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变局下的国家安全能力建设

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国家安全的影响因素更加复杂多元、全球安全治理失灵失衡问题突出，这些使得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更有必要。国家安全能力可以理解为国家为了实现总体国家安全，基于对国内外战略资源的动员，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实现国家安全的能力。总体来看，国家安全能力主要包括国家安全观念能力、国家安全制度能力、国家安全基础能力和国家安全动员能力等要素。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的主要路径包括健全国家安全体系，重视国家安全基础能力建设，加强安全风险防范和应对，促进安全事务的全面统筹与协调以及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的科技赋能。当前，中国面临的内外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更加迫切。虽然中国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已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未来还需多措并举，从观念革新、制度保障、战略动员等多方面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网络生态治理——整体演化、联动谱系与推进路径

随着网络对现实的影响越来越大,网络安全对国家安全牵一发而动全身,保障网络生态安全对维护国家多领域安全具有极端重要性.当前,威胁我国网络安全的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面对日益复杂化、隐蔽化、长期化的网络安全风险,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战略指导,积极探索网络安全治理问题,对于保障国家总体安全、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及推动国...     

国家安全战略与军事战略——从学理与实践的角度看两者的关系

国家安全战略与军事战略在以国家为主体的战略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从概念演变的角度讲,国家安全战略来源于军事战略,在内涵和外延上涵盖军事战略,但其根本特性并没有完全脱离军事战略所规定的战略特性。从学理角度讲,在无政府社会中,军事战略从属于国家安全战略,但对无政府的不同理解,导致军事战略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存在差异。从实践角度讲,在和平状态下,军事战略只是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作用并不突出。在非战非和状态下,军事战略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上升,占据主导地位。在全面战争状态下,军事战略与国家安全战略合二为一,或者说国家安全战略从属于军事战略。     

金砖国家人文交流的进展、挑战与路径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创立以来,合作基础日益夯实,领域逐渐拓展,逐步形成了政治安全、经济贸易、人文交流"三轮驱动"的合作架构。其中,人文交流作为金砖国家合作发展的铺路石,有助于增进金砖国家民间交往和理解,促进金砖国家间民心相通,为国家间良性互动提供有力支撑。目前金砖国家人文交流成效显著,已实现了交流机制化和行为体多元化,项目领域也在不断拓展,但同时面临基础薄弱、差异明显、机制建设滞后、参与主体和资源不足等挑战。展望未来,金砖国家人文交流可通过塑造共识、建设机制、扩大参与,发挥"金砖+"人文交流平台作用等路径促进民心相通,进一步夯实金砖国家各领域合作的社会基础。     

浅析总体国家安全观 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国家安全领域的最新思想理论成果。本文尝试从五个方面论述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建立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思想主要是对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原理的运用,统筹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关系的思想主要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原理的运用,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思想主要是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原理的运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的思想主要是对重点论原理的运用,科学统筹内部安全与国际安全则主要是对内因与外因辩证关系原理的运用。     

“泛安全化陷阱”及其跨越

安全概念及其适用范围是国际关系学界长期以来争论的焦点之一。冷战结束后,传统安全的边界被打破,非传统安全领域议题越来越多地占据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议题的中心地位。国家行为体追求绝对安全状态和无节制扩充安全议题,可能造成资源的错配和浪费,导致国内政治的保守化和国际交往的封闭趋向,最终反而不利于实现安全目标,从而掉入“泛安全化陷阱”。当前,国际上少数国家表面上以“国家安全”为由干扰国际合作,实则推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对全球多边主义秩序规则、国际合作、大国关系造成严重冲击,其消极影响不可低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取得了重要成就,形成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体系。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同时面临复杂的安全形势和较大的发展压力。中国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理性平衡好安全与开放、发展之间的关系,审慎塑造安全议程,防止落入“泛安全化陷阱”。同时,中国在国际上应坚决反对滥用安全概念的行为,在新兴全球性议题上高举合作旗帜,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持续发展,积极推动国际安全治理机制改革和创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广泛共识和作出积极贡献。     

国家意识的发展逻辑与国际关系——兼论东亚国际关系的未来

一定国际体系中的国家意识对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具有基础性的影响。国家意识是国际体系建构的一种文化,在现代国家意识向后现代国家意识进化的过程中,国家集体的互动和博弈过程是必要的,单个国家对国家意识转换的能动作用有限。国家意识发展程度在全球不同地区存有差异,东亚国家意识总体上处于现代国家意识发展早期。因此,东亚国家间的互动和博弈是促进东亚国家意识进化、建构东亚整体安全未来的必要历史过程。     

国家利益问题：西方主流学派的论争

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国家利益问题的论争包括经典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争、建构主义的挑战和新现实主义的发展三个阶段。其中 ,建构主义的挑战对现实主义的理论构成了真正的威胁。新现实主义也不断地发展自己的国家利益理论。作为系统理论向国际关系大理论过渡的必要一步 ,对国家间利益关系的研究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构成安全威胁的脆弱国家——经济学和外部干预层面的反思

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的新变化,增强了重新认识和研究脆弱或失败国家的紧迫性。如今,许多新近出现及处于从威权或独裁体制向奉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开明体制转轨的国家已清楚地意识到,对"国家"的认识不能想当然。虽然国家的构建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自身的努力,但外部力量的影响和干预同样必不可少。在脆弱国家与安全议题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     

