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的历史脉络 ——基于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建构的视角

回顾19世纪末以来,关于民族、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等问题在学术界形成的四次大讨论,其中清晰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的历史脉络。而贯穿其中的两个凝聚核心,应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历史逻辑的重要抓手。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汉民族无疑起到凝聚核心的作用。作为"自觉的"民族实体,在中华民族建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凝聚核心的作用。进入新时代,作为"自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同样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凝聚核心作用,而这一点理应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中受到重视。     

论国家认同的基本内涵

民族国家既是"政治—法律"共同体,也是"历史—文化"共同体。民族国家的存续和发展有赖于民众对国家基本制度的认同,对发展道路的认可,有赖于人们形成共属一体的文化心理想象,以及建构起超越于各个民族的共同的民族观念。现代国家需要切实保障和实现人们的各项权利,提升人们的福祉,建构共享的历史文化认同,将各民族的认同融合到作为整体的国家认同之中,从而增强国民的政治认同感、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认同感。     

国家建构与跨境民族国家认同——基于云南跨境民族的实证研究

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认同."异域"空间是产生国家认同的重要场景.跨境民族因身处"异域"空间,在跨境周边国家的同源民族参照过程中认识到自身的差异性,差异性是产生认同的情景因素,而主权国家就是差异性的缔造者.政治、经济和文化是主权国家治理社会的技术手段,同时也是建构跨境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技术.     

对精英、记忆和民族的思考

记忆的终端载体是个体,个体通过自己的记忆影响着各种社会记忆、历史记忆。精英通过自己对群体的影响力以及对各种知识的掌握,在比普通大众更广大的范围和视野内根据需要建构了族群或民族的社会、集体、历史记忆,并由此想象了民族。因此,精英和记忆、认同、族群、民族以及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民族建构的限度——中华民族“同源论”与“同终论”的兴衰及其启示

中华民族“同源论”与“同终论”是民国时期的主流民族历史叙事模式。前者认为国内各族有着共同的血缘起源,后者认为各族已经同化成为一个高度同质化的中华民族。这两种民族话语为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号召各族团结抗战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它们对国内各族的族际差异与自我认同缺乏包容性,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一个更包容族裔差异的历史叙事模式,为现有“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历史叙事奠定了基础。这段历史表明,民族建构是有限度的,在民族建构过程中要对各族的多元差异给予尊重与包容。我们要探索与完善我国既有的“多元一体”民族建构模式,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与理论支持。     

新发展阶段城镇文化空间塑造:政策变迁、复合层次及集成路径北大核心SSCI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文化空间经历了从“忽视”“发现”“重视”到“塑造”的政策变迁历程。基于城镇文化空间塑造,实现以城镇“文化共同体”构建城镇“生活共同体”,是新发展阶段城镇文化空间塑造的重要目标和实践进路。本质上,城镇化是特定城镇界面上关于“美好生活主体”的历史记忆重构和活动空间塑造的实践过程,城镇文化空间的想象、嵌入和塑造是城镇化的基本维度,是价值理性和技术理性的统一。目前,城镇文化空间所遭遇的“交换价值”生产优于“使用价值”生产的市场逻辑、“经济增长”先于“文化提升”的内在偏好以及“城市发展的内在张力就是空间资本化”的叠加危机,已经成为城镇文化空间塑造亟须破解的难题。通过建构城镇文化空间塑造的整体框架,重新审视城镇文化空间的属性、功能与维度,重塑城镇文化空间理念及其实践路径,必将为有效激活城镇文化资源和建设城镇“生活共同体”提供文化支撑。     

司马迁的民族思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谱系建构述论

司马迁的民族思想是在汉朝大一统国家建立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大一统”国家观念是司马迁民族思想的基础,也是汉武帝“中国一统”民族思想在《史记》中的表达。司马迁第一次系统建构了“五帝世系”,“五帝”是一脉相承具有血亲关系的中华人文初祖,也是汉朝疆域内各民族的共同祖先,即“华夷共祖”于黄帝。在上述前提下,“华夷”子孙经过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成为一个有内在历史文化联系的民族共同体。以此为逻辑起点,司马迁在《史记》里除了《五帝本纪》之外,还为6个边疆民族列传记述,对汉代的民族共同体进行了系统的记述,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谱系。这是司马迁留给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财富之一,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非凡。     

隋唐时期民族共同体思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学术研究中，必须要有历史维度。隋唐时期是多民族中国发展历史上又一个大一统时期，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得到了巨大发展，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同样在孕育中得到了发展。因为隋唐两朝开明的民族共同体思想与民族政策，中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以往的历史时期。隋朝君臣在处理民族问题时提出了“混一戎夏”的民族共同体思想，唐太宗等皇帝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形成了“天下一家”“华夷一家”的民族共同体思想，这些民族共同体思想就是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意义重大。     

