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保护社会”就是为了挽救市场经济

郑永年在联合早报网撰文认为，为什么市场经济在给中国造就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同样巨大的社会问题呢？归根到底，这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失衡的结果。西方早期也出现这种情况，光有经济发展。没有社会建设。但后来．西方各国政府转向社会改革，努力建立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     

司法实践中“道德法律化”的困境

在司法实践中，“道德法律化”判决结果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本质区别，其在逻辑前提、价值定位上尚需探讨。本文以许霆案为素材，从其价值层面分析“道德法律化”中隐含的道德标准绝对化、一元化和道德约束强权化的倾向，阐明其对社会道德生活存在的潜在威胁及其对“合法、独立、平等”的司法原则之核心价值的影响。     

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问题的思考

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的主张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本质区别，在逻辑前提、价值定位上存在无法弥补的漏洞，许霆案从事实层面上看，正是“道德法律化”对“法的法律化”的误解，从价值层面上看，这一命题隐含着道德标准绝对化、一元化和道德约束强权化的倾向，对社会道德生活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威胁，同时也破坏了法治的核心价值内涵。     

聚焦传统道德现代化道德示范还有必要存在吗

现如今．道德问题越来越成为公众和社会忧虑的问题。一方面，诸多不道德或不文明的现象层出不穷；而另一方面，社会上道德模范的评选活动却如火如荼，甚至泛滥成灾．诸如“中华脊梁”、“道德标兵”等的评选层出不穷。     

走进“全国道德模范”厉莉的心灵深处

被评为“道德模范”的任何一个人只是“道德模范”的载体，社会要通过赞扬这个载体，宣传一种价值观。选评“道德模范，，的最终目的不是表扬这个载体，而是弘扬从这个载体身上折射出来的人性中的真、善、美。当你在‘配’和‘不配’这个层面上思考“道德模范”问题的时候，还是在进行着名利上的竞争和比较，还是在将“道德模范”这个荣誉当成一个稀缺资源或者利益去争夺，而不是当成责任去承担，如果是这样，     

论社会压力与贪官人格的形成——对现有“涉贪主体人格心理分析”理论的批判与反思

在特定社会情境中的不良压力，影响甚至改变着其自身保持较为稳定状态的人格中的“可变成分”，并进而产生贪官们特有的心理与行为表现。人格不同于心理，也不同于特定行为的外在表现。人的“需要”膨胀应当是与社会文化有关。显而易见，除去无道德评价意义的本性“冲动”的“贪婪”是一种社会的“催逼”，是社会发展压力下的必然结果。人们不得不做出更多更快的自我调整来应对更多压力的到来，即使这份“调整”是在违背道德与法制。     

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问题的思考

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的主张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本质区别，在逻辑前提、价值定位上存在无法弥补的漏洞，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的判决结果从价值层面上看，这一命题隐含着道德标准绝对化、一元化和道德约束强权化的倾向。对社会道德生活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威胁。同时也破坏了法治的核心价值内涵。     

道德态势与社会控制模式需求定律——我国接受西方法治思想与模式原因的新解读

道德的“自我”单位变量与法律控制的需要量是成反比的,即道德的“自我”单位越小,法律控制的需要量就越大。人性中固有的道德走势为“小我”为重的价值位阶,因而需要更多的法律控制。某一社会文化中的道德走势,影响该社会控制模式的选择。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的道德走势为“大我”为重的价值位阶,因而选择德治控制模式;西方社会文化中的道德走势为“小我”为重的价值位阶,因而选择法治控制模式。中国传统社会所选择的德治控制模式及其文化依据中的道德走势与人性规律中的道德走势相反,并高于社会实有道德水平,因而德治控制模式的实效性较差;西方社会所选择的法治控制模式及其文化依据中的道德走势与人性规律中的道德走势相一致,并等于或低于社会实有道德水平,因而法治控制模式的实效性较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文化体系中的道德走势发生反向渐变,因而社会从对德治模式的选择逐渐转向对法治模式的追求。     

从道德价值角度谈食品行业的社会责任——以双汇集团“瘦肉精”事件为例

当一些企业在追求利润而忘记了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时，造假也就成了这些商人追求利益的最快捷途径。本文以双汇集团“瘦肉精”事件为例，从道德价值角度分析食品行业应承担的基本社会责任，希望食品行业能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在承担起经济使命的同时，更要承担道德使命，履行社会责任。     

被“彭宇案”诱惑的“缺德”