新时期中国外交和安全理论的互动与创新

党的十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内政外交进入了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在传承优秀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在理论架构、问题导向、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当前处于系统整合阶段。因此,在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之际,我们更加需要提高实践和理论自觉,增强问题意识并善于提出和抓准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分析,提出解决思路;重视总结提炼,形成新的理念理论。中国当前的外交安全理论建设,在系统性方面,要加强外交和安全、外交和内政的衔接;在互动性方面,要加强外交思想、理论、战略和政策的整合;在国际性方面,要在体现中国特色、提升国际影响和世界意义上实现对立统一;在应用性方面,要提升外交安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以此使相关理论在探索创新中更上一层楼。     

试析国家分离发生的路径和动力

分离促使国家和国际体系适时进行系统地自我更新。民族主权与族群冲突、国家建设与政权崩溃、民主化与政治失序、全球化与国际干预是国家发生分离的四种路径和表现。它们分别从社会原生要素间的政治关系、政治系统内外部权力的结构和关系、政治社会与垄断权力开放竞争和参与的关系、国际体系的结构和性质与国家独立自主发展的关系,说明国家发生分离的四种动力来源,即"主权"要素改变、"政权"建设遇阻、"政治社会"关系不对称以及"超国家"外部介入。这四种动力统一存在于国家主权的"同质性""专断性""对称性"和"正义性"四种属性内。它们是主权国家在全球持续裂变和扩散的原因,也是当下国家发生分离的路径和动力从单一走向复合的提示。     

冷战与美国的大战略、国家安全理念和国家构建

作为政策思想和行为的"大战略"或者"国家战略"反映现代世界的总体战和"总体冷战"的特性和要求,具有内在的扩张性、综合性和政治性。大战略的关键意义既在于协调和统御军事和非军事因素,也在于平衡和整合政策和制度的对内和对外的方面。在冷战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理念不仅是对外政策和战略的统御性理念,也连带着国内政府组织改造、国家扩张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重建的重要内容。本文试图突显以往受到忽略的美国冷战大战略与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也提示美国冷战战略和政策的历史根源、国家风格和复杂多面的特征。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传统国家安全问题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种非传统安全观。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非传统安全问题没有错,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种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也正确,但是如果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认识停留在这个层次上,就难以全面、深刻地认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质,因为这种认识忽略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包含的另一方面内容,即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没有看到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关注和强调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同时,还对各种传统安全问题进行了非传统性思考,形成了一种对传统安全问题的非传统性认识。恰恰是因为后一点,总体国家安全观才不是普通的非传统安全观,而是一种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     

系统观念指导下的人工智能刑事立法研究

系统观念指导人工智能刑事立法具有理论优势，能够避免“技术决定论”在主导立法中走向极端，避免立法决策顾此失彼。在系统观念的指导下，人工智能刑事立法应坚持“三个统筹”:一是统筹安全和发展，应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保障人工智能的发展真正造福人类社会；二是统筹多方参与主体，在人工智能不具备法律主体资格的现实基础下，应合理确定各方参与主体的刑事责任，确定适格被害人；三是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应在国内立法中遵循法秩序统一性，立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贯通国内立法与涉外立法。     

高层

<正>习近平习近平4月15日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说,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     

非传统安全合作中的国家权力因素

非传统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国家间的共识。如何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实现合作,实现国家间的共赢,实现国家安全的最大化已成为需要人们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在众多影响因素中,国家权力或许是最为重要的。     

转变中的“强”国家——国家能力的理论逻辑及其演进

本文从梳理国家能力理论的生成、发展脉络出发,指出国家能力理论从早期的对国家自主性的强调,转向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视角,进而拓展出关于国家能力的制度基础等议题。本文力图表明,国家能力的实现本质上不仅是一个单纯的自上而下、国家中心的建制进程,而且是通过国家与社会关系具有正和博弈性质的若干制度建构,在二者的良性互动中得以强化。在此基础上,现有的国家能力研究仍需要回答全球化对国家能力不同层面的影响、政党发展与国家能力的关系等问题。     

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新国家安全观

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新的国家安全管理包括军事、经济、科技、生态、文化、社会等方面.我国未来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必须建立在新时期的新安全观的基础之上.     

中国共产党国家利益观的发展演变

国家利益观是对于国家利益的内容及其重要程度、价值体现、实现途径等方面的根本认知。纵观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利益及其实现方式的认知有一个从模糊、隐晦到明确、清晰,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一直都是中国共产党国家利益观的重要方面。本文根据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内容及所要实现目标的认知、对价值体现的判断,以及所采取的实现手段的不同,对中国共产党国家利益观的发展演变分阶段进行了梳理,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利益观具有内向性、去意识形态化和和平性三个趋向性特点。     

全球化、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

本文在考察全球化内涵的基础上,探讨全球化在国际政治学领域的内涵及其对国际政治研究的意义。全球化的发展,对国际关系产生了一系列的冲击,并促进其进行相应的变革。全球化的发展与演进,大大地丰富了国家安全的内涵,同时也对国家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