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的犯罪成立要件、刑法免责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

一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应当与该国刑法规范的犯罪成立要件形成动态的符合关系。无论维持、改良还是重构我国犯罪构成理论,规范的犯罪成立要件都是一个不能回避的视域。比较我国与德国、瑞典、芬兰刑法规范犯罪成立要件,具体免责事由的缺失是我国刑法规范的犯罪成立要件最大的不足。完善我国犯罪构成理论,应当从发展我国刑法免责理论、完善刑法免责立法开始。     

修正的犯罪构成理论之否定

修正的犯罪构成理论是为了解决以实行既遂犯为中心的犯罪构成观所引发的犯罪构成内涵狭窄性与犯罪形态多样性之间的矛盾而构建的。但是,修正的犯罪构成理论存在前提预设缺乏根据、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能自圆其说、歪曲了刑法学的一些基本范畴、给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增添了新的困惑等诸多缺陷。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从根本上废除以实行既遂犯为标本的修正的犯罪构成理论。     

成立犯罪最低标准意义上的犯罪构成理论之批判

成立犯罪最低标准意义上的犯罪构成理论偷换了犯罪成立这一概念,曲解了犯罪构成要件的功能,导致基本犯的犯罪构成要件陷入无法确定的状态,将犯罪构成符合性评价与犯罪形态符合性评价人为地割裂为两个独立的、前后衔接的步骤.犯罪构成是成立犯罪的标准,并非是犯罪成立的最低标准.     

对我国犯罪构成的思考——与传统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相比较

犯罪构成理论是刑法学的基石,也是刑法学中内容最为庞大和复杂的一部分,由于受前苏联刑法学的影响,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与传统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有相当的不同,近些年我国刑法学界指出了诸多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弊端,提出了相当的批评意见,也为我国犯罪构成的重构提出了诸多的设想。本文将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与传统犬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从理论的整体功能、刑事辩护等几个方面略作比较。文中认为我国犯罪构成理论重构的必然的发展方向是彻底的废除现存的理论制度,但就目前我国司法的现状,我们不可能立马移植适用德、日的三阶理论。     

论犯罪构成与犯罪成立的关系

本文首先对三大犯罪论体系进行了比较、鉴别和取舍,之后对我国犯罪构成的概念及其与犯罪成立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简要的分析。通说认为,犯罪构成就等于犯罪成立,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却存在将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不认为成立犯罪的实际做法,而这种做法却也得到了刑法学理上几乎一致地承认,除了犯罪构成以外,实际上还存在着判断罪与非罪成立与否的第二个标准——社会危害性。笔者认为,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我国犯罪构成并不能成为判断犯罪是否成立之唯一标准。     

对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中两个问题的思考

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与"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排除犯罪性事由"的关系问题值得深入思考,关键在于处理好"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与犯罪构成四要件的关系,完善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出路在于提高体系的兼容性。     

对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反思

本文从犯罪构成的概念和属性入手,通过对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阐释,现实运用状况的反思对其进行整体的把握,探视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犯罪客体理论体系结构的繁冗、功能的混淆等方面的矛盾和不足,因而应当对传统犯罪客体理论进行改造,完善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     

论犯罪成立要件与犯罪构成要件的异同

犯罪成立要件与犯罪构成要件是犯罪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有相同点,容易混淆;二者也有区别,容易彼此孤立.如何掌握二者的联系和区别,对准确定罪和处罚具有重要意义.     

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与犯罪构成关系的理性思考

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均将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置于犯罪构成体系之中的做法所不同的是 ,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是游离于我国传统的耦合式犯罪构成体系之外的一个“活泼元素”。这样的关系 ,与现代刑事法治的精神不相契合 ,实有认真检讨和改进的必要。英美法系双层次犯罪构成模式为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的纳入 ,尤其是超法规的正当化行为的充分展开 ,不仅提供了极其广阔的空间 ,而且因赋予其程序要件的色彩 ,从而突出强调了程序正义的价值 ,推动了宪法在刑事领域的司法化。因之 ,借鉴英美法系双层次犯罪构成的结构模式 ,吸纳我国传统犯罪构成体系中的合理成份 ,实现经验与理性的沟通 ,应当成为改造我国传统的耦合式犯罪构成体系的努力方向。     

概念的系统性完善——论犯罪的方面与犯罪构成的要件、要素的关系

犯罪的方面包容相应的犯罪构成要件,犯罪构成要件由犯罪构成要素组成,对三者的定位涉及到坚持用科学系统论分析犯罪构成的问题,应当弥补传统刑法理论在概念上混淆三者的疏漏,科学构建完善作为理论大厦基石的概念,另外,对犯罪各方面下犯罪构成具体相应要件和要素纵向深入的剖析,进一步印证了对三者上述关系的分析。     