近期，一批所谓“彭宇案”及其判决受到舆论的持续关注，并被认定为是“道德滑坡”、社会冷漠的原因。似乎在一切人际碰撞中，老年人都倾向于讹钱，而年轻人都是助人为乐者。这种看法其实很粗鄙，客观上，它替我们社会的道德冷漠找到了一个牵强的借口。     

对“见危不救”入罪的探讨

当下，“见危不救”的情况频频发生，强烈的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许多国外立法都对“见危不救罪”做出了规定，我国尚无关于“见危不救罪”的规定，只是道德层面上的评价。在人类道德逐渐缺失，社会正义冷漠麻木的情形下。关于‘见危不救”的道德谴责，屡屡显得苍白无力。此时，法律介入无疑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道德和法律究竟谁撞了谁

最近，这样的事件发生多起：老人倒地无人扶，旁边是一群保持安全距离围观的路人，有人想伸手搀扶，又有人出言阻止……无数人在发问，我们的社会道德怎么了？对社会道德滑坡痛心疾首的人们，立即会将南京彭宇案等案件视为众矢之的。的确，经过舆论不断发酵，关于老人摔倒“扶不扶”，大众的第一反应就是“彭字案”带来的恐惧感。彭宇案判决书使用了“从常理分析”“更符合实际的做法”“与情理相悖”之类的措辞，来判断彭宇之责。     

中国社会首先问题面临的形势与对策建议

冯叔君、陆军荣在《光明日报》撰文说，近期，一些道德方面的事件引发了社会对当前道德教育的反思，所谓“道德滑坡”的简单化论调由此威为公众与媒体关注的焦点。     

关注道德教育精神

当今世界正面临着“精神道德危机”，特别是青少年的道德危机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重视。本文从介绍全球“复兴道德教育”的浪潮入手，认为工业社会对科技的片面强调、对人的知识能力素质的过分张扬及由此导致的学校德育的不断弱化是当前全球社会和道德危机的重要原因。通过对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的剖析，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世界多元文化冲击，对青年学生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形成将产生重要影响，我们必须将道德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目标，并就此提出深层次看法。     

道德诚信就是最好的“真金白银”

本溪市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把“道德贷款”由小范围试点，扩散到大面积推开。享受贷款的“八星级”以上文明户由百余家增加到了9950家，贷款额由1000多万元增加到了1．2亿元。（9月7日《辽宁日报》）“道德信贷”正成为辽宁省农村“两个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载体，给新农村营造出“讲文明得利，讲诚信受益，当好人占便宜”的社会氛围。看到左邻右舍靠文明户换来了“真金白银”，     

从罗马法的道德基础看我国法治

本文试从西塞罗的《论义务》中提炼出作为罗巴法道德基础的古罗马道德观，分析其在罗马法中的体现及对现代法律制度的影响。在确认社会道德观对于同一时期法治巨大影响的前提下，参照罗马法道德基础对于我国的法治建设提出了“转变法律权威来源；”、“以超前立法唤起法治精神”、“设立公民不损于已的利他义务”等建设性意见。     

浅析生态道德建设在应对环境危机中的作用

21世纪是生态危机频发的世纪，各种生态危机为我们的生存和发展敲响了警钟。应对生态危机，除了走法律、经济、行政等“硬道路”之外，更重要的是加强人们内心的生态道德修养，走生态道德建设的“软道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生态道德建设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首先，我们应该为生态道德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其次，通过加强生态教育，提高全社会生态道德能力；最后，通过法律和制度建设，为生态道德建设做好保障。     

“啃老”透视：立法背后的民生焦虑

调查表明．我国逾六成家庭存在“啃老”现象。当前，“啃老”已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啃老族”的种种行为让社会尴尬。立法禁止“啃老”，是对老年人权益的保护，还是立法泛化，将道德问题上升为法律？有识之士称，当下的民生压力，逼着许多年轻人必须“啃老”。那么，当前环境下，如何减少或减缓“啃老”现象……     

诚信危机的背后

在我国传统伦理文化中．“诚信”被赋予极其丰富的内涵，从语词意义来看．“诚”与“信”是相通的。《说文解字》这样解释：“诚．信也．从言成声”；“信．诚也．从人言”；但在实际使用中，它们所表达的意义又有一定的差别。“诚”是指道德主体内在的一种品质、信念，即所谓“内诚于心”。“诚”表现为真诚、诚实、诚恳等。“信”则是指道德主体在社会生活中与他人或社会整体交往时所表现出来的具体行为及其价值指向．     

企业软实力比生命更重要

“三鹿奶粉事件”震惊了一个民族，当“中国制造”以世界第一速度发展时，我们中国企业家理应也以世界第一速度迅速提高自己的道德素养和社会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