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中心主义导向下侦查取证程序的调谐

从以侦查为中心向以审判为中心转变是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趋势。侦查取证程序作为重要的刑事诉讼活动,必须适应审判中心导向的要求,应当基于相对合理主义的精神,在现有的法律体系框架内进行调谐。具体而言,需从落实取保候审制度、贯彻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注重客观证据、正确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标准、保障辩护律师辩护权、强化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等多层面进行调谐。     

审判中心视角下公安侦查取证若干问题研究

以审判为中心是我国近期正式确立的重要刑事司法制度,公安机关必须按照新的刑事司法制度要求开展侦查取证工作,对现场勘查、搜查、鉴定、口供等实务问题进行实证研究,探讨审判中心视角下完善公安侦查取证的方法与措施。     

问题案件评析——“乃扒涉嫌故意杀人案”剖析

纵观"乃扒涉嫌故意杀人案"卷宗时,发现该案件在侦查破案过程中,存在侦查过程不清、被害人身份不明、审讯技巧不佳、现场有关痕迹形成没有进行合理分析、现场物证提取使用过程、卷宗制作不认真、诉讼意识不强等问题。     

侦查取证环节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兼论侦查取证规则的确立

近年来,对错案的讨论成为热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刑事证据法律规则的缺失导致对侦查取证的监控和管理不力。司法实践中在证据的收集、固定、保管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为此需要在分析侦查取证环节常发问题的成因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完善侦查取证的对策,并对确立侦查取证规则的相关基础理论进行反思。     

侦查取证若干问题探讨——由“陈传钧案”引发的思考

当前疑罪从无的法律精神对刑事案件的证据要求较高,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仅在实体上要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在收集程序上也要求必须符合法律规定。侦查人员取证质量的高低,将很大程度影响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侦查人员只有不断地分析研究案例,剖析得失,才能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取证质量。     

论电信诈骗犯罪侦查中的现场取证——兼论电信诈骗犯罪侦查国际警务合作现场取证的要点

电信诈骗犯罪案件侦查中,由于犯罪嫌疑人人数众多、证据形式多样化且多为电子证据,特别是在跨国(境)联合侦查中,法律制度不同,侦查方法、技能、语言不同,现场取证活动往往面临较大困难。电信诈骗犯罪案件侦查的现场取证,首先应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包括详细查明现场情况、加强跨国(境)联合侦查中双方的协商沟通、做好现场取证的物质准备;现场取证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很可能逃跑或毁灭证据,侦查人员应采取措施控制现场及犯罪嫌疑人,同时,为确保证据的有效性,必须规范实施取证活动。     

论反贪侦查人员旁听庭审工作机制的构建——以“庭审中心主义”思维指导“侦查中心主义”实践

反贪侦查人员旁听庭审工作并非新生事物,然而在实践中却始终处于自发、无序的状态,缺乏在机制构建层面上的关注。当前,我国的刑事诉讼构造正在由侦查中心主义转向庭审中心主义,对于反贪侦查人员旁听庭审工作的讨论也由此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内涵。反贪侦查人员旁听庭审工作面临诸如理念滞后、信息不畅、工作冲突、效果不佳的实践困境。实现反贪侦查人员旁听庭审工作的价值,应在系统化、规范化的基础上构建一种相对合理的工作机制。     

侦查程序的“动态平衡”理论探微——兼论侦查程序正当化建设

对自由和秩序双重价值的追求,是侦查程序正当化建设中的一对基本矛盾,也是在侦查活动中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是一直困扰侦查学理论和实务的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会议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要求.     

侦查目的新论：预防犯罪——兼论预防犯罪视野下的侦查原则

从刑事侦查的内在属性、犯罪的现实情况及刑事侦查自身的功能考察,刑事侦查应以预防犯罪为根本目的。为达到这一根本目的,刑事侦查的开展应遵循及时性、确定性、合法性、谦抑性及人道性等原则。     

对“技术侦查”价值关联的思考——兼论技术侦查手段的必要性

技术侦查手段在侦查实践中得以广泛使用,具有重要的侦查价值。对技术侦查的研究不能囿于其概念本身,也不能基于理想化的人权保障理念而脱离侦查实际片面强调对技术侦查的限制。应坚持价值中立的态度,从价值关联的角度去考量技术侦查手段的必要性。     

