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律解释方法研究

本文通过介绍我国刑事法律解释的现状，指出刑事法律解释方法研究的重要性，并从现有刑事法律解释的规则和方法中，提炼出刑事法律解释的合法性规则、合理性规则和整体规则三大规则。论文从现实的角度分析了刑事法律解释在具体运用中的规则，并重点研究了刑事法律解释方法的实际运用。本文提出了关于建立我国刑法解释体系的设想，认为应努力推进以判例或研究成果的形式对刑法进行学理解释，由此逐步建立起理论联系实践的更为缜密的一套刑法解释体系。     

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与运用

刑法解释方法之间存在一定的位阶关系,包括适用位阶和效力位阶.适用位阶遵从文理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的解释顺序.在效力位阶上,文理解释和目的解释具有决定的意义.具体在运用刑法解释方法位阶时,应当采用后果考察的方法,坚持语义容忍性、逻辑融贯性、价值合理性三个解释向度.以此位阶解释“武装掩护走私”:“武装掩护走私”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适用所有的走私罪名,只是在量刑上适用《刑法》第151条第1款规定的刑罚,解释应当明确三个量刑幅度所对应的具体情节,司法实践中死刑的适用原则上仅限于保留死刑的几个走私罪名.     

立法解释探讨——兼为法律解释正名

立法解释,虽名为法律解释之一种,但究其实质,实是一种不规范的立法现象;这种认识上的混乱,对法治极为不利.应对立法解释、法律解释重新认识,正确定位.     

论法律解释体系的“模型化”构建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目标和过程体现在,通过一种解释体系的构建,实现对社会历史现实中主体形态以及主体行为运行目标和规则抽象性表达。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上述过程最终走向模型化发展趋势。具体到法律科学研究过程中,则直接体现在理论建模和数据分析相结合的实证分析方法的技术化路径的实现与应用,即从模型构建的角度看,在法律体系运行的分析意义在于对于一个实际对象的运行过程的分析和模拟之所以能够实现,关键在于如何发现既能准确表征又能有效模拟该系统演化规律的算法体系。实践中如何在模型数据的分析过程中,能够实现有效的运算方法体系建构与分析,从而达到以数据化体系模拟实际对象运行的目的,成为法律解释体系的“模型化”研究的关键环节。     

我国共同犯罪的体系归属及解释论建构

我国共同犯罪的立法体例,形式上既不同于单一正犯体系,也与正犯·共犯区分体系存在明显差异,对于其本质,理论上存在单一正犯体系与双层次正犯·共犯区分体系的争议。以共同犯罪体系的本质特征为基点进行考察,发现上述争议观点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根本上都属于单一正犯体系。鉴于单一正犯体系所面临的一系列难以合理解决的重大疑问,应将我国的共同犯罪体系归属于正犯·共犯区分体系。至于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形式上的差异,则需要通过解释论的建构来消解。     

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之体系解释

关于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我国刑法理论上存在过失说与故意说之争。大部分学者坚持过失说,故意说是少部分学者所持的观点。过失说认为,对故意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结果发生的行为可以依照投放危险物质罪定罪处罚。然而,这会导致故意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结果但未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行为得不到处罚。故意说将过失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结果的行为排除在处罚范围之外,这不符合严厉打击污染环境犯罪之刑事政策的要求。因而,只有将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解释为既包括过失也包括故意,才不至于出现处罚上的空当。     

论刑法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的协调

目前,我国刑法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存在失谐,其既有法律制度的因素,也有部门的因素和实践的因素。解决二者的失谐,必须实现刑法司法解释的规范化以及立法解释的经常化,而最根本的措施则是要完善制度、加强协调、强化监督。     

网络时代刑法客观解释路径

传统犯罪的网络异化主要表现为行为对象的数字化与行为方式的电子化。解释论立场的对立在具体路径上表现为主观文义解释与客观文义解释之争。网络时代刑法解释的目标是解析刑法条文在当前时代背景下的规范意义,应当舍主观文义解释而择客观文义解释。目的解释在存在论意义上只可能是主观的,客观目的解释这一解释方法存在先天的逻辑缺陷。主观目的解释可以与客观解释论立场兼容。同类解释规则可以视作主观目的解释对体系解释的补充,对“同类”的判断应当重视行为的实质可罚性。     

