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迷信“官方化”

据报道,南方一个思想解放的“先驱城市”,其有关部门作出了在那里入户的新机动车号牌尾数不再出现“4”的决定!说是为了顺应广大市民忌“4”喜“8”的传统心理。想不到率先开放的地方,竟然作出这种决定。 顺应广大市民的传统心理,理由     

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到当代社会观——市民社会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社会建设"

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市民社会与野蛮社会的分离,其次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最后是市民社会与经济社会的分离。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处于第二个阶段,他剖析了现代市民社会的产生和内在矛盾,揭示了市民社会的本质和发展方向。中国的“社会”正处于西方市民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而其历史背景却处于西方第二和第三阶段交错的现代性背景中。根据历史的经验与中国的现实,中国目前的社会建设首先要健全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其次要加强以改善民生为主的社会建设,培育公民社会;最后要促进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克服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     

"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澳门回归祖国已满5周年了。对于澳门回归后的形势,海内外舆论用"政通人和"四个字作了 高度概括。具体讲,澳门现在是"政府有效施政,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安宁祥和,市民安居乐业"。 对此,濠江人民欢欣鼓舞,中央政府和祖国各族人民也十分高兴。     

"西部大开发"的政治效应

“西部大开发”被称为中国改 革开放从“第一个大局”向 “第二个大局”迈进的历史转折点，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江泽民总书记1999年的“西安讲话”也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的上下篇。中国现代化的困难之点，不是在东部，而是在西部。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实现，最终也有赖于西部地区的发展。选择“西部大开发”战略，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讲到“西部大开发”，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产业结构的地区性转移、促进西部经济发展、拉动中国内需、为中国经济寻求新的增长点，等等。毋庸置疑，这些经济上的反应确实是“西部大开发…     

畛域与融合--试析"夏夷之辨"政治心理对中国早期现代化之影响

“夏夷之辨”是中国传统政治心理之一。这一观念对清代少数民族统治时期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及革命路径的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由于晚清市民社会的萌生及近代民族主义的启蒙,使“夏夷之辨”观念逐渐消释,各民族进一步融合,最终构建起现代民族国家,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究竟是"社会国家化"还是"国家社会化"?——从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看当代中国"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在当代探讨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问题上,“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是当代学者们从两种不同的立场出发得出的两种相反的经典理论研究范式。“社会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孰优孰劣?马克思的“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我们科学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以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指导,走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协调发展道路,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必须和必然。     

从"门户开放"到中国加入WTO

从1900年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到2001年世界贸易组织通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法律文件,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一员,时间整整一百年。中国加入WTO与百年前的“门户开放”政策有着本质区别“。门户开放”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破坏中国主权与独立的反动政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顺应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为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政策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做出了积极贡献。     

政府只"掌舵"不"划桨"吗

唐代望、唐朝阳的“政府只‘掌舵’不‘划桨’吗”一文认为,政府“掌舵论”难以自圆其说。各国政府都在履行“掌舵”与“划桨”的职能。政府“掌舵”又“划桨”,是符合国情得民心的。我们应该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构建“掌舵”、“划桨”优化的高效政府。     

党内批评谨防"三炮"

现 在 ,一些基层党组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常有“三炮”现象 ,即“批评自己放空炮” ;“批评同级放哑炮” ;“批评上级放礼炮”。此种现象很值得一议。“批评自己放空炮” ,就是自我批评说大话 ,说空话。讲问题是“通用问题” ,摆表现是“共有表现”。比如 :“理论联系实际还有差距”、“世界观改造还不够刻苦”。再比如 ,“廉政的标准还不够高 ,下基层有接受超标准招待的现象”、“对不正之风抵制得还不够认真 ,也有为老领导老同事打过电话、递过条子的现象” ,等等。这等自我检查 ,往往是“你有我有全都有” ,作批评再多 ,也只能是形同…     

广州青年政治和道德心理现状

政治心理和道德心理与人们的日常的社会生活紧密联系,是由人们所处的物质和精神环境所直接产生的。人们的政治心理和道德心理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一方面在产生它的诸种社会物质关系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巩固和发展,另一方面又以其强大的力量反作用于整个社会环境,并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因此,如果能够形成顺应改革大潮的政治心理和道德心理,就能够推动改革大潮的向前发展,反之,则会阻碍改革大潮奔涌的进程。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青年,政治心理和道德心理的变化比较快,比较典型,暴露的问题也较为突出。据此,我们利用近年来在“广州青年价值取向调查”、“广州青年需求调查”、“广州青年选举心理调查”、“广州区街青年政治意识调查”中所获得的数据,结合平时的接触和了解作综合的分析与研究。     

