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经济

在运用刑法遏制犯罪的过程中,国家不仅是正义的化身而追求刑法的公正,同时也是一个具有理性的经济人,因此国家必然关注刑法的投入和产出比例的经济关系,刑法经济问题由此而产生。刑法公正是刑法追求的首要价值,对刑法经济问题的研究必须首先研究刑法经济与刑法公正的关系,并以此来确定刑法经济在刑法价值体系中的位置。     

论刑法国际化下我国刑法的发展

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法律制度的国际化步伐也在加快。基于对人权保护重要性的共识,刑法国际化已经是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刑法完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我国作为法治后发型国家,其刑法现代化的进程应该顺应当今世界的刑法趋势,在刑法国际化的背景下,应立足于中国已有的刑法国际化立法,积极合理地吸收国外有益的立法经验,在注重我国刑法本土化发展的同时,注重刑法理念的更新和现有刑事制度的完善,减少我国刑法国际化进程中的差异性,以便促进我国刑法的长足发展,实现刑法应有的机能。     

论刑法的功能

针对长期以来学界将刑法功能仅仅定义为"刑法的积极影响与作用"的片面观点,本文提出应将刑法的功能划分为正功能、负功能与零功能三种,并详细阐析了各种功能的主要表现形式,绘制了一幅完整的刑法功能系统图;为正确而全面地评价刑法的功能,树立科学的刑法功能观、破除"刑法万能论"的迷信思想奠定了基础.     

论近代刑法和刑法观念的形成

本文的主题是阐释近代刑法及其观念从古代到近代的演变。在历史叙述方法上,论文融合了刑法制度史和刑法思想史。作者将近代的刑法观念分解成三个核心命题:刑法是公共权力对犯罪的一种惩罚;犯罪既是一种外在的行为,也是一种主观的罪恶;刑罚同时体现了对犯罪行为的报复和对自由意志的拯救。由此,论文相应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从同态复仇到公共权力的报复。其中,古罗马的犯罪学是刑法的形成阶段,16世纪之后君主主权国家的刑法是现代刑法的开端。第二,从客观归罪到主观罪恶的救赎。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教神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世纪的宗教使客观刑法注入了主观的因素,刑法主客观统一论由此产生。第三,从残酷的肉刑到刑罚人道主义。古代社会的刑罚强调报复的对等,封建的刑罚强调的是君王的威吓,宗教的刑罚强调的是主观罪恶的救赎,当资本主义兴起之后,刑罚强调人道主义原则。     

刑罚目的与刑法效益

“效益(benefit)”、“效率(efficiency)”原本是经济学的概念,都反映了成本和收益的比例关系,因此,在许多学者的表述中,两者是作为同义语使用的。但从严格语义上讲,它们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效率所强调的是时间的节约,即单位时间的工作量,而效益所强调的是结果。有效率并不一定有效益,但有效益则必须有效率。[1]基于此种认识,我们认为刑法效益是指在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中,用最少的投入取得最大最佳的效果和利益。常言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投入,就不会有产出。现代社会的各项管理活动都是有成本、有投入的,都应提倡和追求效益,国家…     

论越权刑法解释

在当代中国,越权刑法解释问题已经成为类推制度寿终正寝之后罪刑法定主义的最大敌人,极大地损害了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刑法解释有权力和权利两种不同层面的存在样态,刑法解释的对象是刑法条文背后的刑法规范,对刑法立法而言具有从属性特征."越权"包括越实有职权和越解释权两种类型.越权刑法解释包括越权刑法立法解释和越权刑法司法解释两大类.本文进一步探析了越权刑法解释的成因,进而提出了包括建立撤销机制等在内的一系列应对方案.     

关注刑法运作

刑法运作的内容涉及刑法适用的过程,司法机关及其结构状况、参与刑事诉讼对定罪量刑有影响的技术人员、和案件有密切关系的诉讼参与人,刑法实施的外部环境和国家权力的干预程度等方面。同样,效率和公正是刑法运作追求的重要目标,二者可能统一也可能出现矛盾,但是刑法运作要力争二者兼顾。     

论刑法的渊源

王韬周建春摘要本文探讨了宪法、行政法律法规、国际条约、司法解释、判例的法源性问题,认为刑法渊源理论对解释罪刑法定法理和刑法解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指出应提高刑事判例的地位,强化其强制性效力。     

刑法立法效益问题研究

刑法效益的提高对我国构建法治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和意义.本文主要针对刑法立法效益问题进行了简单的研究和探讨.     

论刑法修正的协调性

刑法修正的协调性是保障刑法公正性的基础性条件。《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罪(含修正罪)充分注意到了《刑法》与相关法律之间的协调(衔接)。但是,刑法修正还要考虑新增罪(修正罪)与既有罪之间、新增罪(修正罪)之间以及修正的刑法条文与相关刑法解释(含解释性文件)之间的协调。刑法修正需要在罪状的设置、法定刑的设置以及量刑情节的设置方面保持协调。面对协调性的瑕疵,可以通过补正解释的方法确保司法适用的公正,在解释论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则只能通过进一步修正刑法加以完善。     

生物刑法与环境刑法分离论之提倡

生物刑法当前为环境刑法所涵摄,属于环境刑法的子系统.把生物刑法与环境刑法混同,会导致体系不能兼容、结构不能并存、功能无法体现、罪责标准混淆问题.生物安全法益是包含"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个体安全"的三层结构,属于极端重要法益,环境安全并不涉及国家安全,两者对公共安全、个体安全的威胁程度也不同.就生物安全风险而言,国家不再...     

