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社会主要矛盾的本质是一种“需求一供给”矛盾。当前，社会需求已经完成了从温饱向小康层次的转换，决定了社会供给的模式、层次及其性质也将逐渐实现转换。体现在社会主要矛盾上，即出现了由“生产性不足”向“分配性急需”、由“基础性薄弱”向“发展性紧张”、由“经济增长历时性落后”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共时性挤压”转换之趋向，这构成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特征。其中，“分配性急需”对中国社会争谐提出新的要求，实现公平正义就是合理提高分配率、不断促进消费率、积极改善薪酬制度，就是要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保证社会福利的水平，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     

思想政治工作的社会治理功能——基于社会控制、社会协调和社会动员的分析

现代社会中,思想政治工作不仅是独特的社会治理工具,而且是重要的社会治理方式,这是现代社会赋予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功能、新定位。思想政治工作的社会治理功能就是将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功能延伸运用到社会治理领域,发挥社会治理的作用,社会控制、社会协调、社会动员等是这种功能和作用的重要表现。     

社会表情与社会合作

社会表情是社会合作形成和延续的社会心理基石。一般而言,主要社会群体甚至整个社会可能呈现出社会幸福、社会安逸、社会冷漠、社会焦虑以及社会愤怒等不同类型的社会表情。从宏观的社会结构层面看,社会变革状态、社会财富配置、社会发展预期和社会调控能力等共同影响了社会表情的变化。在当代中国,形成和维持有利于社会合作的社会表情需要进一步完善政府引导下的社会群体间利益协商制度体系,还需要培育形成积极健康的社会心理氛围。     

社会利益的公平正义与社会的和谐

我国还存在许多不和谐因素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利益关系的确定与调整存在偏差。当前一个很棘手的深层次的问题,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政府与特殊利益集团的关系问题。目前行政成本太高,年增速大大超过财政收入增速,如果适当缩减开支,用于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能解决很多问题。这是一个“症结”。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触动和解决这一“症结”问题,否则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就会出现严重障碍和失衡。     

重新理解社会管理——基于社会政策与社会组织的视角

对社会管理的行政化认知与实践导向逐渐显现其弊端,需要我们从社会维度,即社会政策与社会组织的视角对其重新理解和定义。社会管理是与公共福利和生活质量相关的社会政策的执行与实施,而社会组织逐渐成为除政府之外的另一个有效社会管理主体。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需要以真实的社会需求为导向,从建立分类管理制度、制定社会发展与影响指标、发展社会慈善资本及社会经济部门等多层面进行构建。     

社会资本与社会安全——关于北京城乡结合部地区增进社会资本促进社会安全的研究

位于城市周边城乡结合部地区的治安形势日趋严峻。其深层次原因在于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结合部地区社会资本的下降,其原有的“熟人社会”变成了新的“陌生人社会”,人们相互之间缺乏一定的互动网络与信任,行为容易“失范”。促进城乡结合部地区社会安全的基本策略是建立规范、构建网络、建立组织、重建信任,以增进这些地区的社会资本;这已经初步为北京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实践所证实。要更有效地维护好城乡结合部地区的社会安全,就必须适应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形势变化,加快城乡结合部地区的社会管理体制变革,加强社区建设,促进政府管理力量与基层组织的合作,推进社区警务战略,形成警察与基层组织的良好合作关系,努力建立规范,促进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的互动,建立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努力增进这些地区的社会资本。     

民主社会中科学的社会控制

科学从属于社会众所周知,现代科学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此前人类文化积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近代科学产生之前,人类也有非常灿烂的文明,甚至有些成就是今天高度发达的近代科学技术也难以达到的。迄今为止,主要起源于西欧文化的近代科学的极大成功,也只能说是它在不同文化与自然打交道的竞争中在某些方面占得了先机,但这决不意味着在认识和改造自然方面,不同理论和实践的其他文化传统就一无是处,就永远不可能再次复兴,就彻底丧失了和近代科学传统竞争与合作的资格。科学哲学长期以来试图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划出清晰明确的界线,迄今尚未成…     

社会组织视阈中的创新社会管理

对我国社会管理的历史检视表明,由于社会组织的缺失,社会力量始终难以参与社会管理。改革开放后,原有社会管理体制难以为继,创新社会管理提上日程。通过培育社会组织来增强社会力量,是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实现政府与多元化社会力量对接、创新社会管理的有效路径。     

论平均主义的社会思潮长期存在的社会根源

平均主义的社会思潮长期存在的社会根源是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小生产方式是平均主义长期存在的经济基础 ,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平均主义长期存在的体制根源 ,对社会主义及其公平原则的误解是现代平均主义长期存在的思想理论基础 ,中国传统伦理本位的价值观和道德一元的评价标准是平均主义长期存在的传统文化心理根源。     

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社会建设

在社会利益主体多元、社会需求日益差异的时代,需要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多元化。政府、市场、社会的分工合作与协调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必然要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推进,中国公民社会组织数量迅速增长。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正是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对我国实施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社会建设起着重要作用。本文拟对中国公民社会兴起的原因和对我国推进社会建设的意义进行分析,并对进一步发挥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在推进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提出相关的建议。     

