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与行动的逻辑: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构主义分析

建构主义身份与行动之间的逻辑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解读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视角。在建构主义看来身份决定行动。国共之间的第一次合作开启于两者对集体身份建构的努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国共双方敌人角色的互构,将双方引向多年的敌对状态,至今,虽然两党关系得以缓和,但是历史痕迹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两岸关系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身份与行动的逻辑: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构主义分析

建构主义身份与行动之间的逻辑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解读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视角。国共之间的第一次合作开启于两者对集体身份建构的努力,集体身份得以建构,认同是基础,但是国共双方在类属身份上的差异影响到了两者互动过程中对对方的认同程度,使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始终矛盾重重并影响到集体身份的稳定,从而导致合作终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国共双方敌对角色的互构,将双方引向多年兵戎相见的敌对状态,这不仅对中国的革命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今天的两党关系和两岸关系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宋庆龄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在统一战线史上,第一次国共合作具有开创性的地位和意义。而宋庆龄对这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做了很大贡献。她赞同以俄为师,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同时又积极做国民党右派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探

第一次国共合作促进了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作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是实现国共合作的一个关键人物,凭借其曾在爪哇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实现不同政党联合的工作经验,并根据自己在华工作实践的观察和思考,以党内合作的模式来实施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加快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步伐,对第一次国共合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浅析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中国国民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国民党自身的进步和发展。在国共合作中,中国国民党的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在国共合作中,中国国民党制定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在国共合作中,中国国民党获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大额财政援助;在国共合作中,中国国民党训练了一支党军。     

斯尼夫列特战略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其早期革命,是与共产国际“二大”的指导思想分不开的。共产国际“二大”的中心议题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民族主义合作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荷兰人马林所创造的“斯尼夫列特战略”被认为是最佳选择。认识到这个战略的起源及其被列宁和共产国际所采纳以及后来在中国的实行,对中国共产党初期要求与国民党合作的历史就容易理解了。     

党内合作形式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为打倒列强和封建军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采取了联合的策略.建立起以“党内合作”为形式的国共统一战线,“党内合作”形式的确立是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以及孙中山妥协的产物,但是妥协并不代表分歧的结束,各方的分歧依然存在.在“党内合作”形式确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问题引起了国共之间的争端,使国共合作矛盾重重.关于合作问题的国共两党内部的争论,也暗含着这一合作形式必然破裂的隐患.     

党的“一大”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思想的萌芽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下称《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下称《决议》）,被认为是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肇端。尽管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和《决议》排斥并反对与其他党派联系,但＂一大＂仍然孕育着国共合作思想的萌芽,只是由于各方条件所限而难以实现;党的＂二大＂提出的民主联合战线及党的＂三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是＂一大＂国共合作思想的延续和发展。     

从解密档案看共产国际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影响

档案是党史工作的重要信息来源。随着一些党史事件和人物档案的不断解密公开,党的历史的本来面貌越加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加强对解密档案的研究,对于开展党史工作、维护党的历史的真实和完整,并利用党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配合重大纪念活动开展宣传教育等均具有重大意义。本文聚焦推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关键环节,从已解密档案中阐述共产国际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影响

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理论基础,它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破裂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增强了中国革命的力量,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扩大了国共两党的组织,促进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理论本身的复杂性种下了国共合作失败的诱因,理论执行的偏差导致国共力量对比进一步拉大,埋下了国共合作破裂的隐患。这一理论本身是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的,但是由于从服务于共产国际和苏联利益出发,这一理论在实施的过程中偏离了正常的轨道,使得国共合作在中国共产党的被动挨打中彻底破裂。     

“第三次国共合作”的SWOT分析

2005年连战历史性访问大陆以来,尤其是2012年马英九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关于通过“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地区稳定和国家统一的呼声日益高涨。目前,影响台海地区安全稳定的关键是两岸关系,核心是国共关系。本文运用SWOT工具,分析了通过“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台海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行性,并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应对策略。     

台湾省籍族群身份认同研究：建构主义分析

省籍族群分化是影响和制约当代台湾政治运作的主要社会分歧,其形成的基础源于各族群的身份认同。建构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身份政治理论,它通过探求集体身份形成的原因,力图深入解析行为体行为的根源。本文拟运用建构主义理论,从＂行为体与结构互构＂的研究路径出发,对台湾省籍族群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及其因身份而采取的行为选择进行分析与阐释。     

共产国际、俄共（布）与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和而不同”中出台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战略

20世纪20年代初,由于现实和理论上的原因,共产国际、俄共(布)领导人支持马林提出的国共党内合作构想,但共产国际领导层对此意见并不完全一致,而中共最初也持坚决反对的态度,直到第三次代表大会才以决议形式最终接受。第一次国共合作战略是在“和而不同”中出台的,虽然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大方向,但也给后来的实践造成了无法克服的矛盾和冲突。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一国两制”模式选择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行了第二次合作.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过程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历史的教训."一国两制"构想是在借鉴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成功经验,吸取其中的教训,探讨用和平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过程中形成的,它是目前解决台湾问题的正确模式选择.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抗日战争之所以取得完全的胜利,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国共合作的实现对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回望历史,进一步发掘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对于当前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价值.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学习实践与身份承认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二战后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意义的国际安全合作机制,是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学习实践过程.伴随着联合国维和行动自身的发展演变,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学习实践重塑了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认知,进而建构和重构了其对维和行动的身份认同,并在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正向演变的互动中实现了从形式、分配到价值承认的身份承认转变.在这一曲折的学习实践过程中,中国逐渐融入联合国维和机制,改变自己,进而影响世界.     

一国两制的雏形——第二次国共合作特点之我见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 ,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国共两党从救亡图存的大局出发 ,捐弃前嫌 ,互作让步 ,在共同对日作战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族统一战线。从其建立的过程和内容来看 ,第二次国共合作 ,实质上是在一国(中华民国 )之中 ,面对着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两个不同性质的政党领导着的两种不同制度的政权与军队的并存与共处 ,是一国两制的雏形     

角色身份与中日关系--一种建构主义初探

角色身份是在与他者相联系的过程中形成的对自我的定义.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角色身份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它趋于在行为体的互动中自我再造.中日间消极性的角色身份在双方的恶性互动中得到再造和支撑,并深深内化到双方的战略思维中.中日两国的自我束缚有利于防止双方恶性互动的进一步发展,并使得中日之间消极性角色身份向积极性角色身份的转变成为可能.     

从两次国共合作看党的统一战线策略的新发展

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曾与中国国民党进行了两次成功的合作,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策略的胜利。今天,统一战线仍然是我们党的法宝,它对于改善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试论谭平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历史进程中,谭平山作为中共广州党组织负责人,严格遵循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影响,广泛团结国民党进步人士,积极开展各项革命活动,为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及国民革命运动的兴起立下了不朽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