用多媒体进行《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的方法与原则

多媒体教学在不断地被应用的同时也不断地被误解。不少人认为多媒体只是一种教学手段，其作用充其量也就是为了方便，并不能对教学产生多大效果。鉴于此，本文认为用多媒体进行《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的方法和原则就在“多”、“媒”、“体”三个字，所谓“多”重在“多思”，所谓“媒”着重媒介的设置，所谓“体”注重得体与创体，规范性与创新性的结合。     

莫让“网言”成“妄语” 切实增强全社会应急意识

<正>3月24日,北京市召开《北京市地震预警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新闻发布会。据悉,《管理办法》在2022年12月北京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审议通过,已于2023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随后,《管理办法》中所提到的“北京4级或5度及以上地震市民将收预警信息”和“北京部分校园安装地震预警信息终端”两个话题登上了新浪微博热搜,其中“北京4级或5度及以上地震市民将收预警信息”这一话题阅读次数超1946万。     

如何看待文学史上的"异种同体"现象——以"革命加恋爱"模式创作现象的理论性浅析为例

政治、革命和性、恋爱这两个看似相互对立的张力场，为展开更丰富复杂的生活内容和心理世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终于建构更加引人入胜的“异种同体”模式——“革命加恋爱”，表现更多样的性格特征。古往今来，如此之多的作品采取这个结构而成为杰作，说明这个模式本身并不错，而是错在把两者简单相加（不是“乘”而是“加”）的处理而已。茅盾通过批评中问题意识（为何只作“加”而不作“乘”）的形成来窥探“异种同体”模式可能引出来的多采含义。     

改作风不妨多些"细功夫"

<正>近日,南京市党政机关"公众开放日"成为公众的一个焦点,党政机关对公众来说一直是个神秘所在,往往威严有余、亲近不足。在这样的背景下,南京市邀请公众"机关游",市委书记、代市长当起志愿讲解员,引起人们的关注顺理成章。据报道,当地市民对这一做法普遍认可,很多没能参观的市民更是忙着预约下一次"公众开放日"。一场"机关游",拉近了党政机关与群众的距离、赢得了公众的普遍尊重,也给改作风带来了启迪和思考。     

现代性语境中的"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对民主形式的一种政治哲学解读

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是民主的两种实现形式。在现代性的语境中,大规模的直接民主在政治上缺乏现实性,间接民主成为民主政体中的主流方式。间接民主作为一种治理模式本身也存在着由“代表权”与“科层制”引发的内在矛盾,这使得其运作往往会产生反民主的结果,对此可以从政府制度的完善与成熟市民社会的培育两个方面着手解决。     

“汉阳新造"的宜居考验

将老工业基地转型为适合市民居住的城区,是城市发展观念的重大调整,也需要政府转型来主导自1891年张之洞在汉阳开办铁厂起,武汉便成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汉阳造”的口碑也让以制造业安身立命的汉阳风光百年。而在新一轮城市发展规划上,打造一个“宜居汉阳”的城市转型,正使之面临阵痛。     

杨炎"两税法"及其意义

杨炎是唐代著名的财政专家。面对安史之乱以来严重的财政匮乏和尖锐的阶级矛盾,杨炎能顺应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对国家财税制度进行大幅度调整和改革,实施“两税法”,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电光石火之间，他爱上了文学

<正>内容简介全书以作者为朝天人独特的视角，从“风光无限”“以电为媒”“扶贫往事”“心路历程”“乡土味道”五个篇章为读者展现了该区别样的美景和魅力，让人真切感受到当地群众丰富的日常生活场景、独特的民情风物和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强劲脉动。     

值得推广的“市民学校”

据报载,广西南宁市最近纷纷办起了“市民学校”。这种学校大都以居委会为单位,组织市民学习社会公德、行为规范,使全市出现了“三多三少”的可喜局面:即斗殴、骂人、说脏话的少了,讲文明札貌、助人为乐的多了;“乱吐”、“乱扔”的少了,讲环境卫生和环保意识的多了;“撞红灯”的现象和交通事故少了,懂交通规则和交通意识的多了。市民们交口称赞“市民学校”办得好。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通过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市民的社会公德总体水平普遍有所提高。但毋     

马克思早年政治哲学三题辨正

国内学界通常认为马克思早年先后经历了宗教批判、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三个阶段;他早年的政治哲学立场是卢梭式的民主主义立场;其哲学基础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唯物主义命题。通过对马克思早年所有文本的研究,可以发现“真正民主制国家”意义上的政治批判才是马克思早年的理论活动的中心;而马克思的立场与卢梭等近代哲学家的立场是完全对立的;虽然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但在官僚制国家与真正民主制国家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