刑法知识体系刍论

刑法知识体系,是指刑法知识的全面性、整体性、系统性和体系化存在.就刑法学科而言,从建设完整的法学知识体系对话平台和沟通渠道这一立场出发,刑法知识体系(整体)应当包括刑法哲学、刑法政策学(刑法政治学)、刑法规范学以及由此三部分所形成的复杂巨系统刑法知识体系.刑法知识体系论的基础范畴有刑法知识体系、刑法哲学、刑法政策学、刑法规范学四个.刑法知识体系的学术意义包括其对于刑法学科的知识论意义和方法论价值两个方面.     

论刑法的民法化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一元社会向二元社会的转型过程中 ,二元社会的确立导致政治刑法向市民刑法的转变 ,在市民刑法的构建进程中会出现刑法的民法化现象。审视新中国刑法的改革与发展 ,这一现象已经出现。何谓刑法的民法化 ?怎样看等这一现象 ?本文作了抛砖引玉式的探讨。     

论刑法与行政刑法的并立

“行政刑法”是个舶来品,一般是指行政法或经济法中的“附属刑法”.然而在我国有特殊性,一方面我国“附属刑法”呈现“附而不属”的状况,没有实质性的罪刑规范,即没有罪名和法定刑这些实质内容;另一方面我国在刑法之外规定有大量的人身自由罚,也即行政处罚中有行政拘留、收容教养、强制戒毒等,而且这些人身自由罚没有司法程序.加之我国刑法既定性又定量的构罪标准,导致我国行政法与刑法不能够进行有效衔接.故本文主张建立刑法“二元立法机制”,实行刑法和行政刑法的并立,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长期以来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难的问题,以推动我国刑法的科学立法.     

论宪法发展与刑法进步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的依据。但宪法发展与刑法进步之间存在互动关系。1982年至今,我国现行《宪法》历经30年的发展,在理念、制度和规范等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进步,指引、带动了刑法的进步。未来,我国应在宪法发展的指引下,提升刑法理念,促进刑法的宪法化、宪法的刑法化和刑法的法典化。     

论刑法的修改形式

刑法修改是立法机关根据社会需要以及犯罪发展态势,适时针对不合理的刑法规范与条文作出相应修改的一种立法活动。从刑法修改的范围来看,有全面修改与部分修改两种形式;从修改所采取的载体形式看,有刑法典修改、单行刑法修改与附属刑法修改等形式;从修改所涉及的内容看,有废止型修改、修订型修改与补充型修改几种形式。刑法修改必须针对特定对象与内容采取不同的修改形式,刑法修正案不应当成为刑法修改的唯一途径,特别是对行政犯而言,更应该采取附属刑法的立法与修改形式。     

论刑法的道德合法性

刑法的道德合法性问题是法律的道德合法性问题的具体和延续。刑法的道德合法性应立于人性高度予以诠释。刑法的道德合法性赋予刑法以良法的品性、真正的威信和彻底的有效性。刑法的道德合法性应在刑法立法、刑法司法和刑罚执行的过程中得到动态性的贯彻和体现。刑法的道德合法性在风险多元的高科技时代仍然应该得到维系。     

孟德斯鸠论刑法

孟德斯鸠的刑法思想 ,与他的政体理论密切相关。他认为宽和政体不需要严峻的刑法 ,专制国家的刑罚宜严酷些 ,但他又一再抨击和谴责专制国家刑罚的严酷。这既显示了他刑法观的相对主义 ,又表明他的刑法理论主要是为人道主义观念所统摄。他认为刑罚要与罪行相当 ,一定要严格区分罪行与过错 ,罪由法定。刑罚要有教育意义 ,一切不必要的刑罚都是暴虐的 ,不应用刑法改变人们的风俗习惯。     

论经济刑法解释的独立性

经济刑法作为行政刑法的一部分,在立法上具有补充性、二次性,但是在解释适用上,应当尊重并保持其独立性。经济刑法解释的独立性的内涵包括:经济刑法概念含义的独立性;经济刑法中附属刑事责任条款的无涉性;经济刑法补充规范的从属性。把握经济刑法解释的独立性在处理经济刑法解释的具体问题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刑法关怀与刑法解释

刑法应体现法律之公平善良的特质 ,刑法关怀是指刑法对自然人、社会组织及社会所给予的刑法关注、刑法抵御和刑法保护 ,刑法解释即有权解释 ,是指有权机关依据一定原则使用法定方法对法律文本所作的阐释 ,是连结刑事立法与刑法适用的纽带和中介 ,是折射和反映刑法关怀的最佳视角。欠缺刑法关怀的刑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说可能是合法的但未必是合理的。从刑法关怀的维度审视我国现有的刑法解释 ,一方面在于把刑法关怀坚持到底 ,另一方面在于反思刑法解释的真正科学的定位 ,由此建立合法合理的刑法解释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