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理论下政府公共权力的有效实现

张波在《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5期撰文认为,治理理论是二十世纪后期西方出现的一种新的权力构架理论,它主张通过分权的方式完成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该理论对于如何实现政府公共权力的有效运行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也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大数据时代地方政府治理:挑战与应对

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涌现,人类社会呈现出鲜明的数字特征。数字社会最显著、最深刻的变化就是社会运行过程的数据化。这给我国地方政府的传统决策模式、数据采集手段、数据孤岛现状带来挑战。构建大数据驱动的地方政府治理体系,需要加强统筹规划、提升大数据集成、树立大数据思维、加强主干数据库建设、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恪守技术伦理。     

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理论意蕴、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列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五项重要任务之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向基层放权赋能”^[1]。基层作为治国安邦的根本,是国家政权直达基层社会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国家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场域;基层社会治理既是“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并依法对有关事项进行规范和调节的过程,也是社会自我服务并依据法律法规进行自我规范和调节的过程”^[2]。因此,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须立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宏大背景,关注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衔接与互动,从理论上厘清其内涵和外延,从现实发展中探究其困境所在,进而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之路。     

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逻辑、权威与根基

对逻辑的剖析是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必要步骤。后发国家公共治理理论的有效适用与政治发展的推动密切勾连。成熟的政治权威与社会权威是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要件。公民参与协商机制是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根基。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之逻辑在于推动政治发展,逻辑核心体现在法治与民主的完善。公共治理理论的有效适用、政治发展的推动、法治与民主的完善、政治权威与社会权威的成熟、公民参与的有序扩大与协商机制的设置逻辑上是相适应的。     

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中国政府治理模式变革取向

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国家为提高政府效率和国家竞争力,解决组织效率低下、财政压力加大、公众情绪不满等问题,掀起了一场颇具声势的政府变革运动,其核心是:通过压缩规模改善政府的活动范围和运行机制,从而提高政府效率。概括讲,就是建设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一、为什么要建设有限政府有限政府(liminted goverment)就是权力受限制的政府,主要是运用法律手段对政府权力的大小、职能的宽广进行限制。与有限政府对应的是无限政府。无限政府不受约束和限制,就象专制政府,危害不言而喻。西方政治文化从源头上对政府抱有非常消极的态度,政府被看成是无奈的结果:没它不行,一些事情必须由政府来做;有它     

生态型政府管理:理想、现实与路径选择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来看待,生态文明建设对于中国未来科学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自明,而从现实情况来看,政府管理的适时转型与变革是夯实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关键性条件。市场导向的首次变革推动了中国的快速工业化,而生态导向的再变革将是后工业文明即生态文明的助产士。转变传统的管理理念和范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政府管理的再变革必会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和动力来源,两者之间的有机嵌合是中国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治理到善治:基层政府治理嬗变的现实图景与国家整合

治理与善治理论,既是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又是一种先进的现代管理模式。目前,我国基层政府权力运作内卷化突出,要将基层政府善治理论放在国家整合的视角下,动用国家可利用的资源,实现我国基层政府治理目标。在基层政府善治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善治目标与社会结构、财政汲取与国家分配、法制建构与制度保障、民主发育与国家资源四对关系。积极探寻善治的制度平台,转换基层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有利于政府公共权力合法性的重构与稳固。     

社会质量理论与政府公信力建设的契合分析

社会质量包含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包客、社会凝聚和社会赋权四个维度,社会质量理论主要是从这四个方面来测量社会发展水平。社会质量水平是衡量政府公信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标准,同时也是推动力。社会质量理论作为一种重要的政府管理理论工具和分析框架．从一个新的视角对当代中国政府公信力建设发挥导引的功能,二者在理论层面和价值层面上的契合是这一功能发挥的关键所在。     