论“舆论审判”下的司法公正

随着自媒体技术的发展,网络舆论日益成为监督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然而,对网络舆论控制不当也会导致其妨碍司法公正,形成舆论审判。如何在日益开放的舆论环境下依法行使舆论监督权、实现司法公正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以永州幼女被迫卖淫案中的舆论审判为例,对舆论对司法公正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在新的舆论环境下加强法制宣传、加强监管、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完善信息公开制度等一系列维护司法公正的建议。     

侦查阶段会见权司法实务状况评述——兼论会见权利的理论与立法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会见难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但仍存在着会见不完全常态化,落实形式化的问题。这一司法实务现状反映了当前我国立法所依据的理论在价值平衡、会见权属的明确方面都有所欠缺。会见权的改进,需要在法律以及地方规定层面双管齐下,在运作细节的规范上要兼顾平衡侦辩双方的利益,并确立双向的会见权属制度。     

取证失误“凶手”无罪——对蒋某某杀人案件侦查过程的评析

证据是案件侦破的关键。侦查人员必须具有良好的证据意识,现场勘查取证工作,要深入细致,物证鉴定要认真准确,体现证据的惟一性,确保取证的完整和诉讼的成功。     

侦查阶段会见权司法实务状况评述——兼论会见权利的理论与立法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会见难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但仍存在着会见不完全常态化,落实形式化的问题。这一司法实务现状反映了当前我国立法所依据的理论在价值平衡、会见权属的明确方面都有所欠缺。会见权的改进,需要在法律以及地方规定层面双管齐下,在运作细节的规范上要兼顾平衡侦辩双方的利益,并确立双向的会见权属制度。     

现阶段侦查取证工作存在的问题及改革重点——结合“两个证据规定”的分析

"两个证据规定"出台后,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对其寄予了厚望。其中,《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虽然主要立足于死刑案件,但对于普通刑事案件同样适用。现阶段,侦查取证工作未能全面贯彻"两个证据规定"的具体要求,有待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推进侦查取证的规范化,从而切实提高刑事案件的办案质量。     

对生态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认识——兼谈生态文明建设“正安模式”

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了“生态文明”这一命题，指出人类社会正在由工业文明时代向新的文明时代——生态文明时代过渡；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发展所选择的道路和目标，也是全世界所有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从国内外生态文明建设的大环境切入，探讨了正安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     

论反贪侦查人员旁听庭审工作机制的构建——以“庭审中心主义”思维指导“侦查中心主义”实践简

反贪侦查人员旁听庭审工作并非新生事物,然而在实践中却始终处于自发、无序的状态,缺乏在机制构建层面上的关注。当前,我国的刑事诉讼构造正在由“侦查中心主义”转向“庭审中心主义”,对于反贪侦查人员旁听庭审工作的讨论也由此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内涵。反贪侦查人员旁听庭审工作面临诸如理念滞后、信息不畅、工作冲突、效果不佳的实践困境。实现反贪侦查人员旁听庭审工作的价值,应在系统化、规范化的基础上构建一种相对合理的工作机制。     

民事释明权理论在刑事诉讼中的导入——以“审判中心主义”为视角

审判中心主义的前提和基础是庭审实质化,实现从粗放型庭审到精细型庭审的转变,而庭审实质化则要求控辩双方在庭审中充分对抗,为此需要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提高律师辩护质量,建构一支足够与控方抗衡的力量,但是这个目标的实现还需要较长时间。因此,需要转变视角,将民事诉讼中的释明权理论引入到刑事诉讼中,发挥法官的能动作用,通过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弥补控辩双方之间失衡的力量。为了防止法官滥用释明权,威胁法官的中立性,有必要从释明的范围、释明适用的阶段、释明的方法、释明的界限以及释明的责任等方面对法官释明权进行一定的规制,此外,可以尝试通过案例指导逐步构建完整的刑事释明制度。     

“双链”侦查——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模式

当前电信诈骗犯罪迅速发展、蔓延,已经成为危害我国社会治安的突出问题。电信诈骗属于跨区域非接触性犯罪,具有组织严密、手段多样、打击困难等特点。尽管如此,由于任何电信诈骗犯罪都离不开资金链和通讯链两个基础,因此侦查机关可以使用“双链侦查”的模式,打击电信诈骗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