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三农政策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小农经济为农村基层组织体系的运转提供了经济空间。中国农村出现了普遍的分化,村庄社会结构变化的方向和结果大不相同。国家向农村转移资源必须有农民参与,若不同时提高农民的参与能力、农村基层组织的组织能力,这样的转移支付不仅效率不高,而且会矛盾重重。不应只从方便转移支付角度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培育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应站在小农立场而非仅是农业立场更非抽象的农业现代化的立场看问题,超出单纯农业视角看农政变迁。当前如果城市巨量过剩资本自由下乡,构成农民基本保障和生存底线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住房可能被纳入自由交易中,大部分进城农民失败后再无退路。可将附着在特定区位土地上的经济剩余通过土地财政形式"涨价归公"、"地利共享",从而为经济健康发展、城市有序扩张提供基本前提,为全体中国人民福祉提供保障。     

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目的在于有效地解决农业市场化中经营分散和规模狭小的问题,使具有特色的农业与现代经济相协调,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加速农业的市场化进程,加快现代农业的发展。本文从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性、发展形式、规范和引导等方面就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进行初浅的探讨。     

创新农村经济组织 促进农业产业升级

农村的发展面临新的问题,突出地表现为分散经营与现代农业的不适应,造成生产的趋同性;农产品价格难以提高;技术水平的低下,也不利于标准化生产和农业产业化发展以及品牌的创建。这就要求创新农村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同时,依托新型组织,不断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业产业升级。     

关于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法律地位的思考

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是市场主体集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可以从其承担的职能、产权性质以及法律性质三个维度进行分析。从其承担的职能来看,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应该为成员农民的农业生产提供非赢利服务,在不影响这一职能的前提下,可以基于该组织在农业服务领域的优势,向社会提供适当赢利性服务;从其产权性质来看,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产权性质是指农民以入股形式参与的、资本和劳动相结合的股份合作性质的组织;从其法律属性来看,只有规模和组织化达到一定程度,承担职能比较复杂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才能获得法人资格,否则都被视为合伙性质的企业。     

后精准扶贫时代的返贫治理机制创新——基于江苏省H县的实证调查

中国扶贫与反贫困工作具有长期性.在2020年全国贫困县全部脱帽和所有贫困人口脱贫的发展目标下,脱贫与返贫压力并存,后精准扶贫时代的返贫治理至关重要.以江苏省H县脱贫和防止返贫攻坚战为例,系统考察其在返贫治理机制上的创新,可以发现,H县建立了返贫阻断、资源下乡和组织下沉三大返贫治理机制.返贫阻断机制切断了脱贫人员返贫路径,为脱贫者提供三重防护网;资源下乡机制解决了返贫治理资源的精准输送、集聚与激活问题;组织下沉机制体现了返贫治理制度的强监管—强激励、统合治理与多元共治特征.在后精准扶贫时代,需要加强返贫阻断、资源下乡和组织下沉的整体性融合,实现制度、资源、人才和组织的优化整合,提高返贫治理绩效.     

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理论与立法问题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对于农业和农民来说 ,意味着传统的小农经济与现代化大农业的市场竞争已经不可避免 ,而且竞争对手不仅仅是大规模的农场主 ,还有农场主们的合作组织和商业集团。因此 ,加快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 ,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的问题 ,已经成为农村改革和发展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论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

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构建现代农业组织体系。经过几十年的改革,我国农业组织化程度有了较快发展,但是目前仍处在较低水平。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我国农业发展的趋势,建立和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成为我国的主导形式。提高农业经营组织化水平,既需要经营组织加强内部管理,健全机制,提高一体化程度,更要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为农业经营组织化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重点是要健全和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基于负责人角度的工商资本持续投资农业意愿研究

资本回流农业具有必然性与长期性。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下乡持续投资农业,有助于农业的繁荣兴盛。从工商资本负责人的角度,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工商资本持续投资农业的意愿影响因素模型,并借助结构方程模型展开剖析,发现:在工商资本持续投资农业的意愿模型中,最为关键的要素是工商资本负责人的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而主观规范要素影响不显著;行为态度下,工商资本负责人对"获得社会认可""回报家乡"和"获得政策支持"的态度越正向积极,就越能够影响其持续投资农业的意愿,"获得社会认可"和"回报家乡"的影响大于"获得政策支持"的影响;知觉行为控制下,工商资本负责人对于获取外部政策支持和内部资源禀赋、投资能力的感知会影响其持续投资意愿,其中内部控制对于持续投资意愿的影响最大;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这两个要素还可以通过态度间接影响工商资本持续投资农业的意愿。应建立工商资本投资农业的筛选机制,开展工商资本负责人培训工作,推动政府扶持政策转型,增进村级组织的服务作用,帮助工商资本获取社会资本,以增强工商资本持续投资农业的积极性。     