两岸治理——"两岸关系"思维的检视与突破

两岸＂大三通＂基本实现后,相较两岸经济合作的快速发展,有关两岸政治议题的讨论显得踟蹰不前。笔者认为,这既是两岸的实务困境所致,也与＂两岸关系＂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促进思维方式的转变,＂两岸治理＂或许是一种选择。＂两岸治理＂可以在契合两岸＂关系＂发展的现实前提下,在决策上实现两岸公共物品的最优供应,在学术研究中促进两岸学界话语规范的趋近。在现实着力部分,可以在治理知识供给、未来情境规划、战略博弈框架构建、期权市场设计、两岸治理系统动态和代理商激励等方面寻求突破。     

“自己讲”和“讲自己”:中国哲学的创新理论与实践

近代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并不仅仅是名称的改换,还需要相应研究范式的确立。然而,胡适、冯友兰等学者借助西方哲学建立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在新世纪前后遇到了激烈的讨论,需要建构立足于中国哲学自身的研究范式。对此,学者们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尝试,其中张立文先生所提出的"自己讲"和"讲自己"的研究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其在此路径上提出的"和合学"理论更是对中国哲学现代转生的重要实践。     

军事联盟:利益之"的"与道义之"矢"

在战争史上,几乎所有重要的战争都是联盟战争,或至少包含有联盟的因素.联盟之形成,无不以战争双方在经济、政治和安全上的利益为基础.战争中各种联盟的结合与瓦解,时常打着道义的旗号,但从来都不只是为了道义的目的.历史已然,未来亦此.虽然当代军事联盟的形式发生了某些重要变化,军事联盟的价值指向仍不会脱离利益的靶心,只是其利益之"的"与道义之"矢"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将结合得越来越紧.     

“渐进”及“有选择的激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路径选择

和平发展是我国当前处理两岸关系问题的重要方略,涉及国家的核心利益与核心价值,党的十八大后两岸和平发展已开始进入巩固深化阶段.关于这一战略决策将如何坚持和发展,人们多从政治的宏观的层面进行分析,但是由于在战略推行上需要考量经济、文化与社会等多方面具体政策,公共决策分析的视角将有助于认识这一战略在新阶段的确定性和发展性.从事实层面来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一项高政治性的公共决策,遵循一定的常规的决策规则.依据林德布洛姆和德罗尔等学者的决策理论,和平发展的决策路径具有总体上的渐进主义,局部上的“有选择的激进主义”的特点.     

无意义的对垒:“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

作为文化研究中一个重要领域,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与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的关系问题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近年来出现的众多文化现象也成为这一问题研究的素材。然而这一划分本身在消费时代的合理性还有待探讨,通过回溯源于西方的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的历史,阐释这一二元划分的思想基础,在消费社会及媒介构建下这种思想基础遭遇的颠覆,进而得出结论:二者的二元划分已经不能成立,由此产生的争论已经没有实际意义。     

"文化":一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文化”(culture)一词源于欧洲，在拉丁语和中古英语中，通常表示“耕耘”的意思。到了19世纪初，“文化”的内涵已经出现了很多重大的差别，但这些含义与该词在现代人类学中技术化了的用法相距甚远。到了19世纪中叶，人类学者为了表示人类与其他物种相比独有的特征，最早将“文化”界定为学术性的概念。不过，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在人类学家中从未达成普遍的共识。不仅如此，这个概念在被其他学科引用的过程中，更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定义。同样，“文化”概     

多元的现代性——兼驳"文明的冲突"抑或"承认的政治"

现代性的多元问题是现代性研究的难点.现代性自身的多元性,即现代性因流动性的特质而产生的审美现代性、世俗现代性的分化等,因其囿于西方现代性,只能是多重的而非多元的.多元文化题旨下的多元现代性,其因西方文化特殊性而不具普遍意义,此论割裂现代性之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本身就存在矛盾.多元现代性方案,建立在现代性之普遍性与特殊性辨证关系的基础上.它有别于"文明的冲突"抑或"承认的政治"的说法,以"和而不同"为典律.理应获得肯定.     

“第三条道路“工作和组织的未来在一个“企业化的“中国经济之中

自从1979年引进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后,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伴随着这些深刻变化,对人的管理过程有一个明显的转移,即从中央计划管理到人力资源管理这种新的形式。这种普及性的改变是在特殊的所有制企业和不同的地区开始一步一步安排发生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国有经济渐渐被外资经济所改造,没有活力的组织和不断的政府干预变成了历史的产物。     

"有机体自然"与"资本化自然"——环境人类学视野中的草原沙漠化问题

以个案研究为基础,本文从环境人类学角度分析了内蒙古草原沙漠化问题中的"自然观转变":从传统文化体系的"有机体自然"到市场现代性的"资本化自然".笔者指出,将自然看作一种流转生利的"资本"的观念与草原生态危机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     

"东道主"与"游客":一种现代性悖论的危险--旅游人类学的一种诠释

旅游是介乎于东道主和游客之间的结构性行为,就不仅仅指具体的人的行为,它必定包含着一种自然生态或者生产形态的改变。旅游开发时常成为"建设/破坏"地方性资源和民族传统文化的一对矛盾。在旅游开发建设中,如果贸然把自己的特色去作金钱交换,又无法使这种交换长时间地继续下去,悲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需要特别警示的是:切不能以牺牲地方性文化资源为代价,削弱了可持续性的旅游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