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上层建筑理论家

葛兰西的政治思想谱写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新篇章.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不仅超越了"经济决定论"的狭隘解释模式,而且深入发掘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内涵,从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在当代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本文较为完整地讨论了葛兰西政治思想,对其重要内容如领导权概念、市民社会与国家以及有机知识分子理论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并简要评述了葛兰西的思想贡献与不足.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及其诠释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是在西欧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贯穿着葛兰西对东方与西方、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文化战略与政治战略及其关系的深刻思考,构成了葛兰西总体性革命战略的核心内容。在20世纪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左翼的文化主义转向中,“文化领导权”这个源自葛兰西的话题偏离了葛兰西的本意,它把话语等同于实践,对葛兰西思想进行文化主义的诠释。从这个角度看,历史地、客观地理解葛兰西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浅析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效益

纵观历史,意识形态的渗透无孔不入,并渗透在人们的各种维度中,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形态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导向。因此,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与研究的必要性已经不言而喻了。市民社会的建立与发展,意味着国家权力向社会的让渡,最终将对人的统治置换为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最终导致国家消亡。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依托于市民社会领域,得出争夺文化领导权,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经之路,并阐释了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本文阐明了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当代意蕴。     

葛兰西对马克思“三位一体”的重构及启示

上世纪60年代以来,葛兰西的理论始终是理论界致思的热点之一,在涉及文化建构、哲学探讨以及政治实践等方面,葛兰西的思想有着极强的时代性和阐释力。细梳葛兰西的理论,＂使葛兰西最关心、最着迷的是建立新国家的问题,工人阶级在现代社会中的领导权问题,以及知识分子和文化在这一新国家和社会中的作用问题。＂[1]据此,学界将葛兰西的思想主要归并为国家理论、市民社会理论、文化领导权理论及有机知识分子理论等。虽然此类著述很多，但对葛兰西思想进行再认识．并阐明其对当下中国的意义仍极为重要。     

析葛兰西市民社会的理论

“市民社会”这一概念不是葛兰西所创造的．是源于西方政治学概念．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不同时期、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市民社会的概念不同。市民社会理论发展主要有二三个阶段。     

葛兰西意识形态争霸理论在中国发展的意义

葛兰西认为,虽然在形式上,国家体系是通过政治社会来控制的,但市民社会的思想和文化共识是维系一般社会秩序的关键。如大学生、知识分子、在野党、新闻传媒在社会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政治社会如果无视市民社会引领的道德和文化共识．其地位往往岌岌可危：“根本的历史统一来自于国家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的有机关系”。     

论马克思社会与国家关系思想的双重论域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把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又颠倒了过来,得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科学阐述了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然而,从"市民社会"出发研究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还存在着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局限.于是在马克思著作中,"社会机体"逐步取代"市民社会"成为研究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新视角,从而揭示出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与复归的矛盾运动规律.马克思这种"市民社会"与"社会有机"双重论域下形成的社会决定国家、社会与国家、国家向社会复归的三大基本原理,启示我们必须:(一)加强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二)规范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三)坚持改革的"社会化"导向.     

马克思与葛兰西国家观之比较

国家问题是马克思和葛兰西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视角创立了无产阶级国家观,葛兰西的国家观是对马克思的继承和发展,但二者在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国家的职能、意识形态在国家中的作用、国家的未来命运等方面又表现出明显不同。葛兰西的国家观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野,但未从根本上形成对马克思国家观的超越。     

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及其存在论基础

葛兰西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实践哲学",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批判布哈林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葛兰西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观能动性;恢复了精神力量或意识形态在历史发展过程的重要作用,并提出"历史集团"这一概念来消除唯心主义因素同时又赋予精神力量的现实性.     

论葛兰西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葛兰西反思并批判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居于"正统"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的两种趋向,一种是"正统"唯物主义趋向,另一种是或明或暗地与若干唯心主义思潮相融汇的趋向,认为这两种趋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双重修正和歪曲.葛兰西倡导"实践哲学",力图通过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和超越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社会历史实践的本体论革命,纠偏"正统"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歪曲,发掘马克思主义的真义.     

