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非法证据采信的几个问题

非法证据是侦查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方法而获得的证据。它是否具有证据能力是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中非常重要的问题。针对目前我国对非法证据的效力在理论与实践中比较混乱的状态，本文参考国外的有关规定和对非法证据取舍的价值选择的评述，探讨如何确立并完善我国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构建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关于办理刑事案件非法证据排除若干问题的规定》解读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需要和必然产物。该《规定》构建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适用程序,奠定了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基础。《规定》对“非法证据”进行了界定、规定了审查程序的启动、举证责任的分配、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等具体制度。我国的检察机关在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对构建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

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保障民事诉讼程序正义的重要诉讼法律规则,业已为学术界所重视,但遗憾的是我国现有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于该规则之规定尚有很大缺陷。文章将通过对大陆法系及英美法系关于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理论之比较及对我国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的建构与发展两个方面对该规则进行分析论述并提出对我国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立法的建议。     

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排除及其思考

本文从非法证据的内涵入手,拟在通过对我国非法证据的排除在现行立法中相应规定的缺陷,阐述司法实践背后深层次的原因,说明我国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同时,在操作程序等方面本文提出建构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粗略的设想,以期对我国刑事诉讼理论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浅析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是刑事诉讼研究的重点问题,并且2012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基本明确了我国刑事诉讼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了“非法证据”的范围、制定了相关的非法证据标准及程序等问题,为我国司法实践上提供了权威的依据和指导,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民事诉讼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形成和发展比刑事诉讼晚,而且相关法律对该规定也甚少,理论界的研究也是没有足够的重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并没有规定,因此,应该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理论上给予完善.     

刍议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随着最高法院2002年实施《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我国首先在民事诉讼中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这一规则过于原则性,不够详细具体,需要进一步完善。笔者通过分析国外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认为应从明确规则中的概念、建立非法证据排除的例外及对规则规定应更宽松等方面对其进行完善。     

关于非法证据问题的几点思考

我国媒体曝光的多起刑事冤错案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非法证据问题,这与我国司法实践中靠抓人破案,靠口供定案,没有严格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存在着直接的关系。司法工作者应加强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二款规定,对"刑讯逼供",采用"暴力、威胁"与"其他方法 "收集的证词予以认定和排除,对于"毒树之果"也应该选择性地排除。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负有依法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也依法具有启动非法证据调查程序的职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实证研究——基于2013—2018年的556个案例

我国目前形成了一个由强制性排除规则、裁量性排除规则、补正规则三个规则组成的非法证据排除体系。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律规定正在逐渐丰富,但是相较于立法,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非法证据排除情况仍然举步维艰。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近六年的556个样本为调研对象,通过宏观数据统计与微观案例研究两种方式分析发现,非法证据排除请求的提起数量逐年上升,申请被排除对象多为非法言词证据,成功排除非法证据的比例极低,且非法言词证据排除比例最高,申请进行非法证据排除案件多存在辩护律师,部分案件虽然成功排除了非法证据,但是对案件的定罪量刑仍然没有太大影响。     

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比较研究——以英、美、法、德四国为样本的分析

当今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大都制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措施,技术侦查获取的证据,也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域外法治国家对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做了大量有益尝试,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技术侦查证据进行排除方面作出了相关规定。我国在法制层面上对技术侦查获取材料赋予证据资格和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确认得较晚。通过比较考察两大法系代表国家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可以为我国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提供有益思路。结合我国法治现状,我国应确立最后手段原则,完善技术侦查措施程序设计,并建立强制排除与裁量排除相结合的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     

非法证据证明责任问题探析

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关键性和深层次问题。对该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真正在我国得以确立并切实发挥作用。参照外国关于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立法规定,我国应遵循利益均衡、诉讼便利和适当发挥法官职权原则,以构建我国的非法证据证明责任体系。     

论构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法律规定的享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者程序,以违法的方法取得的证据材料。在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非法取得的证据,主要包括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的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鉴定结论;非法收集的物证、书证,非法取得的勘验笔录、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对非法方式获取的言词证据和物证的排除规则均有不同规定,这与各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犯罪状况、刑事政策以及刑事诉讼目的密切相关。我国刑事法律中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尚未建立,必须建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绝对排除非法言词证据、原则排除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但特殊情况下也可以采用。     

美国不当搜查对策体系析解

美国的不当搜查对策体系分为两部分 ,即关于搜查令的取得和执行之运行机制 ,关于违反运行机制所获证据效力之救济机制。其确立的基础是国家的诉讼价值取向及社会对“正义误差”的认知层次。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不当搜查对策体系 ,必须着手 :1 制定一套严格廓清警察和公民个人权利义务的刑事诉讼法规 ;2 修正强制排除规则 ,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 ;3 建立和完善对不当搜查行为监督和补救的相关制度。     

对适时防卫与事后防卫的再认识——从一则真实案例说起

“不法侵害行为的结束”不等同于“不法侵害的结束”,是适时防卫还是事后防卫,应以不法侵害是否结束为判断标准,而不应以不法侵害行为是否结束为判断标准。     

构建三条防线遏制违法违纪

为了系统全面地遏制干警违法违纪的发生,应立足于"早教育",构建思想防线,使干警不愿违纪;立足于"早预防",构建制度防线,使干警不能违纪;立足于"早纠正",构建纪律防线,使其他干警不敢违纪.     

对适时防卫与事后防卫的再认识

如何区分适时防卫与事后防卫,在刑法理论上存在着争论,在刑法实践中也不易操作."不法侵害行为的结束"不等于"不法侵害的结束",不法侵害是否正在进行不能单纯从犯罪行为是否继续或犯罪行为是否既遂来判断,而关键看防卫人的行为在特定的环境中还有无可能有效排除不法侵害行为或行为导致的危险状态;是适时防卫还是事后防卫,应以不法侵害是否结束为判断标准,而不应以不法侵害行为是否结束为判断标准.     

对侦查阶段证据收集的思考

侦查阶段证据的收集,是指侦查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定程序,发现、采集、固定证据的诉讼活动,对查明案件事实、正确处理案件、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对侦查阶段证据收集的性质还存在一些误解,这也是造成非法取证现象泛滥的重要原因。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公安执法中被虚置的成因及对策

非法证据的排除是目前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普遍关注的热点，尤其是2010年7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制定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而公安机关是刑事执法的证据收集者，研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公安执法中的适用问题，对推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贯彻实施与在立法上的进一步完善，遏制公安机关的刑事非法取证行为具有十分深远的现实意义。     

非法拘禁作为战争罪在非国际武装冲突中适用的探究

作为国际法的一个分支，国际人道法旨在保护未参与或不再参与敌对行动的人员，并限制作战手段和方法的使用，因此。国际人道法也被称为战争法或武装冲突法。在国际人道法的传统理论观点中，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平民面对非法拘禁时不受人道法的保护。回顾1995年前南国际法庭上诉庭在塔迪奇一案中的判决所建立的标准，无论是国际武装冲突还是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保，面对非法拘禁时，平民均应受到人道法保护。     

论当前打击传销工作的形势与对策

传销给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带来严重危害,已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隐患。欲加强“打传”工作,必须明确“打传”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建立公安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打传”协调机制,全面推行“打传”责任制,加强打击传销犯罪的立法工作,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广泛发动群众,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     

论治安管理处罚中的非法证据及排除

证据问题为法律程序之灵魂。在治安管理处罚中应明确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应将非法证据的排除提前到行政程序阶段。治安管理处罚程序中,要排除的非法证据包括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瑕疵证据的排除应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