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犯罪生成机理——塞林《文化冲突与犯罪》读后

体现在塞林的《文化冲突与犯罪》一书中的文化冲突理论是犯罪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犯罪原因理论。通过对其观点和论证理路的解读，该书既有一定的局限性，又为我们在进行犯罪学研究时视野的拓展、方法的创新等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论未成年人犯罪之网络诱因——以文化冲突为视角

犯罪不过是社会文化的一个侧面。随着犯罪之文化冲突论的兴起，以文化冲突理论为视角，体察、解读网络诱发未成年人犯罪的深层社会文化原因就显得至为重要。由于文化冲突理论强调犯罪是主文化和犯罪亚文化之间冲突和对立的产物；故该理论将未成年人的生活方式作为考察文化冲突的社会场景，将该种犯罪亚文化归结为未成年人与网络的差异交往，并在未成年人生活方式的失范状态中把握犯罪亚文化与主文化的冲突和对立。     

关于犯罪学文化冲突理论的研究与评价

犯罪学的文化冲突理论历来是与合意论相对立,现已形成学派众多、著名学者云集具有影响力的理论体系。从研究者所使用的核心概念来看,可大体将其划分为规范文化冲突论、价值冲突论和利益冲突论。文化冲突理论家们各具特色研究视角,以及共同关注文化差异、冲突和变迁,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动态犯罪学的研究框架,他们所得出来的批判性研究结论已成为今天国际司法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     

冲突常态化:街角青年帮派日常冲突模式研究——以上海市闵行K社区"斧头帮"为例

据相关统计,青少年团伙犯罪占到了青少年总体犯罪率的75%左右,因此,对青少年犯罪群体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近些年来,受到美国社会学家怀特的影响,我国学界已经开始使用"街角青年"对具有犯罪倾向或偏差行为的青少年及其群体进行了概念性的界定。为了深入了解街角青年的日常生活状态,作者对上海市闵行区K社区中的"斧头帮"进行了为期半年左右的田野调查。调查发现,街角青年帮派的冲突已常态化,并且呈现出愈加犯罪化的趋势。通过社会冲突理论为视角,对街角青年及其帮派的日常冲突模式进行分析,并总结冲突常态化所产生的深层次的原因及特点,可以为街角青年提供介入性的社会工作服务提供更直接的线索。     

猥亵犯罪的刑法体系解释

我国刑事立法对公民性自由权利的保护存在不全面、不协调的"碎片化"问题。猥亵犯罪及其关联罪名在司法适用中也常常出现冲突,存在"猥亵"与"强奸"的关系不明确、"猥亵"与"侮辱"的界限不清晰等问题,难以有效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从维护刑法的稳定性角度,解决上述问题不必通过修改法律的方式,司法者可以在现有理论框架内,灵活运用体系解释方法,在刑法规范体系内部处理猥亵关联罪名的竞合问题,在刑法体系外部协调刑法与其他法律规范的适用冲突,从而实现"碎片化"到"体系化"的转变。     

青年农民工闲暇生活问题化背后的犯罪空间——基于一种文化冲突论的视角

青年农民工闲暇生活“问题化”倾向会使其身心受损，他们通常会以被动接受、消极反抗、暴力或犯罪的表现形式来显示其对社会消极甚至破坏的态度、行为，最终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文化冲突导致犯罪，是当代犯罪学中的一个著名的理论。本文试图用文化冲突的理论来解读青年农民工闲暇生活问题化倾向的现象，以期能为这一让人深深忧虑的现象寻找一些解决之道。     

汪峰:摇滚之子的嬗变

正如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青年文化运动一样,个体的自由意志与意识形态化的文化制度的冲突,是中国1 980年代中期最具挑战性的文化冲突。而在最近20年,文艺语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伴随着这种变化的,是歌者在国家主义和商业主义意识形态大潮中如何自处的矛盾处境。     

许烺光的“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及其中国文化背景

“心理—社会均衡”是美籍华裔学者许烺光提出的理解人的心理、行为与文化关系的理论模型。该模型最主要的特点是将人理解为一种“社会文化场”而不是孤立的个体,从人与人、人与物、人与文化规范以及心理与社会动态均衡的角度把握人。采用这个理论对中国、印度、美国等几个大规模文明社会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得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该理论在几个方面与许氏的中国文化背景相联系:与儒家的“修、齐、治、平”模式有相似之处;与中国文化从人的“相互性”出发把握人的特点相一致;重视亲属集团以及中国文化中的中和、平衡思想。许氏在参考中国经验基础上提出的这个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基本人际状态”概念,不仅对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为我们从文化心理角度重新审视目前主要基于西方经验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以及相应的主流国际政治理论,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     

