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诈骗罪中的财产损失

诈骗罪是财产犯罪,倘若欺骗行为不能造成他人财产损失,便不成立诈骗罪;如若欺骗行为具有造成财产损失的危险性,但没有造成现实的财产损失,则成立诈骗未遂(中止)。对于“财产”损失的认定,宜采取以经济的财产说为基础的折中说;受骗者(被害人)基于不法原因给付财物的,存在财产损失;欺骗他人使之免除非法债务的,以及使用欺骗方法取得对方不法占有的自己所有的财产或者实现合法债权的,不存在财产损失。对于财产“损失”的认定,应采取实质的个别财产说;行为人在骗取财产的同时提供相当对价的,应认定为造成了财产损失;行为人就交付财产的用途、财产的接受者进行欺骗因而取得财产的,视受骗者是否存在法益关系的错误认定判断是否存在财产损失。     

论诈骗罪中的财产损失

在诈骗罪中财产损失的认定标准上,个别财产说存在理论上的缺陷.个别财产说和诈骗罪的保护法益相冲突,使得诈骗罪有保护交易的诚信意思或者社会经济秩序之嫌;该说和行为无价值具有亲近性,不当扩大了诈骗罪的处罚范围;该说难以认定诈骗数额.而且,该说将生活中的欺诈行为和刑法上的诈骗罪混为一谈,使得生活中大量的违背诚信的贸易行为都成为诈骗罪.整体财产说更符合诈骗罪的财产犯罪的特性.在行为人给付对方大致相当对价的财物时,不存在现实的财产损失.欺诈贸易的行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将诈骗罪中财产损失的认定标准还原为整体财产说,既符合理论的一贯性,也符合司法实际的要求.     

诈骗罪中“取得财产”的教义学阐释

我国刑法学多数说认为诈骗罪既遂的标准是行为人（或第三人）取得财产,但对该要素的独立存在价值及其与财产损失的关系缺乏深入研究。在有的案件中,处分财产与取得财产并不同步;行为人取得财产与被害人财产损失的判断标准、判断逻辑不同,取得财产的判断更侧重于事实层面,财产损失的确定则考虑交换价值的折算和抵消,这些都决定了取得财产在诈骗罪构造中有独立存在的必要性。重视取得财产要素,对诈骗罪既遂就应当主张控制说（取得说）,取得财产是事实上的既遂标准,为既遂的判断提供了时间点上的参照,具有较强的直观性和明确性;财产损失则是实质上的检验,从诈骗罪保护法益的角度规范地判断是否既遂。承认取得财产也是诈骗罪实行行为的一部分,有利于处理承继的共犯。诈骗罪是不法内容“向后倾斜的犯罪”,其不法重点是后半部分的财产转移,对仅参与财产转移阶段的后行为人也能肯定其正犯性。     

金融诈骗罪争议问题探究

本文对金融诈骗罪的基本构造 ,犯罪对象 ,既、未遂标准 ,共犯和罪数形态等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和研究。     

金融诈骗罪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对票据、金融凭证、信用证、信用卡、有价证券、保险诈骗等六种诈骗罪,虽未明确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主观要件,但它们均有这一目的,是不言自明的。对“非法占有”应理解为不法所有。 　　先伪造、变造金融票证,后进行诈骗的,当两种行为均构成犯罪时,应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确定以何种犯罪处罚。 　　使用伪造的信用证作担保骗取银行贷款的,构成法条竞合,应定信用证诈骗罪。     

电子资金类诈骗罪的若干问题

电子资金类诈骗罪的行为方式独特 ,它不仅涉及现实空间 ,而且涉及虚拟空间。本文认为 ,该类犯罪的犯罪对象是财物 ,犯罪的着手始于虚拟空间的特定时刻 ,犯罪既遂的条件是发生现实结果 ,在认定是构成电子资金类诈骗罪还是盗窃罪时 ,应充分考虑进入虚拟环节前的现实性环节行为的性质。     

对合同诈骗罪两个问题的探讨

当前，在所有的诈骗犯罪中，合同诈骗案件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因此，对合同诈骗罪的认定已成为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热点和难点。笔者拟对有关该罪的两个问题进行一番探讨，以方家参考。     

金融诈骗罪立法评说——从欺诈犯罪说起

本文对欺诈犯罪的立法规律以及诈骗犯罪与一般欺诈犯罪的立法特征作了研析。在此基础上,对中外刑法关于金融诈骗犯罪的立法模式进行了概要比较,从而指出我国金融诈骗罪立法在理念上和技术上的诸多缺陷。     

金融诈骗罪的既遂与未遂问题探究

按照我国刑法理论,刑法所规定的法定危害结果是否已经实际发生,是区别结果犯的既遂与未遂的标准。本文对金融诈骗罪的既遂和未遂标准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以期在司法实践中对此二者的区别与界定有所启迪。     

