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生成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

概念生成是社会科学领域知识生产的基本维度,也是进行理论构建和创新的重要方式。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实践表明,提出全新概念、重新界定既有概念及概念的跨学科引入和转换是实现理论创造的主要途径。近年来,一些中外学者尝试发掘源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经验、反映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概念和话语,运用它们来修正根植于西方经验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的不足,由此展现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概念在丰富国际关系理论知识体系方面的价值和潜力。中国概念的发掘与植入需要遵循概念创新和理论创造的基本原则,在强调中国经验和文化传统特殊性的同时,也应注重社会科学知识的普遍性和共通性,以便让中国概念适用于解释更加广泛的国际政治现象和对外政策行为。     

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创新研究——新议程、新框架、新挑战

随着中国崛起及其世界政治影响,需要进一步总结和概括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为此,需要探究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和文化根源,分析和总结新中国的外交历程和实践,对世界主要大国的外交思想和外交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梳理并借鉴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形成一整套有“中国视角”的知识体系和解释系统,以此为新兴大国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主张提供理论支持,表达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诉求,从而实现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的创新。     

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重要论述的内在逻辑

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论述逻辑严整、内涵丰富、意蕴丰厚.其逻辑起点是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魅力,坚定文化自信.其核心要义包括:以"前提性阐释"为首要,着力阐明"两创"的科学内涵及其内在关系;以"创造性转化"为依托,着力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活力;以"创新性发展"为关键,着力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气息.其实践机理体现在科学处理"五大关系",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守正与创新、内容与形式、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使"两创"更加合乎规律.     

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创新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有许多发展和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际关系史、世界社会主义建设史和新中国外交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在目标追求和实践要求上有许多原创性贡献。从国际关系史上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摆脱了权力政治的窠臼，其理论与实践创新更多。从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从传统社会主义外交理论与实践中吸取教训，科学判断世界发展潮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对社会主义外交理论与实践作了新的有益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继承新中国外交传统的基础上，基于新时代的实际，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更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许多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三个来源

如同马克思主义有三大来源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有三大来源,其中马克思主义是主源,外生的人类先进思想文化和内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支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需要进一步吸收借鉴人类先进思想文化,进一步创造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现状和发展

本文对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现状作了回顾。作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占据主导性的地位;通过引进、批判、吸收,西方国际关系关系理论对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具有促进和补充作用;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还较为注重从中国传统伦理政治思想中吸取资源,以寻求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本土思想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学派"的辩论,反映了中国学者学科建设自主性意识的提高。作者认为,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为中国和平发展以及与世界关系的和平共处作出了一定的智力贡献。     

自律、有序、和谐：关于老子无政府状态高级形式的假设

无政府状态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学派的一个基本假设,也是多数西方学者思考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出发点。中国学者可以借助于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并使之现代化来取得一种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对话权。老庄在他们的著作中描述的另一种无政府状态,它的特点是有序的、自律的、和谐的;虽然它带有乌托邦特点,但提出了一种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无政府状态,这在学术研究方面是很有价值的,值得进一步研究。     

关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几个问题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应当准确把握文化自信的科学内涵及意义,正确处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正确处理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正确处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关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基本途径包括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     

将传统文化教育植入企业思想工作的几点思考

正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任务,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也是基础性的工作。中国有着悠久厚重的文化积淀,随着历史的荡涤检验,形成了以国学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财富。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中     

理解中日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异同

在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方面,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和日本国际关系学界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中日两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皆具有"进口学术"的特点,主要以引进西方(主要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为主,但在寻求创立具有本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方面,中国学者的自觉意识比日本学者明显地要强烈得多。以历史研究为主的传统方法一直在中国和日本国际关系学界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但是,日本学者在对历史原始材料的重视程度及对历史事实论述的细致程度方面总体上比中国学者要更强一些。     

为什么要研究“国际社会共生性”——兼议和平发展时代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社会共生性是普遍有效的理论命题,具有无可辩驳性。上世纪前半期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大危机,都表明国际关系理论的变革已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用国际社会共生性命题取代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命题势在必然,可惜至今没有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发展更加充分地为确立国际社会共生性命题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导地位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凭借这种发展势头,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谐哲学的智慧,科学认识国际社会共生性,是创立和平发展时代国际关系理论的需要,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需要,也会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出贡献。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三重逻辑

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政治立场和鲜明特征.按照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原则,应在理论、历史、实践三个逻辑向度相统一中深刻把握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从理论逻辑来看,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体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的深入洞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中国共产党人民观的丰富发展;从历史逻辑来看,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是对170余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于"人"的解放价值旨归的进一步传承,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以人民为初心"奋斗目标的新赋能,更是对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为人民谋幸福"治国理政价值追求的新诠释;从实践逻辑来看,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在深化概念认知理解基础上,在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进一步明晰以人民为中心的实现路径.     