论我国青少年犯罪的治理观及其转型——基于概念史的分析

青少年犯罪是一个承载着对青少年这一群体如何进行犯罪治理的概念,通过对青少年犯罪概念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在青少年犯罪概念诞生前,我国对青少年犯罪采取的是一元化的刑事政策。伴随着西方juvenile delinquency概念及其知识谱系的启蒙,国家逐渐开始对少年这一群体有了很多新的认识。但在其概念的形成过程中,却被我国日益严重的青少年犯罪这一社会事实所建构。青少年犯罪概念的建构,不仅使得我国重视并科学化理解青少年犯罪问题成为可能,而且还具有包容juvenile delinquency知识谱系的功能,使得有关少年司法的理念能够通过青少年犯罪这一概念载体顺理成章的进入中国。然而,这种"暗度陈仓"的方式,不仅为青少年犯罪概念争议和理论分歧埋下隐患,也使得青少年犯罪的治理结构存在二元张力。当前我国青少年犯罪治理结构既非一体化治理,也非二元化治理,而是少年与成年二元混同治理结构。随着少年司法在我国渐臻成熟,尤其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全面修改,"少年"与"青年""犯罪"与"非行"在概念和知识谱系上的分离不仅必须,也是必然。这也意味着,青少年犯罪二元治理结构混同模式到了必须分离的时候。少年与成年犯罪的二元化的治理结构转型不仅关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的准确定位,还关乎未来的青少年犯罪的有效治理。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根源解释及其预防

制度-结构视角下的宏观范式和理性-行动视角下的微观范式是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研究的两个基本范式。在微观层面上,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根源在于相对剥夺和空间拥挤诱发的心理压力在利益表达机制缺失的情况下无法及时得到排解和释放。在宏观层面上,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根源在于社会排斥和文化冲突导致的社会认同缺乏,加剧了"内卷化"。在整体层面上,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根源在于相对剥夺、空间拥挤、表达不畅、社会排斥、文化冲突和"内卷化"等形成的结构性嵌入系统。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根源既不能简单地归于微观层次的压力受阻,也不能笼统地归于宏观层次的认同缺乏,而应归于压力受阻与认同缺乏共同构成的嵌入性结构所起的作用。基于理论整合的角度,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应从微观层面疏通压力释放渠道,从宏观层面改善社会认同局面,并从整体层面建立系统配套措施。     

许煅光的“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及其中国文化背景

“心理-社会均衡”是美籍华裔学者许娘光提出的理解人的心理、行为与文化关系的理论模型。该模型最主要的特点是将人理解为一种“社会文化场”而不是孤立的个体，从人与人、人与物、人与文化规范以及心理与社会动态均衡的角度把握人。采用这个理论对中国、印度、美国等几个大规模文明社会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得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该理论在几个方面与许氏的中国文化背景相联系：与儒家的“修、齐、治、平”模式有相似之处；与中国文化从人的“相互性”出发把握人的特点相一致；重视亲属集团以及中国文化中的中和、平衡思想。许氏在参考中国经验基础上提出的这个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基本人际状态”概念，不仅对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为我们从文化心理角度重新审视目前主要基于西方经验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以及相应的主流国际政治理论，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     

美国两大政党处理文化冲突的理论与实践

美国两党处理文化冲突主要从三个大的方面着手:利用市场经济的力量并通过国家政权的引导来促进各文化群体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融;强调美国信条,建立“公民宗教”,通过包容的民主和健全的法制,并通过政治社会化的渠道对公民加强教育尤其是历史教育,以此整合文化冲突,达到对于美国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的认同;主张在尊重少数群体的教育权利和语言权利的前提下,维护美利坚合众国的统一。美国两大政党在处理关于文化冲突问题的具体政策和策略上有类似之处,但也存在着一些差异。这些问题的探讨,对于我们党和政府处理文化冲突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李登辉时代台湾政治文化变迁初探

李登辉时代台湾政治文化变迁初探刘国深一、理论与分析框架１９９３年６月２２～２５日，台湾《中国时报》连续刊载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一亨廷顿的文章：全球文化冲突的时代来临了？文中指出：“文化与文化的冲突会主导未来的全球政治，而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断层线，舍是...     