民族的审美观点与心理素质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等显著特征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根据斯大林关于民族的科学定义,民族心理素质,是人们在共同的地域上从事共同的生产劳动、经济生活,并在其中以共同的语言交流思想感情,久而久之,逐步形成的表现于共同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心理上的东西。因而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消失得最缓慢,可以说是民族诸特征中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持久因素。民族心理素质通常是通过本民族的文化艺术、社会风尚     

略谈苗民族形成的几个问题

苗族社会历史的发展情况,在我国各个民族中,还是属于比较缓慢落后的。我研究苗族古代史,在宋代一章中提出“苗民族在反抗斗争中形成”的标题,引起一些质疑性的意见。我想这些意见,不外出自以下两个方面:主要的一面是,民族的定义和它从哪一种人们共同体形成,以及民族的特征是些什么?其次的一个方面是,苗族在宋代的社会性质已达到一个     

中国国家现代化历程与中华民族的觉醒

民族的觉醒也就是近现代民族意识的形成 ,它是一个民族从自在走向自为的关键 ,是在一定的经济和历史条件下 ,与国家体制的现代化、近现代国民的形成紧密相关的历史进程。其核心内容为对建立主权独立完整和主权在民的近现代国家 (单一民族国家或多民族国家 )这一历史使命的认识。现代民族意识觉醒具有大众性和实践性两个特征。 2 0 0 0多年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历史造就了中华民族这一族际共同体 ,然而在“天下国家”专制君主体制下 ,中华民族只能以自在的方式存在。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摧毁了中国的“天下国家”体系和观念 ,同时中国各族在团结御侮、救国救民的斗争中加强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2 0世纪初 ,中华民族开始其觉醒的历史进程 ,经历了三个阶段 ,至194 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最终完成了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     

论多元文化背景下当代青年的民族认同

多元文化背景下,当代中国青年的民族认同感受到挑战。因而,必须不断强化民族认同意识,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探寻实现当代青年民族认同的有效途径,使当代中国青年肩负起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     

科学发展观视阈下中国梦的实现路径

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是衡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的基本标志。由于特定时期历史主题和任务的不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呈现出阶段性和长期性特征;发展是现阶段中国梦实现的基础,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进行。中华民族复兴梦的实践应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做好五个统筹工作,即统筹好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及统筹好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作为政治策略的定义——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再考察

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组成部分,斯大林的民族定义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民族学界的重点关注。长久以来,学界都倾向于把该定义理解为一种普适性理论,却忽略了其背后特定的时代性和政治性。实际上,该定义不完全是对民族发展规律进行客观分析的结果,更多地是政治斗争的产物。运用历史分析法重现斯大林建构该定义的思路和逻辑,以展示斯大林民族定义作为政治策略的另一个面向。     

当代民族分离主义兴起的原因探析

冷战结束以后，多民族国家共同体内部所发生的一系列的民族矛盾、民族冲突直接导致了民族分离主义的产生。当代民族分离主义强烈要求将本民族从现有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体中分裂出来，以实现“民族自决”、“一国一族”的本民族的国家政治体系，其分离行径给国家和民族安全带来极大危害。     

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西南民族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初创时期、民族社会历史语言大调查时期、承上启下的过渡性时期。今后 ,我们必须加大对民族学 (文化人类学 )、民族史、民族语言、民族问题、民族生态学、民族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发展等问题的研究。     

Navigating between Disaggregating Nation States and Entrenching Processes of Globalisation: reconceptualising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Southeast Asia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fluidity that permeates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driven by especiall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globalisation, which has a huge impa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tion and the state. As the individual nation state is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its economic survival this dependency on the global has as a consequence that it rolls back aspects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thus opening up the national hinterland for further 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These developments initiate a process of disaggregating state and nation, meaning that a gradual disarticul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nation produces new societal spaces, which are contested by non-statist interest groups and transnational more or less deterritorialised ethnic affiliated groups and networks. The argument forwarded in this article is that Southeast Asians of Chinese descent utilise these newly created spaces for setting up diasporic-like networks thus providing substance for transnational ethnoscapes or nations without states.     

历史景观与公共记忆——以黄州东坡赤壁为例

一个地域乃至国家的民族及其文化认同感取决于公众所共有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记忆。而历史景观作为一个历史见证者,亦扮演着文化象征的重要角色。在历史景观身上,深刻体现着民众对其历史与文化的双重记忆。本文以湖北黄州东坡赤壁为例,依托发生于此的史实与传说,试图探析蕴涵于历史景观之中的民众的公共记忆在诸如文字、仪式等传承媒介中代代相继的原因与过程。     

厚植新时代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家国情怀

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国家、对集体、对社会主义的认同一直受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厚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家国情怀在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激发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铸牢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更加凸显出时代意义。高校应当坚持立德树人、以文化人,在遵循"三个统一"原则的基础上,从提升家国情怀素养、完善内容方法、优化校园环境等方面探索厚植少数民族大学生家国情怀的实践路径,培养具有国家和民族担当的新时代少数民族人才,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