发展壮大我国农民经济组织的思考

中国农民是世界上组织化程度很低的庞大社会群体,缺乏组织的农民经常受到各种利益侵害.在加入世贸、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新时期,必须加快发展壮大农民经济组织,保护农民利益,加快解决"三农"问题.农民经济组织主要是经济功能,也应该具有一定的政治参与能力,为农民与政府提供对话与交流的平台,促进政府协调农民利益,制定科学的农业政策.坚持民办、公助、法治、党的领导四项原则.     

中国农民主体地位的转型与提升

多年来,农村改革与发展步履艰难,诸如农业专业化分工困难、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权益受损等问题,都与农民队伍竞争力弱、主体地位不突出密切相关.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创新农村管理方式,建立全社会力量支持新农村建设的机制,逐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提升农民主体地位.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困境与优化路径

在国家政策支持引导和农业现代化发展需求的共同作用下,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由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不完善、培育资源严重匮乏、培育环境欠佳、培育效果不彰等现实困境,与国家农业现代化需求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冲突和张力。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职业农民培育政策,整合培育资源,优化培育环境,强化培育效果。     

北部湾经济区农民组织化发展研究

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度转型进程,当前中国农村组织结构与农民组织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基于社会学的理论维度,从组织功能视角深入探讨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组织化的生长空间对农民组织化发展有重要指导意义。     

抓住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的核心问题

党的十八大强调，“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农民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近期发布的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如何进一步加快组织化建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作出了重大制度安排。云南省相对于全国来讲，农民组织化程度偏弱，已经成为制约农村发展的关键因素。为此，应结合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以加快农民组织化建设为突破口，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发展和完善，确实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和农村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     

农民组织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

农民自始至终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而农民组织又是新农村建设得以推进和完成的生力军.在社会转型期,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效率与成败.所以,进一步加快、加强农民组织化建设,探析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路径方法,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贫困地区农民组织化问题研究

农民的低组织化水平已经影响到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加强贫困地区的农民组织化建设已非常迫切。政府积极发挥引导作用,对农民自组织能力建设给予更多的资金与政策帮扶。作为贫困地区自组织能力建设主体的农民,必须改变思想观念,努力提高自身素质。     

农民组织维权困境分析

我国“三农”问题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弱势地位问题。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发展各种各样的农民组织，是着眼于农村内部制度创新、解决农民弱势问题的根本途径，对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然而，当前的家庭分散经营、缺少政府扶持和法律制度保护以及集体行动困境等因素严重阻碍着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发展好村民自治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加强制度建设和法律保护，建立农民组织与其他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和矛盾调处机制等，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重要举措。     

社会资本与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基于长沙市的实证调查

社会资本与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联系。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偏低,且受其原有关系网络和新建关系网络以及组织化程度的显著影响。其中弱关系、是否同市民交过朋友以及是否加入组织与职业收入水平显著相关;组织化资本与就业稳定性显著相关;弱关系与职业发展机会显著相关。因此,在当前的城市化进程中,有必要保留城市中的农民工集聚地,维系和发展青年农民工的关系型社会资本;加强组织建设,丰富青年农民工的组织型社会资本。     

以制度安排求解农民组织化问题

农民组织对于农民来说,有着经济、政策及教育功能。但在方兴未艾的新农村建设和目前大力引导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中,农民组织及农民组织化问题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应重新审视农民组织化,梳理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总的说来,农民组织要在规范、依法的轨道内运行,包括法律在内的制度安排是必不可少的。     

农民组织化建设的法律保障

法律保障是农民组织得以健康发展的前提。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农村在常规体制之外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农民组织。而国家宏观政策与法规与农民组织发展的现状不相适应。要加快农民组织的法制建设,才能保障农民组织发展的规范化、法制化,保证中国的农民组织化事业健康稳定的进行。     

农民组织化视域下西部农村党组织建设——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Y镇为例

农民组织化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路径,而农民组织化的深入发展离不开农村基层党组织这一关键性领导要素。由于社会转型以及自身建设的不足,西部农村党组织在队伍建设、体制机制、作用发挥等方面面临着严峻的现实考验。改善西部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需要从提升农村内生性发展能力、完善管理体制机制、改善党建文化生态等方面系统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