以法律解释为手段分析王海打假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是否适用于王海的打假行为,需要运用法律解释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法律解释应当遵循立法的原意,且需结合社会的发展情况,我国的《消法》是消费者的权利保障书,不应当作出不利于消费者的解释.因此,应通过文义解释解决王海是否是消费者的问题;通过体系解释解决知假买假情况下欺诈行为的问题;通过目的解释...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从体系解释的角度

欲划清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须用体系解释的方法。体系解释不仅要求形式上将刑法作为整体，做到上下文结合、总分则结合、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乃至宪法结合。而且从实质上将刑法作为价值体系，用刑法规范的目的即保护社会关系采区分和联系不同的犯罪。只有坚持刑法的形式体系统一于实质价值，才能厘清“合同”的含义、范围及刑法第224条合同诈骗罪、第266条诈骗罪法条竞合关系的性质、适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学

刑法解释学的蓬勃发展使得刑法学生机盎然,实质解释与形式解释两种解释理念的对抗让"正义"再次展现出多元化,是打击犯罪还是保障人权,这是个价值选择问题。刑事政策为刑法解释学的走向指明了方向。当前的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表明,"宽大"与"严格"的刑事政策指导了刑法解释学的基本走向——以严格解释为基础,以扩张解释为补充。针对妨害秩序的犯罪应当严格解释,针对公民人身、民主权利和财产权的犯罪可以扩张解释。同时,尊重行为类型在刑法中的基础地位,限制想象竞合的滥用。     

我国刑事司法解释体制的重望

由于我国二元一级的刑事司法解释体制本身存在缺陷，立法解释权的缺失等原因，我国应重塑刑事司法解释体制，规范刑事司法解释的程序，并建立司法解释审查制度。     

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制裁问题探讨

程序性制裁是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 ,对侦查、起诉、审判人员等实施程序性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程序上的不利法律后果。程序性违法行为必须要加以制裁 ,否则实践中屡屡出现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侵犯被追诉者合法权利等违反程序法律的现象就无法遏制。程序性制裁不同于实体性制裁 ,对我国现有的程序性制裁加以反思并加以重构 ,是刑事诉讼法的一个创新 ,对研究诉讼程序的独立价值指出了法律保障机制     

浅析完善聋哑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设置

目前我国对聋哑人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设置还存在疏漏,笔者根据现有法律的规定,结合当前司法实践的情况,从保障诉讼程序正义的角度出发,提出要从聋哑人的认定、手语翻译的相关制度、聘请律师、诉讼中的知情权、审判程序五方面入手,对聋哑人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设置加以完善。     

进退维谷的刑事诉讼制度及其困境超越

刑事诉讼制度保障人权与控制犯罪的两个目标之间的冲突难以化解,由此引发了公正与效率的矛盾,进而使我国刑事诉讼制度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西方国家的经验表明,"不同的案件适用不同的程序"也许能使诉讼制度摆脱僵局,而这正是我国所缺乏的。     

有权刑法解释与人权保障

有权刑法解释直接关系到人权保障的实现.我国有权刑法解释在人权保障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通过完善刑法解释主体体制、构建系统的刑法解释形成机制和构建刑法解释的监督制约机制等途径来解决.     

狭义刑法解释若干问题探析

刑法解释只能在确切的刑法含义范围内进行解释 ,而不能超出刑法含义容量的最大界限。刑法解释应该以“自解释确定之日起施行”更加合适。刑法解释的效力及于刑法的施行期间 ,对于该解释实施前已生效的处理结果 ,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来决定是否改判。     

关于刑事诉讼证据开示的几点思考

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证明案件事实的任务不再主要由法庭承担,而要求控辩双方积极举证,以确保刑事诉讼公开、透明进行。文中试从刑事诉讼证据开示角度论述了该制度的内涵、意义以及设立证据开示制度的必要性,并对我国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进行初步设计。     

论我国刑事侦查的公正与效率目标

刑事侦查作为刑事司法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追求公正与效率的目标.在新时期经济市场化、法制现代化进程背景下,追求公正与效率是新时期刑事侦查工作的主题,分析公正与效率目标在刑事侦查中的体现,应当加强侦查制度改革,实现公正与效率目标.     

试论刑法司法解释的发展趋势简

刑法只有经过解释,才能适用于司法实践活动中.具有我国特色的刑法司法解释作为刑法解释中的一种,从其诞生起一直备受争议.现行刑法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刑法司法解释存在就缺乏法律依据,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更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出罪功能,其应该退出司法实践活动,取而代之的应为司法刑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