青少年犯罪的极性心理和行为演变机制

当研究者以旁观者的姿态来看待凸显的青少年犯罪问题,试着以规则对抗、矛盾学说建立极性心理和行为机制来处理同样具有极性特征的犯罪问题时,青少年在犯罪问题上的易感性,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弱势地位也许就开始清晰化了。     

The BT Kemi Scandal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Crime Concept

This study analys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1977 BT Kemi scandal in Teckomatorp, Swede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crime', first in the public debate and then later in legislation. The BT Kemi scandal is analysed as a 'focusing event' that plac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responsibility, legislation and penal sanctions firmly on the political agenda. Several commissions of inquiry were established as a consequence, and in 1981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t was revised and environmental crimes were included in the penal code. This tightening of the legislation had very little effect in practice, however, and this study examines why these legislative changes had so little practical impact. Attention is focused on the historical and societal contexts in which Swedish 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 during the 1960s, as an explanation of why environmental crime has been and remains such a marginalized phenomenon. Shared mentalities in the area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hich have evolved over time within public sector agencies and the private sector, coupled with an unequal emerged distribution of power and diffuse legislation, have obstruc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environmental crime. The BT Kemi scandal was a decisive factor in the coming of age of environmental offending, but it nonetheless takes time before a new form of crime becomes 'self-evident' and accepted as such in the wider society.     

和谐社会构建与经济犯罪治理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指明了我国社会建设的方向;也是我们党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重大理论成果,反映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前提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促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从而形成一个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认识的深化和拓展,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新飞跃。同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为我们犯罪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理论的依据,使我们的犯罪对策研究具有了一个崭新的平台,这一理论的提出为我们的犯罪对策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更好地在犯罪研究中体现党的政策,体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精髓,并在社会主义和谐理论的指导下将犯罪对策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因此本刊编辑部在上述的理念下,特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就和谐社会与犯罪对策研究这一专题展开讨论和研究,以便能够结合当前的新的形势将我们的犯罪对策理论研究引向深入。犯罪对策研究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与时俱进,在目前新的形势下,如何稳定社会、保持一方平安,做到打防结合,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也使一个理论课题,和谐社会的建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预见的未来,那么就来听听我们的犯罪对策理论工作者的独到的见解和各自的研究成果。     

系列杀人犯罪侦查分析模型的创建与检验

当某一故意杀人犯罪发生时,侦查机关的第一要务是准确判定案件属性。其中确定案件是否属于系列杀人犯罪可谓重中之重,因为这既关涉到案件能否得以及时、准确侦破,又关乎司法公正。为便于侦查机关准确判别某一故意杀人是否属于系列杀人犯罪,兹在明确界定系列杀人犯罪概念基础上,通过聚类分析、方差分析、二元逻辑回归分析等方法创建系列杀人犯罪分类模型和回归模型。依据系列杀人犯罪分类模型,侦查机关可初步基于犯罪地是否偏僻、被害人尸体是否在犯罪现场、凶犯除故意杀人是否还有抢劫、是否有犯罪前科等四个方面直观判定某一故意杀人是否为系列杀人犯罪;依据系列杀人犯罪回归模型,侦查机关可精准计算出某一故意杀人为系列杀人犯罪的概率值。分类模型的直观性和回归模型的精准性为侦查机关判别故意杀人犯罪案件属性提供了一个可具体测量的科学依据。     

论犯罪客观要件符合性判断

对于行为是否符合犯罪客观要件,既要做形式符合判断,也要做实质符合判断。前者按照社会公众接受或通常理解的字面含义来解释客观要件的范围,从而坚守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要求;后者以法益观念为标准,把不侵害法益或者虽侵害法益但不值得刑罚处罚的行为,排除在刑事违法之外,从而坚守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侧面要求。对犯罪客观要件符合性进行判断必须先做形式符合判断,后做实质符合判断。这样的顺序符合评价规则,能规范入罪判断的思维路径,防止罪刑擅断。犯罪客观要件形式符合与实质符合判断的结论最终是统一的。     

论犯罪的生成机理--犯罪生成的社会学分析

犯罪是一种法律社会现象 ,既离不开法律的规定 ,也要以社会事实为基础。因此 ,认为犯罪不以一定的社会事实为基础只由法律规定而产生或者相反都是错误的。对于犯罪的生成既要以法律规定为标准进行规范性理解 ,也要着眼于社会现象、社会事实进行社会学理解     

改革和完善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的设想

改革和完善我国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的目标应当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即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的既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世界司法发展潮流和趋势的,科学、公正、高效的现代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