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个民族都是一个妈妈的儿女”——记上海市统一战线先进个人白玛龙珍

今年74岁的闸北区宝山社区“藏族阿妈”白玛龙珍,是西藏农奴的女儿,1962年来到上海,至今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大半个世纪。“母亲给了我生命,共产党养活我、教育我、培养我,吃水不忘挖井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西藏,也就没有我白玛龙珍的今天,我对共产党永远怀着感恩之心。”     

忆“昌都战役”支前

原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康定军管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甘孜白利寺大活佛格达活佛，为争取和平解放西藏，于1950年7月10日离开甘孜去拉萨，8月22日，他在昌都被害致死，种种迹象表明西藏地方当局，已将和平谈判之门关死。我军无奈发起“昌都战役”。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小时候经常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他坚持了抗战八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     

一位务实的党外领导干部——记安阳市党外副市长肖继业

提起安阳市人民政府党外副市长肖继业，跟他打过交道的人无不竖起大拇指，称赞他朝气蓬勃、干练稳重。安阳市委副书记赵微谈到肖继业时曾说：“党外干部也是党的干部，在肖继业同志身上，再次看到了我们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与成功。” 今年 48岁的肖继业是民建河南省委委员， 1999年 1月当选为安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肖继业深有感触地说：“我有机会为人民做点工作，依靠的就是共产党的政策。”他注重学习，严于律己。“讲政治、找位置、办实事”是他人生的准则与座右铭。 讲政治不是一句空话，肖继业同志对此理解得非常深刻。他时常告诫…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始末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犹如一声春雷,响彻万里高原,震动了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唤醒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西藏百万农奴,同时赶走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从此开始了西藏历史的新篇章。我有幸作为西藏地方政府的和谈代表,赴京参加和平谈判并签订了协议，为西藏人民做了一件好事。     

党的民族政策光辉实践

今年5月23日是中央人民政府和原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签订50周年，也是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我作为50年前签订“十七条协议”的原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全权代表，扶今思昔，感慨万千。在举国上下热烈庆祝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我们更加深切怀念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他们的英名永远活在西藏各族人民心中。同时，我要向当年签订“十七条协议”，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尽心竭力、多方操劳、     

党的宗教政策在西藏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西藏和平解放50年来,党的宗教政策在西藏得到了贯彻落实。从西藏和平解放一开始,进藏人民解放军广大官兵和各族干部严格遵守和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和民族政策,宗教信仰得到了尊重,各教派的寺院得到了保护。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时,陈毅副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给西藏各教派的寺院,赠送了毛主席亲笔题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锦旗,给僧俗供茶供斋,发放布施,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僧众的关心和对宗教工作的重视。     

“十七条协议“是怎样签定的?

今年的5月23日，是西藏和平解放协议（又称“十七条协议”）签定50周年，发生在半个世纪以前的这一历史事件，使西藏重新回到了祖国大家庭中，为西藏后来50年的发展变化，奠定了深厚的基础。那么“十七条协议”是怎样签定的呢？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立即宣布废除民族压迫和剥削，实行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当时，除了西藏和台湾，全国已基本解放。党中央和毛主席从国内外形势和西藏的特殊性出发，确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毛泽东同志指出：只有采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才有利于消除长期历史形成的民族隔…     

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目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特别是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以来，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政治上，广大人民群众获得翻身解放，实现了由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飞跃。和平解放50年来，党的各项统战政策也不断发展和完善，为西藏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建设起了推动作用。以我而言，在党对旅居国外藏胞制定的正确政策感召下，     

学学习仲勋面对批评的清醒与反思

最近，笔者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旧闻”：1978年9月25日，广东’惠州检察干部麦子灿，给时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的习仲勋写了一封批评信，措辞用语尖锐、尖刻：“我看你讲的重视群众来信采访也是漂亮话，是句空话!因为你只讲。没检查督促。”“我感觉到你还是一个爱听汇报、爱听漂亮话，喜欢夸夸其谈的人。”看完来信，习仲勋不但给麦子灿写了回信，诚恳地接受他的意见，而且在当时的广东省革委会会议上自曝来信，又给全省县以上党委和省直机关局以上负责人转发了来信。习仲勋说：“下面干部敢讲话，     

吴官正与中国梦——读《闲来笔潭》

“十六大”后的一天上午，吴官正同志的秘书打电话找我，到后才知是官正同志要找我单独“闲谈”。我从未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单独“闲谈”过，官正同志为拉近距离，让我放开讲，见面第一句话就告诉我：没来中央纪委机关之前，就让人搜索并阅看了你发表的各类文章，没想到中纪委能有你这样的人才。事先，秘书告诉我谈十五分钟为宜，于是快到十五分钟时我便不再讲了。没想到官正同志听得很有兴趣，直到秘书多次进来，最后同他“咬耳朵”，谈话才于两个多小时后结束。官正同志“闲谈”的水平之高，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今天，阅读他的新著《闲来笔潭》（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同样给予我很多教益和启示。     