中国大国外交理论的国家特色和国际交汇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丰富的实践中形成新的理念和观念,并逐步整合成为系统的大国外交理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源于中国的优秀思想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和优秀的国际外交思想理论。中国集世界文明大国、社会主义大国和发展中大国三位于一体,这代表了历史的继承、当代的创新和发展的方向。外交理论同国际社会密切相关,国家特色通过国际交流而更具世界意义,中国为此需要在增强理论自觉和自信、超越传统思维局限和确定国际交汇合作方向等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展望未来,中国需要全面和辩证地处理好机遇和挑战、特色和共性、目标和能力这三对关系,从而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方面取得更大的进步。     

21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潘忠岐教授访谈

21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从不同视角对中国古代对外关系进行研究,取得很多开创性的成果,并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关注,促成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中国元素的增加。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取得了哪些成绩?其中,中华经典国际关系研究有何特别之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在多大程度上能助力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国学派的构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存在哪些主要问题?是否一定要突破既有的理论框架?在研究方法上应该注意什么?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信岩呈专访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潘忠岐教授。潘忠岐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对外政策与战略、中美与中欧关系、中华经典国际关系等,著有:《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针锋未必相对:战略思维与中美互动的对弈逻辑》《国际政治学理论解析》等。     

人、文明体与国家行为北大核心CSSCI

在冷战结束,特别是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事件之后,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似已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家争论的一个焦点。中国学术界对塞缪尔·亨廷顿、弗朗西斯·福山等关于文明的观点,以及亚历山大·温特等人的建构主义理论表现出高度关注,可能还与这样一个特殊背景有关：中国是一个正在融入国际社会的上升大国,其文明经验与所强调的道路与西方社会的历史逻辑有巨大差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既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这一重大议题的解释效力不大,而建构主义及文明学派强调文化、观念等“软”的方面,似有更大的讨论空间,存在着产生一种更具解释力的理论的可能性。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学界提出了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问题。然而,建立中国学派,必须借鉴新的学科和引入新的研究工具。国际关系研究并无自己的方法,它是不断借鉴其他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的方法发展起来的,因此,若无新的工具和新方法的引入,建立新学派的想法只能是纸上谈兵。古人云：“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中国学派的建立问题应从应然（应当如何）层面的讨论转到实然操作层面,即尝试引入一些新概念工具和解释一些实际问题。本期刊载的这组“人、文化与国家行为”专题论文,将心理文化学的视角和分析工具引入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便是这个方面的努力。     

双重超越的困境——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政策刍议

在理论和政策命题上,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化工作尚未完成,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处于“贫困”状态;同时,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又面临着沃尔特、奈等提出的“回归政策”命题的挑战。超越这一双重困境的可能路径包括：区分政策导向型的“政策相关性”理论及知识导向型的“非政策相关性”理论,提倡实证导向的研究,提高政策研究的知识性和学术性,复兴、重建历史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地位,以及注重对未来决策者的培养。     

“天下”观念考

为了理解基于“民族国家”观念的现代国际关系对中国的冲击之深远意义,本文考察了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观念(即天下观念)的理论来源和历史实践。理论上而言,传统的天下观念从属于总体的天道—天理观念,它是一个较为完整的系统,概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天的崇拜和理论体系代替了全国性的宗教的作用。在历史实践中,这个观念所指代的内容(地理的、心理的和权力的)是随着环境、时间和事件的不同而有重大区别的。天下观念的历史实践不仅对中国的传统外交思想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而且也影响着当代中国外交以及中国人观察世界的思路。     

“全球化”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

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使国际政治经济的性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尽管全球化这一概念的概括性和内涵受到不少知识精英的质疑,但从目前来看,它的确构成了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的时代特征。面对新的形势,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开始了新的理论探索。中国高校中的国际政治研究是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全球化的时代,高校中的国际关系研究在时代命题和基础研究两个方面均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中国国际关系的发展既要从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中汲取营养,又要着力于发掘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同时还要总结新中国外交的经验历程并加以理论升华。     

论基辛格的均势理论及其在外交实践中的运用

基辛格是半个世纪以来集著名外交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大师于一身的风云人物,他 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最大贡献是对传统均势理论的推崇、继承和发扬。基辛格均势理论的哲学 基础来源于早年的人生经历和学术训练,他对19世纪欧洲外交的深入研究形成了他自己独 具特色的均势理论,并将其均势理论运用于外交实践,取得了非凡的外交成就。冷战结束 后,基辛格依然以其一贯的权力、均势视角入手分析世界格局,描绘世界新秩序蓝图。基辛 格均势理论有明显的现实性、实践性和二元论特征,局限性在于只适用于解决一些具体外交 问题,却不能改变历史前进的方向。     

国际舞台上的中国角色与中国学者的理论契机

国际关系理论是对国际体系运行状况、运行规律的一种抽象性说明和解释。由于学者都是基于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来进行理论思考,因此,一国所诞生的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位置。由于历史的变迁,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地位发生了多次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影响了中国学者对国际体系运行的理论认知。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要么与西方国际体系隔绝或者孤立,要么是西方体系的配角,中国没有对国际体系的原创性思考,因此也谈不上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这为中国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关系"核心问题"及随之而来的"问题组",从而给中国学者的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理论创造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在未来10—20年的时间里,如果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能够进一步完善学术制度,并深入探索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特征及其带来的国际后果,中国学者有可能继美国学者和欧洲学者之后为国际关系学科贡献巨大的知识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