大数据治理:传统政府治理的变革之道

随着信息社会数据种类和规模的指数级爆炸性增长,大数据治理的概念应运而生,并深刻地影响着政府及社会和市场的运行方式。大数据作为新时代的战略资源和革新技术,对提升政务服务水平、提高公共决策水平、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等方面的影响与日俱增。传统政府治理模式由于存在明显的弊端,已经不能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势必要加快转型,而大数据广泛而又深入的推广应用,则为传统的政府治理转型提供了变革契机和方法。为此,要着力培育全面、系统的大数据意识,运用大数据的治理属性,推动传统政府的治理变革,重塑政府形态和治理模式,以适应和满足大数据时代的公共治理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从而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     

大数据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

大数据作为战略资源和技术支撑,能有效提升公共决策水平和社会治理能力,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然而大数据本身在思维方式、治理理念、信息安全、个人隐私等方面存在着问题,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直面的现实挑战。大数据时代的国家治理,必须从树立数据治理理念、创新治理方式、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法律制度、夯实基础设施、注重人才培养等方面寻求路径。     

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的机遇、挑战与对策

大数据给我国政府治理带来重要机遇,同时也带来了几个方面的挑战:可能会增加信息犯罪,可能会加剧道德危机,可能会加剧社会分化。政府需要采取三方面的有效措施来应对大数据带来的挑战:一是在大数据领域开展"法治",二是营造良好的大数据运营环境,三是充分发挥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     

中国的审美现代性之路:历史与现实的境遇

中国是一个"后发达"国家,但其审美现代性思潮却往往直接套用西方先发达国家的模式,这种移植与中国既有的审美传统以及自身的社会现实都有一定的隔膜.理论阐释的有效性不大,导致中国审美现代性走入困境.实际上中国传统美学在解决"现代病"的问题上有着独特的优势,而且审美现代性是在社会现代性之上的必然产物,所以,要走好中国的审美现代性之路,我们必须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理论与现实以及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     

湖北农业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现实与选择

农业区域经济理论强调注重农业生产的区域性,充分发挥农业资源的比较优势。湖北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资源优势明显,但在规模、市场、服务和体制上存在问题,农业区域经济的聚集与扩散效应没有充分发挥,只有不断创新、调整、突破旧体制,才能促进湖北农业区域经济的整合与深化。     

治理理论与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

作为服务型政府建设理论基石的治理理论,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是在当时西方各国政府管理失效,面临众多管理危机时西方学者所探寻的理论出路。本文探讨了我国处于治理转型时期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之路,以治理-善治理论指导政府转型,试图以治理理念揭示和分析服务型政府的基本方向。     

乡村传统文化现实境遇与发展机会—基于社会治理的视角

乡村传统文化对乡村社会有着独特的价值。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式微,给乡村治理带来了消极影响。只有采取重塑乡村新型生存空间,丰沃乡村传统文化生长土壤;重构乡村新式价值范式,展现乡村传统文化新意义等措施,才能在文化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中,为乡村传统文化、也为乡村治理找到新的生机。     

行政民主：基层政府治理转型与现实困境

基层政府治理具有基层性、直接性、复杂性的特点,与基层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利益关联度也最大。由于世界民主化浪潮的深刻影响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改革的现实需要,行政民主开始成为基层政府的行政理念,同时也契合了现代行政理论转型的需要。但在行政管制向行政民主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其转型也面临一些现实困境。     

政府治理模式的各径变迁与现实选择

政府治理模式随着社会发展而变迁。其变迁既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又有自身的内在逻辑。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有助于我们找到政府治理模式的变迁动力和路径。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应在传统治理基础上应对社会和时代挑战，建构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府主导下的参与和合作治理模式。     

我国数字政府治理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我国数字政府治理是对政府治理模式的技术化加成,也是对政府治理框架的全方位变革,更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数字中国重要论述的具体实践。然而,在持续推进过程中,我国数字政府治理仍旧面临体系化建构与法制化建设有待加强、多元参与机制效能尚未全面发挥及专业化优秀人才缺口明显等现实困境。因此,应通过建构与完善数字政府治理的法律体系、升级与重塑数字政府治理的多元参与机制以及引进与培养数字政府治理的优秀人才等方式,推进我国数字政府治理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