中国特色城镇化与农民工的终结

中国特色城镇化之所以"特",说到底就在于它始终和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如何把亿万农民工逐步转化为市民,是中国特色城镇化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城镇化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更为关键的是农民职业非农业化、生活质量城市化、社会身份市民化.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彻底破除之日,中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建立和完善之时,就是中国农民工终结之时.中国农村人口城镇化必然要经历两个过程,即先把农民转化为农民工,再把农民工转化为市民.只有完成这两个转化,才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任重而道远.     

"私法优位"的"人本"解读

"私法优位"还是"公法优位"在我国法学界的讨论还在进行,笔者认为如果把"私法优住"用"人本"的思想进行解读,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私法的优位性.因为,在市民与国家的关系中,私法是调整平等的市民社会的法;公法是调整非平等关系的政治国家的法,以民(人)为本决定了是"私法优位"的必然性.     

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政治意蕴

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政治意蕴是马克思区别于其他现代性理论的核心.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人与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背景和主题是人与社会的分离,其核心内容为市民社会批判.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市民社会的方法论批判,第二阶段为市民社会的实证性批判,第三阶段为市民社会的现象学批判.现代性问题的最终解决是实现共产主义,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换位思考"怎能"头痛医脚"?

"换位思考"有利于理解、体谅、宽容矛盾的对方,对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确实具有一定的作用,只是这种作用相当有限,并且与"换位思考"的"位"密切相关.有篇文章对"位"作了这样的设定:"比如,把自己当做父母来看待子女,当做老师来看待学生,当做交警来看待路人,当做市长来看待市民,当做上级来看待下级,等等……"这样一来,"换位思考"那"相当有限"的作用也荡然无存.     

论市民社会建设与人的解放的现代统一——兼与乔翔先生商榷

现代市民社会的发育程度,总是同人的发展和独立程度紧密相联的.在这个意义上,当今我国的市民社会建设,本身就是一次带有根本性的人的解放过程.这就说明,市民社会建设与人的解放是正相关关系.在当代中国,尤其要警惕对传统政治定势的过分依赖,认真地完成建设市民社会的任务,而不是要去"克服"市民社会.     

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继承与批判

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到德国古典历史哲学,“市民社会”发生了从“建构”到“批判”的历史性转折.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进行了继承与批判,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把黑格尔倒置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重新颠倒了过来,用现实和历史的视角,深入到社会物质生产关系层面深化了市民社会,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予以了完善的科学概念并形成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     

以上海金山为例看提升市民文明素质之道

提升市民文明素质,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实践。经过多年探索,上海市金山区市民文明素质提升工程取得一定成绩,但依然存在明显不足和问题,需要进一步从提炼市民文明素质的"精神内核",探索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制定实施市民不文明陋习治理方案,构建提升市民文明素质的"社会动员"体系等方面着力深化。     

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的深层思考——论市民社会建构的现实意义

市民社会是经济领域中"市场"和政治领域中"民主"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对应物,市场经济培育了市民社会,而市民社会又推进着民主政治的发展.本文认为,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度集权的体制,不可能培育民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从而也就不可能具备实现民主的各项条件,不能实现国家权力向社会方面的真正转换.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与社会两者之间没有形成适宜于民主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其实质是没有找到"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效途径.     

社会领域群体性事件法治化源头治理机制研究

正国家与社会二元的理论建构起源于近代。"社会"最初被视为与政治国家相对立的市民社会状态。在马克思那里,人的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随着社会利益分化为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两大相对的体系,整个社会就从逻辑上分裂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两个领域,前者是"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后者则是"普遍的公共利益关系的总和"。市民社会包括了处在政治国家之外的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1]。由此引申开去,社会领域显化为相对独立于政治国家之外     

马克思主义"解放"理论的政治哲学诠释

近代西方"政治革命"直接造就了"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离,在促成公民身份的同时还最大限度地发展了私人任性.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必须由"人类解放"来克服."不间断"的无产阶级革命乃至一定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人类解放"的一般途径."政治解放"不仅导致了"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离,同时还促成了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生.资本主义的自由与任性不仅造成了劳资间的对立和斗争,而且还导致了民族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必然件随着民族利削和民族压迫的内容.无产阶级革命也必然会采取民族解放的形式,而民族解放也自然成为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一个必由环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解放的价值关切则是民族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