在新世界秩序形成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冷战结束后,弗朗西斯·福山和塞缪尔·亨廷顿等人都在努力寻求世界政治体制的替代方案。然而,这两位学者研究的出发点是西方现代社会至高无上,在这一前提下无法推理出适合冷战后21世纪的可行体制。新形势下,中国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一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谋求共识,避免对抗和冲突"的主张一脉相承。中国在解决经济、社会和外交等问题中的务实、折衷做法反映出了这一点。与西方现代理念不同的是,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明显的包容性特征。     

赵琛与《少年犯罪之刑事政策》

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赵琛所著《少年犯罪之刑事政策》(1939年),是我国第一部少年犯罪研究专著。该书的产生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犯罪学受到重视,法律院校开设犯罪学、少年犯罪学课程,国际社会对少年犯罪问题的重视及国民党政府内忧外患等历史背景密切有关。该书对于推动中国犯罪学、刑法学的发展,推动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产生起到了积极作用,其所提出的"少年犯罪综合治理思想"等,也都均具有较高的理论、实践与历史价值。     

生涯犯罪人的社会互动

生涯犯罪人在社会互动中所形成的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对其犯罪生涯持续具有显著影响。他们在与身边非特定关系人、用工单位领导与同事、婚恋对象及其家人等社会成员的互动中感受到社会排斥,而他们的不断犯罪、不听规劝、拒绝改正又使其家人由最初的劝阻、摇摆最终转向彻底绝望和完全放弃。社会和家庭对生涯犯罪人的"合理"排斥与"无奈"放弃,使这个群体被动退出正常社会并主动投向"灰色圈子",成为以犯罪为生的"惯犯群体"中的一员。社会成员和生涯犯罪人间的互动过程已经成为一个"互为因果""相互伤害"的死循环。     

犯罪学的一般理论与中国犯罪趋势研究──以“犯罪饱和理论”为切入点

在犯罪学研究中,犯罪一般理论具有重要地位,是解释犯罪原因与犯罪之间因果关系的最简明理论。犯罪一般理论具有时间上的持续性、空间上的广泛性、人群上的适用性。作为一般理论,犯罪饱和理论为分析犯罪趋势提供了分析框架。当一个社会各种诱发犯罪发生的因素的能量还未完全释放出来的时候,就没有达到犯罪饱和状态,犯罪趋势就会一直处于增长状态。中国的各类社会因素还有很多处于增长状态,都能推动犯罪增长,因此中国社会还未达到犯罪饱和状态,犯罪增长的趋势还不会改变。     

合规不起诉的刑法理论冲突及化解：基于法人自治展开

域外刑事合规制度及法人犯罪归责的理论基石是法人自治,自然人与法人之间因法人有效自治相分离。基于法人理论的多元价值与政策目的的强势驱动,我国合规改革并不以法人自治为核心的归责路径为基础,甚至不以法人刑事责任为前提,与刑法理论产生剧烈冲突。单位和自然人“双不起诉”违背责任主义;单位合规整改如何能够实现实体法上责任的变动尚不明确,合规不起诉之“程序出罪”欠缺实体法基础。我国刑事合规改革所面对的现实状况多维复杂,需要基于实定法转换视角进行本土解释论证。区别于聚焦法人犯罪行为的正向分析模式,基于实定法中法人刑事责任主体特殊设置的逆向思考,跳脱法人自治欠缺的困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刑法理论冲突。通过责任主体分析可明晰我国的部分法人犯罪本质是与法人人格交融的自然人犯罪,法人犯罪与法人刑事责任可能产生分离,由此“双不起诉”的责任主义危机得以缓释,涉单位犯罪的合规整改不以单位刑事责任存在为前提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国家法律与社会“活法”的冲突法理学分析

我国现行法律大都是从西方较发达的法治国家舶来并加以不同程度的改造而制定的,但因东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法律在处理纠纷时,不同程度上与我国的社会实践相脱节,为弥合两者的裂痕,当代法治应该积极对传统的儒家文化予以回应。本文以我国现行法律规范与柔性儒家规范存在的主要冲突为切入点,提出儒家"活法"的竞争与干扰是冲突形成的表层原因、文化不同是冲突形成的根本原因的观点,最后得出我国应通过制度构建的方式对儒家"活法"予以回应的结论。     

从武汉市跟踪调查看中国青少年犯罪

1990年5月,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同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国际交流协会、公安部公共安全研究所、湖北省公安厅、武汉市公安局共同商定,在武汉市进行同龄群青少年违法犯罪纵向跟踪调查。此项调查研究课题,是针对近年来中国青少年犯罪的现实情况,借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塞林犯罪学与刑法研究中心主任、国际著名犯罪学家马汶·沃尔夫冈教授在美国费城等地进行的同类调查的方法。马汶·沃尔夫冈教授对本课题十分重视,给予了大力支持,曾经先后4次到中国武汉进行交流与考察,并对武汉调查课题给予指导。2000年4月,中国留美学者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教授任昕博士和美国北卡大学教授波尔·福瑞德博士也来到武汉市就武汉市青少年犯罪跟踪调查进行交流与考察。他们对武汉调查十分关注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