财产损失要件在诈骗认定中的功能及其判断

中国司法实务对于认定诈骗罪的态度相当克制,理论上则不能仅是为司法实务背书,而应该在重视实务立场的前提下,明确诈骗罪的成立标准。无论是财产概念本身还是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对限缩诈骗罪的处罚范围效果有限,因此,应突出财产损失这样的客观要件在诈骗罪认定中的作用。就损失的判断而言,整体财产损失说的基本框架值得维持,而在处分目的重大背离的场合,则应对这一学说予以修正:确定诈骗数额时,如行为人所得与被害人损失不一致时,应以素材的同一性为标准;以后以诈骗所得偿还前一诈骗被害人时,应以主体的同一性为标准。修正的整体财产说对限缩诈骗罪的范围意义重大,而犯罪成本也可能在必要时予以扣除。     

诈骗罪中的财产损害

诈骗罪是事关财产的犯罪,诈骗罪的成立应当要求被害人具有财产损失,即在未遂的情况下,要求欺骗行为具有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的危险性;在既遂的情况下,则要求诈骗行为造成被害人现实的财产损失。整体财产减少说、形式性个别财产减少说以及折中说均有不足之处,因此,诈骗罪中的财产损害应当以实质性个别财产减少为基准进行判断,即综合处分行为前后财产的价值,在此基础上,以处分后的财产是否受到损失为基准进行判断。另外,相应给付,欺诈性乞讨、募捐,欺诈性权利行使均可以成立诈骗罪。     

诈骗罪客观构成要件中的“事实”

诈骗罪中的事实是指客观存在的具体事件或状态。对事实的合理界定需要特别注意事实的形态,以及与价值判断、意见表达和动机的区分问题。根据被害人的理解能力,如果被害人过度轻率地相信了一个明显不合理的说辞,则应排除行为人的责任;但如果根据被害人的领悟力,他相信荒谬言论是正常的,就应追究行为人的诈骗刑责。在被害人怀疑的场合,需要区分的是保护被害人财产安全的义务究竟属于行为人的负责领域还是被害人的权利领域,而这项判断应依社会一般观念确定。诈骗罪中的事实不仅限于虚假的事实,行为人作出符合事实性说明的,仍可能构成诈骗罪中的欺诈。     

单位合同诈骗罪若干问题研究

单位合同诈骗罪应具备的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合同诈骗犯罪意志的单位性 ;二是利益归属的单位性。以此为基准 ,再结合司法解释 ,就可以对实践中容易混淆犯罪主体的情形包括单位的分支机构或者内设机构实施合同诈骗的情形作出准确认定。以所有制形式为基准区分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的方法存在着无法弥补的缺陷 ,个人独资企业、个人合伙企业同样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的主体。     

信用卡诈骗罪若干问题研究

信用卡诈骗,罪主要存在信用卡范围、恶意透支认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行为的定性等问题。信用卡的范围应该保持与其他部门法一致以保持法律的协调统一;恶意透支的持卡人应该采程序合法的标准,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应综合主客观因素;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也应区分具体情况加以定性。     

数字时代诈骗犯罪认定探微

数字时代的诈骗犯罪多利用数字故障作案并可将数字终端“机器”作为诈骗的对象;其诈骗标的除“财物”外还包括财产性利益。在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上,数字失误多为“法可容许的风险”,并为危害结果的“条件”而非“原因”,因而它不能阻却特定的危害行为与结果间的因果关系。个别场合,即便数字失误导致了“法不可容许的风险”,也属“多因一果”故意损害他人财产法益者仍应承担相应犯罪的刑事责任。考量诈骗犯罪的“占有目的”时,应以能够支配某标的物作为“占有”的构成要义;数字时代的诈骗犯多为“机会犯”,据此,在适用刑法分则相关法条对其量刑之际,应同时适用刑法总则的特殊减轻处罚规定。     

俄罗斯刑法理论上关于犯罪构成结构的争议性问题

在俄罗斯刑法理论上,关于犯罪构成结构的争议性问题可以归结为三类:即犯罪构成应由哪些要件组成?通说的四要件犯罪构成中"要件"和"特征"的关系是什么?以及四要件应该怎样排列?在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研究中,也同样遇到了这些问题。     

贷款诈骗罪构成要件疑难问题研究

贷款诈骗罪构成要件的疑难问题集中地体现于二点:单位骗贷问题与非法占有目的。在疏理了对单位骗贷问题的无罪论、等同论和变通论等观点之后,重点阐释了变通论的不足与等同论的合理根据。对非法占有目的问题,应在应然上坚持客观主义立场的不要说,同时应注意认定此目的时的复杂情形。同时,对本罪客观方面的疑难之处,本文也予以简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