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霸权治理到合作治理：百年变局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进程与方向

二战后,主要大国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雅尔塔体系,成为维系战后秩序和开展全球治理的基石。美苏主宰世界及权力集中于少数大国的霸权治理成为这一时期全球治理体系的主要特征。冷战结束后,全球治理出现权力转移和扩散,全球治理体系发生变革与转型,即由实力决定的权力型全球治理体系向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合作型全球治理体系转变。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转型的主要特征是霸权治理的衰落和合作治理的兴起。这种变革与转型主要表现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去中心化”倾向、联合国推动和主导的全球治理取得重大进展、大量新兴治理组织和机制兴起等。未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向是积极推动合作治理,实现全球治理体系从“权力逻辑”到“能力逻辑”、从“国家”到“非国家”、从“传统”到“非传统”、从“全球型”到“地区型”、从“经济型”到“社会型”的转型。     

城乡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与乡村治理能力塑造

以宗族为代表的社会组织曾经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其治理的主要规则是乡规民约。城乡规则的巨大差异使得城市和农村社会治理差别较大,但城乡一体化战略目标的提出与实施使农民的传统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受到冲击与挑战,新型的村民人际关系得以塑造,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必须引入新的治理结构。要实现城乡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提高乡村治理能力是关键。新形势下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家庭(族)角色定位及其功能重建,建构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环境,建立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及关系网络,形成家族、市场和国家三个途径的乡村公共产品提供。     

治理、善治与全球治理:理念和现实的挑战

本文梳理了治理、善治和全球治理概念的产生过程以及联合国在概念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尽管"治理"概念与人类历史一样悠久,但本文关注的只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理论争辩,不过,本文也探讨了去殖民化、地方化和人权等与联合国有关的早期观念,而这些观念恰恰是较为晚近的思想所反对的。本文分析的视角侧重学者的看法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工作者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治理"指代一整套公共的和私人的复杂结构和程序,而一些通俗的作家却倾向于认为"治理"就是"统治"。     

软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价值、内容与机制

软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具有重要地位,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紧密相关。在社会转型期,中国软治理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遇到了很大挑战,主要表现在软治理的价值、内容及机制等方面。为了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软治理必须融入到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当中,可以分别从价值构建、内容夯实以及机制创新等方面来进行回应,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全面保障。     

城市基层社会“ 技术治理”的运作逻辑及其限度

新时代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重心和难点皆在基层。在从"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型中,"技术治理"已成为推动城市基层社会建设的根本机制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深层实践逻辑。避险与避责是"技术治理"的基本动机和理性选择,化约主义逻辑是"技术治理"的行动哲学,追求工具理性是其主要价值取向。"技术治理"在推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改革和创新的同时,其运作逻辑存在众多局限,使得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当前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转型须坚持以人为本,平衡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塑造基层社会的主体性和公共性,由碎片化、科层化的"技术治理"走向整体性、社会化的"社会治理"。     

G20与全球能源治理:角色设定与策略选择

当前全球能源治理格局呈现碎片化状态,缺少权威性的核心机制。G20因其比较优势,为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携手进行全球能源治理提供了重要平台,有望成为协调各方行动的全球能源治理核心机制。要想发挥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领导作用,G20必须进行正确的角色定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断克服不利因素。因此,G20需要通过循序渐进地推进机制建设和议程设置等方面的改革,不断提高自己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决策效率与执行力。     

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构成要件及其实现路径

中国农村的改革发展稳定、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与治理能力紧密相关。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传统乡村社会不断从封闭、单一走向开放、多元;与此同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社会管理方式的弊端日益凸显。以国家治理能力为分析框架,从乡镇政府能力和它在行使过程中与农村社区自治力量的合作治理能力两个维度,来考察后税费时期的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可以看到,乡镇政府在农村基层社会的资源汲取能力、发展经济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和制度建设能力不断增强,农村社区自治能力和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也不断提升。乡镇政府治理能力与农村社区自治力量之间是不均衡的,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深化农村改革,必须推动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在促使乡镇政府大力改进治理机制、积极发挥农村社区各类组织的协同作用、建构乡镇政府与农村社会制度化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等方面下功夫。     

电子治理与政府效能的发挥

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科技的发展，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亦被深深打上了电子化的特征，出现了电子政府。本文便对政府在电子治理视野中应如何发挥效能进行了探讨。     

