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与"包袱"

据《人民日报》４月１１日１０版报道 :河南省灵宝市豫灵镇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大举借债办企业、搞开发 ,欠下１亿多元“政绩债”。据镇政府测算 ,豫灵镇目前每年只能挤出近百万元还债 ,还清债务得要１００年。当地的干部群众形象地称之为“一届的政绩 ,几届的包袱”。现实生活中类似豫灵镇欠下巨额“政绩债”而让继任者和当地群众背上沉重债务包袱的县和乡镇有一定的比例。图虚名必然要遭灾祸。凡是欠“政绩债”严重的地方 ,往往是长期拖欠教师工资 ;老干部医药费无法报销 ;国家给的调工资政策不得到位而成为“空调” (进档案不增资 ) ;…     

"原则"与"数量"

“原则”与“数量”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词汇。“原则”,是指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数量”,则是指通过计量单位表现出来的事物的多少。然     

"以人为本"与"从严治军"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内涵,部队是一个担负特殊使命的集体.新形势下,针对官兵的时代特点和我军的使命要求,在管理中准确把握严与爱的尺度,使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与从严治军的要求紧密结合,相得益彰,协调发展,用实际行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小康水平"与"小康社会"

"小康水平"指的是人民生活的水平状况,主要着眼于物质生活方面的指标。它是介于温饱和富裕之间的一个生活发展阶段。1991年,国家提出过一个对人民生活"小康水平"量化的标准,包括16项指标。 "小康社会"则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意味着社会全面进步到"小康"状态。小康社会不仅包括物质生活的提高,还包括人们的精神生     

"城"与"市"

一说到城市,人们就知道是某个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是人口密集、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店铺满街的地方。但在最初,"城"和"市"是有区别的。"城"是由村和镇发展而来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人口逐渐聚集,有的地方竞达10万人以上。于是统治者便想出一个办法,上层人住在聚集地的中心,并用一道墙围起来,下层人则分布在远离中心的城墙之外。于是,就出现了"城"的雏形。     

"素质"与"应试"

目前,我国的改革已进入关键时刻,教育的改革亦不例外。不管在街头巷尾,还是在机关学校,凡是谈到教育改革,终不能脱离“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这两个几乎成了口头禅的名词。而且由素质教育替代应试教育也成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方向。但是什么是素质教育,而应试教育又怎么去理解,却讨论得不多。其实,我在阅读《北京     

"敢"与"怕"

在改革创新的年代,我们常常鼓励领导干部要"敢"字当头.大胆地想、大胆地闯,才能在没有路的地方开出一条路.然而,在倡导"敢"字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了"怕"字的作用.     

"督察"与"检查"

笔者以为，作为督察员应该有两重职责，一方面对本行业、本系统的领导和职工的违规违纪行为进行监督和检查另一方面还要为本行业的从业者伸张正义，维护其合法权益。现在的保安服务公司往往都有一个督察队，顾名思义是为了检查各个驻点的保安队员是否按照公司的要求认真地在岗位上执勤。仅仅就这一点上，似乎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可是在现实的工作中，作为保安员的我们不光仅仅只有工作，我们的生活、学习以及许多的事情都会出现问题。作为向公司反映情况的督察队常常对此视而不见，他们所关心的仅仅是我们的错误。既然督察队代表公司，那么作…     

论国学之“源”与“流”

国学,就其"源"而言,我们可以说,先秦诸子之学,是"国学"演变发展的活水源头;与此相对应,先秦以降,儒、道、佛等学派思想的演进,催生出一系列前后相继的学术思潮,如汉初黄老思潮、两汉尊儒思潮、东汉反神学思潮、汉魏道教思潮、魏晋玄学思潮、隋唐佛学思潮、宋明理学思潮,以及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等等。这八大思潮,前后相继,奔腾向前,组合成"国学"发展演变的汹涌潮流,构成了"国学"发展的宏伟画面。     

"多元统一"模式与"和谐共存"研究

以二元论、二元对立思维定式为基础的研究视角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甚至会遮蔽和阻碍理解“和谐共存”等文化事象。有别于“二元对立”的“多元统一”思维结构和观念模式不仅是一些民族解释世界、处理内部关系的核心结构,而且是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及“和谐共存”的根源。     

论"治未犯"——关于"溯源防范"与"不管而管"制度的建成

我国对预防犯罪的研究应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并重、东方文化的“心性教化”与西方文化的“行为规制”并重。我国预防犯罪应借鉴中医“治未病”的道理而“治未犯”,即未犯先防、刑后防犯,建立“溯源防范”制度,在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推广源流监控制度,建立“不管而管”制度,即被害人救助制度。     

台湾“宪政”变迁中的“国安会”与“总统”权力

“国安会”(及所属“国安局”)在台湾的政治体系里有着特殊的角色与功能。两蒋时期 ,“国安会”是“动员戡乱体制”的产物 ,而“国安局”的特务情治系统是其专制统治中的重要一环。在台湾政治转型时期 ,李登辉操控“修宪” ,保留并将其纳入“宪政体制”中去 ,首次“政党轮替”后 ,陈水扁有将“国安会”扩张为“政务会议”的意图。而由李登辉至陈水扁 ,都在建构“总统制”的“总统”权力 ,对“国安会”及“国安局”的操作是其中的一方面 ,但是由于“宪政体制”的不明晰和政局今后可能的变化 ,至今这仍不能称为是稳定的     

调整“社区人”心理 培育“社区人”意识

随着市场经济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入影响与渗透,社区正日益成为每一位市民生活的重要空间,社区的建设与发展状况,同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发生着越来越密切的关联。在许多居民生活小区,“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这样的标语牌随处可见,反映出人们已开始意识到社区居民同社区之间的双向依存关系。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依然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同程度地游离于社区建设之外,缺乏对社区的亲近感与责任感;一些社区工作人员对本职工作存在某种偏见,激发不起工作热情;而有些确实愿意为社区提供服务的居民,却又不知从何着手。上述情…     

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代表人物看与时俱进理论创新

与时俱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马克思、恩格斯,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列宁、毛泽东、邓小平,都敢于承认理论的局限性,尊重实践,勇于探索,在各自不同的时代为我们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典范。     

无意义的对垒:“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

作为文化研究中一个重要领域,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与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的关系问题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近年来出现的众多文化现象也成为这一问题研究的素材。然而这一划分本身在消费时代的合理性还有待探讨,通过回溯源于西方的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的历史,阐释这一二元划分的思想基础,在消费社会及媒介构建下这种思想基础遭遇的颠覆,进而得出结论:二者的二元划分已经不能成立,由此产生的争论已经没有实际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转向”与“人文关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魅力,主要体现在"实践转向"与"人文关怀"的完美结合。"实践转向"彰显"人文关怀";"人文关怀"促进"实践转向"。"实践转向"与"人文关怀"的交相辉映造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永恒的生命力。     

《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衔接与冲突

论文分析了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衔接与冲突的具体情形,特别强调了冲突的三种类型和具体条款,并从执法部门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