云南省博物馆副馆长、首席设计师——李黎：与老祖宗对话

李黎曾遇到这样一件事。在一个展示西藏佛像的黑乎乎的展厅里，一个小孩对妈妈说：“妈妈，我很怕。”这件事给了他很大震动。当他看着妈妈毫不犹豫地抱着孩子走出博物馆的大门，他开始怀疑现今博物馆的陈列方式究竞有没有达到应有的目的。     

一心一意跟党走——《王连芳云南民族工作回忆》摘录（四）

“咪喱王”李和才 李和才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哈尼族上层人士，在滇南少数民族地区极有声望。 中央访问团第一次到蒙自时，地委书记张丕绪特地向我介绍了李和才。同时介绍了我的身份：“这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慰问我们少数民族的领导，今后有什么事都可以找连芳同志反映。”我虽再三讲自己不过是个普通干部，有事还找党的各级组织。但李和才却听不进去，说话很直率：“以前我听张冲的，张冲现在听共产党的，你又是共产党的官，说话更管用，我今后找你了。”此后，他到昆明办事开会都要找我，成了朋友，对他的经历也就有了更多了解。 李和…     

张国焘之死

1949年冬，一个寒冷的日子，张国焘携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子离开台北，来到了香港这个既非共产党又非国民党统治的地方。在张国焘看来，这是唯一明智的选择。他对友人谈起他离开台北的原因时，这样说：“住在台北麻烦，国民党不时找我出反共的主意。并不是我怕共产党，不敢出主意，只是我出的主意，他们执行得非驴非马，共产党把这笔账记在我的头上，划不来。”这或许也是一种解释吧。     

高原散记

<正>为什么去西藏?对西藏的认识其实可以追溯到我的少年时代,那时候看过一个电影,叫《农奴》,讲西藏在新中国成立前,奴隶制给藏族同胞造成的苦难,很多画面触目惊心。里面才旦卓玛唱的主题曲《共产党来了苦变甜》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成年以后,对西藏逐渐有了了解,开始关注西藏的发展与变化,对于那片遥远而神秘的高原圣地,置身其外的我心驰神往,特别想去看看雪山,去了解藏     

西藏和平解放与达赖集团的命运

在全国人民隆重纪念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的时候，远在印度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和他的小集团再次发出“西藏独立”的密集鼓噪和梦呓。由达赖策划并审定的新版伪宪法继续谎称西藏曾是“与中国、印度并驾齐驱的大国”，“中国政府武装入侵西藏，暴力镇压西藏百姓”，再次表明这个小集团将顽固坚持其分裂中国的立场。     

新旧西藏两重天珍惜机遇做贡献

5月22日，区党委统战部召开各族各界外人士座谈会，隆重纪念西藏和平解放55周年，会上，来自我区各族各界党外人士代表作了发言，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讲述了西藏55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表达了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祖国大家庭好、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深厚情感。一致表示，要在党中央和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为我区的发展和稳定做出新的贡献。现对部分代表发言予以摘登。     

陈嘉庚的“两顿饭”

在延安杨家岭，听讲解员讲了这样一段往事。抗战时期，从国外归来的科学家陈嘉庚先生，分别到重庆和延安考察。他先到了重庆，蒋介石非常热情地招待了他。并花800块大洋，在重庆最好的酒店为他摆了一桌接风宴。接着，陈嘉庚又到了延安，毛泽东也非常热情地招待了他，并请他吃了自己亲手种的菜。只是这一顿饭，只花了两毛钱。事后，陈嘉庚深有感慨地说：“蒋介石招待我花了800大洋，而毛泽东招待我只用了两毛钱。得天下者，共产党也!”     

倍加珍惜民主改革的成果——纪念西藏百万农奴解放五十周年

当全国人民隆重庆祝第一个“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时候，我作为旧西藏农奴的后裔、作为班禅额尔德尼的继承者，心情格外激动。     

己所不信 难于教学

我小时候,跟着能干的父亲,他对神又信又不信,我也又信又不信;读私塾时,我的老师信孔孟,我也信孔孟;解放时大家信共产党,我也信共产党;大跃进时,有人说六个月能建成共产主义,我高兴极了,可是等了一年,连共产主义影子也不见,等到的只是报纸上“跃进”,肚子却吃紧;文革期间,我受到了冲击,思想产生了“共产主义渺茫”感。正在这时,组织上要我教政治课,我第一次以一个政治教员的面孔登上讲台,讲得滔滔不绝,道理一大堆,结论是“共产主义必胜”。谁知,学生中有的点头,有的却付之一笑。这也难怪,我自己都不相信共产主义能实现,怎能使学生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