北极区域治理范式的核心要素:制度设计与环境塑造

北极事务治理范式的发展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以区域治理为特征的初级范式中,相关国家往往强调区域内的多元整合、良性互动和价值认同,通过制度设计推动身份认同,构建对外排他性和内部协商性共存的"自主治理"模式。"罗瓦涅米进程"和"伊卢利萨特进程"都建立在这种排他性的基础上,但二者存在封闭性狭义区域治理和半封闭性广义区域治理的制度设计和环境塑造差异。随着问题影响范围的扩大,权力的无序扩张和对于外部资源需求的增长,北极区域治理范式暴露出在跨区域性和集体原则上的缺陷,进而不得不逐步从区域治理向多边治理这一中级范式递进。随着治理主体对于身份观念、同化观念和自律观念的内化程度提高,客观"物质"变量中体系取向、权力结构和技术革新的客观发展,北极事务的治理范式将朝着更高级的阶段发展。     

改革政府治理模式是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途径

政府治理模式改革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前提和基础。当前,政府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不尽如人意,难以形成政府与社会和谐互动的社会治理体系。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大背景下,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改革传统治理模式,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矛盾,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实现社会与政府良好关系的重构。     

多元社区治理主体法律问题研究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当前社区治理中多元主体存在法律规定不明确、主体权限有交叉、法律关系存在冲突等实际问题;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进入新时代社区环境的改变、治理主体缺乏法治意识以及缺乏健全完整的社区治理法律体系;本文主要针对统一社区治理立法体系,明确各主体权利义务,提升社区治理法治化水平,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     

中国创新“1+N”中心国家治理模式

中国国家治理不是单中心(monocentric),也不是多中心(polycentric),而是"1+N"中心。从公职人员的产生来看,强调竞争性选拔;从决策过程来看,是事前协商、充分吸纳,事后制衡;从公众参与来看,强调决策者主动了解民意的公众逆向参与;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看,中国在强调高度政治集权的同时也高度行政分权;从社会治理来看,强调党的动员能力与社会自组织的有机结合。这是一种结合了统一与多元,效率与开放,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新型国家治理模式。     

阿富汗和伊朗跨界河流治理的双重困境

当前，国际水资源争端升级，跨界河流治理成为全球治理的重点和难点。跨界河流治理有霸权护持、议题补偿、制度嵌入和身份建构四种模式。同为伊斯兰国家、社会同质化、经济联系密切的阿富汗和伊朗之间的水资源争端白热化，其背后是两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上游弱国阿富汗拥有地理区位优势，掌握开发主动权；下游强国伊朗拥有政治经济优势，掌握外交主动权。权力平衡是两国跨界河流治理困境的内部根源。另一方面，美国占领阿富汗后为遏制伊朗而支持阿富汗，印度出于对抗巴基斯坦的目的而支持阿富汗，第三方的选边站队导致水资源争端国际化。域内外大国的权力斗争是两国跨界河流治理困境的外部原因。要破解上下游、域内外双重困境，两国应在跨界河流治理中对内抑制资源民族主义，对外获得必要的国际发展和安全援助，从利益共生到安全共生，从单边治理到全流域共治，建立跨界河流命运共同体。     

全球民主治理与联合国改革

联合国改革是各方都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世界国家论者、新帝国主义论者和全球治理论者分别为联合国改革规划了不同的前景。全球治理论者的观点与中国推动政治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目标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全球治理的民主化对联合国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指导原则 ,影响着联合国改革的走向。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 ,中国较少提出自己的方案 ,但对各种方案都有着自己鲜明的立场。     

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论述的历史逻辑与科学内涵

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列重要论述构成了一个庞大而精细的理论体系。政治理论的核心关怀是国家治理问题。追溯国家治理如何成为中国国家话语,可把握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列重要论述的学理与历史逻辑;分析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的构成,可把握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列重要论述的主要内涵;而在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列重要论述中,制度模式选择问题与价值体系塑造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列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重要论述的鲜明指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主要着力点。     

关于社区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的思考

随着社会治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基层社区治安管理模式开始由传统的政府治安管理机关(警察)主导下的纵向预防模式向社区治安治理的横向预防模式转变。社区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安综合治理就是这样背景下的产物。社区民间组织作为以社区居民为主体,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主要目的,自发形成的群众团体队伍或组织,通过信息的交流、融通,构建起了连接社区居民与社区自治组织和政府之间的桥梁。     

全球治理的东盟视角与实践

面对日益凸显的全球治理赤字和地缘政治挑战,东盟将参与全球治理作为维护区域安全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推动全球经济政治秩序改革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东盟积极参与区域与全球安全治理,从区域层面补充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促进实现全球发展目标,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东盟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与实践表现出以维护东盟中心地位为主体的治理导向、强调主权平等与不干涉内政的治理原则、重视协商与关系的软性治理机制、坚持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治理路径等诸多特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东盟参与全球治理也面临着大国战略博弈加剧、逆全球化与单边主义上升、内部凝聚力下降、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冲击以及成员国国内政局不稳等多重复杂挑战。为此,东盟通过维持大国对冲战略、维护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合作、深化东盟一体化建设等具体措施,积极促进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逐渐实现从全球治理跟随者向自觉推动者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