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留日学生群体的历史地位评析

清末民初的留日学生群体,不仅是中国近代社会中的一支新生社会力量,而且也是中国社会变革的最为活跃的阶层。他们以学习法政、军事以及师范类专业为主,力求从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以实现挽救民族危亡与振兴中华的愿望。其在宣传民主进步思潮、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以及促进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推动我国近代化变革的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清末民初江苏女子职业教育的历史考察

清末民初,实业界和教育界有识之士在江苏各地创办了许多女子职业学校,向学生传授应用性知识,以培养女子技工和女性实业家.但由于全赖个人捐资办学,疏于统一管理,学校在课程设置和学校定位方面均存在一定问题,制约了女子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尽管如此,当时女子职业教育的兴起仍构成了江苏教育近代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大改善了女子的生存状态,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江苏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     

略述清末民初的兰州典当业

典当业是一种在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融通社会资金的独特行业。本文在概述中国典当业渊源的基础上 ,专门就清末民初兰州地区典当业的规模、概况、组织管理、业务经营及衰亡情况作了述略。     

论清末民初的辽宁教育

清末民初．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形成了3种不同的文化教育：封建地主阶级的旧文化教育、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教育和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清末民初的辽宁教育也不例外．同样存在着这3种不同的文化教育。而且．还具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论清末民初国家对社会和国民监控的强化——以东北为例

清末民初国家的权力以非常理性的方式强化了对国民和社会的监控,通过大规模的统计调查实现了对信息的控制,从而将个体的国民变成国家可以加以掌控、指导、征发、分配的对象,通过建立新式监狱对社会正常秩序的越轨者进行了规训,通过兴办新式学堂对未来的合格公民进行了规训,通过建立新式警察实现了对城市空间中的安全、消防、卫生、文化活动的治理,将公共空间中发生的一切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最后国家还对过去通常自由生长的城市进行雄心勃勃的管控和规划,直接指导城市的发展。在这个从传统帝国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的重要阶段,国家的权力不是削弱了,而是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直接与每一个公民对话。     

清末民初“自由女”谫论

清末民初,“自由女”话题开始频繁涌现于报刊、小说之中,成为颇具时代特色的性别符码。这一语词最早出现于广东地带,主要作为“女学生”的方言代称来使用,在其背后显示出该地女子教育之发达。而从清末到民初,原本立体多维的“自由女”概念体系,又历经渐趋窄化的嬗变过程,曲折反映了彼时“自由”学说逐步遭恶的社会生态。与此同时,文学作品中书写的“自由女”与社会媒介报道中的“自由女”形象大体吻合,从而表现出社会媒介与文学创作之间的互动态势。     

清末民初美国女传教士与中国妇女解放

清末民初,大批美国女传教士来到中国,参与中国妇女的解放活动。女传教士所鼓吹的中国妇女的解放实际上并不是一种彻底的真正的解放,美国女传教士对中国妇女的传教运动是一股巨大的保守势力,它加强了中国妇女的传统社会地位,而并不是一种女权主义运动,对中国妇女的革命运动起了阻碍作用。     

清末民初浙江监狱改良与日本

本文为中国近代转型时期以日本为媒介移植西方法律制度的个案事例研究。着重关注的是清末官绅对日考察,不同于已有较多成果的清末留日研究。据《申报》记载,包括浙江在内的十省于1906年联合派遣正佐官员五十名赴日考察监狱。该史料已为相关研究者所关注,但这些调查日本监狱员在日考察的实际状况和回国后的活动至今不为人知。在梳理浙江省派员名单,挖掘其在日活动史料基础上,进一步追踪其中三人回国后在浙江省监狱改良中作出的贡献。     

社会变革时期的言论自由空间——清末民初三十余年报刊舆论透视

清末民初时期为何有较高的言论自由度？透视清末民初的三次报业高潮、新闻报刊舆论的过激化现象以及清末民初政府对言论的控制情况,不仅可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时可总结出影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言论自由度的五个因素.另外,透视清末民初的言论自由图景,可观察到社会变革时期言论自由空间的“偏颇性言论自由”现象和“薄壳效应”规律,而发展社会组织、鼓励社群言论自由则是解决“薄壳效应”困境的最佳途径.     

