最后,文章总结,在公共服务领域内,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模式必须通过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信任机制、合作机制,同时,通过一系列制度化的发展才能够得以实现,最终发挥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领域内的重要作用。     

告知承诺政策:一种政府给予民众的制度化信任资源

在国务院全面推行告知承诺制的政策背景之下,如何准确解读告知承诺政策的理论内涵已经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学术任务。究其根本,告知承诺政策乃是一种政府给予民众的制度化信任资源。这种制度化信任资源具备实践方式的行政性、价值导向的利他性以及灵活避险的决断性等基本特征。其实践路径应当包含重视信息甄别、跟进信息追踪、倡导德法并举、关切风险补偿等方面内容。从政府给予民众的制度化信任资源层面界定告知承诺政策,建构相关理论分析框架,有助于更深刻理解和剖析告知承诺政策的内涵本质,更好地明确和把握其具体实践策略,也为扩展和深化政策科学领域信任问题的相关研究视角提供了必要且极具针对性的现实依托。     

信任：基于组织公平的逻辑

组织信任作为组织治理的一种重要机制促进了组织绩效的提高,同样组织公平作为一种组织要素,也促进了组织绩效的提高,国内外学者分别从这两个视角分析探讨了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在梳理组织公平理论和信任理论的分析思路基础上,构建了基于组织公平的信任形成的一个逻辑模型,以期对信任机制以及组织绩效的研究提供借鉴。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关于《婚姻法》离婚条件的思考

我国2001年修改了婚姻法,其中关于"离婚条件"的内容曾在全国引起争议.本文对其中的一些条款及其立法思想提出质疑.从理论、历史的角度分析了这一问题,并对婚姻立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对我国刑罚目的的再思考

刑罚目的是刑罚理论的核心,对刑罚目的的选择直接影响刑罚的制定、适用和执行。刑罚目的所体现的法的价值理念应与国家所追求的法的价值理念相适应。预防论的刑罚目的理论因其固有缺陷并不符合我国国情,而报应论的刑罚目的理论体现了对正义、公平、保障人权的价值理念的追求,符合我国的法的价值追求,适合我国国情,应当作为我国的刑罚目的。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若干具体问题探讨

新公司法确立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出台适用这项制度的具体规定就显得十分紧迫。从司法实务层面，分析了应当否认公司法人人格的情形、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后归责原则与责任承担、否认公司法人人格的举证责任、否认公司法人人格的主体和程序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