“零口供”的科学性解评——兼论正确对待口供、运用口供

近年来"零口供"的影响极大,事实上,它是一种不科学的提法和做法.<主诉检察官零口供规则>事实上是仅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视之为零,而不排除其辩解部分的使用,其中有一定的原因.我国和国外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中虽然对口供的使用作了种种限制,但都没有完全排除把口供作为证据使用,因此有口供不用的做法是不科学的.正确使用口供要认真审查供述的真实性,注重对供述的研究和其他证据的使用,不轻信供述,同时重视辩解.     

刘崇佑与清末民初中国政治

刘崇佑(1879—1941),字厚诚,号崧生,福建闽侯(今福州市)人,清末民初立宪派政治活动家、民国时期著名的进步律师。刘崇佑清末民初曾活跃于中国政坛,但史学界目前对其政治     

清末民初民间订婚婚书习惯研究--基于东北地区与直隶省的比较

民间订婚婚书不同于官方婚书,在清代被称为“私约”。清末民初,民间往往不遵循官婚书,甚至将官婚书与私约相混淆,将清代律例规定的“务要两家明白通知”的关于身体、身份内容的官婚书,逐渐演变成不同地区、不同形式、内容各异的订婚婚书。这种以凭媒妁、交割财礼为主要内容的订婚婚书,在民间百姓眼中被视为婚姻成立的必要条件。媒证与婚书是双方发生纠纷,裁断财礼的退与还的主要证据。司法机关认定订婚婚书具有法律效力。对这一时期的订婚婚书深入研究,对当今订婚财礼纠纷返还机制的建立有启示意义。     

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研究（1899-1912）

清末民初出版业态的变革引发思想文化传播的革命性变化,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日本和法国是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向国内传播的两个重要渠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历经了从零碎译介到选择性传播的转变,部分马克思主义术语实现了跨语境转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体是多元的,传播者因政治立场和目标不同,在传播内容的选择上有差异。总的来看,阶级斗争学说和政治经济学说被译介的要早一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因此存在“梯次传播”的现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促进了先进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觉醒,为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改变孕育了新动力。     

反对的声音:民初商会与《商会法》之争——兼论对我国社团立法的启示

民初商会作为在商业领域中具有主体性的利益集团,在袁世凯政府试图支配、控制和破坏其相对自治功能时,它坚定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并成功瓦解了政府的这一努力。民初商会主导的《商会法》事件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论口供补强法则的实务运用——以22起冤错案件为视角

总结近30年来发生的22起冤错案件,口供制度不完善、口供补强法则的缺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必须对口供补强法则进行重新定位,只有单独可以定罪的口供才具有补强的必要。必须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补强证据的范围、补强证据证明对象的范围以及补强证据的证明标准。补强口供真实性的认定需要结合实践办案情况,通过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和口供作出的动机、时间等进行合乎常理的判断。     

卑顺、蒙昧的主体：清末民初北京小报小说中的市民社会

清末民初北京小报小说中所描写的中下层市民社会群体，整体上具有懦弱、卑顺、服从的特征；所反映出来的市民群体的思想意识，是以权力为本位，以攀附高层权力为人际交往原则。形成这些性格特征和思想意识的原因，主要是中下层市民群体长期处在严格的等级制度的统治和束缚下，对专制政体形成一种惯性心理状态，很自然地接受这种社会秩序，自觉地认同等级制度强加给他们的身份和等级层次。这种市民社会实际上是专制等级社会体制下中国底层社会的一个缩影。     

对清末秦巴山区开发的历史反思

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在移民和本地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开发下,秦巴山区的工业、农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都获得了较大发展,并产生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是,由于未能正确运用国家政权的反作用等原因,这次开发很快便失败了。今天,认真吸取当年开发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后胜利完战我党提出的经济建设重点西移的战略任务,促进中西部经济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论强制口供的存在必要--沉默权理论与实践反差的思考

沉默权作为西方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内容被我国接受.然而,它在实践中不仅存在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反差,而且存在法律文化的冲突,更为关键的是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应当照应社会发展的文明趋势,不能以单纯的人权取向为转移.所以,沉默权作为西方一定历史时期的法律产物,未必适应中国社会,未必是先进的诉讼制度,不应当盲目采纳.而强制口供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不仅在过去而且在现在,都是普遍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现象,具有不容忽视的存在理由和存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