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计算时代流媒体播放服务商的版权责任 对“Cablevision案”和“Aereo案”的思考

云计算技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人们收看节目和传输作品的方式,但新的技术却引发了版权人与新型流媒体播放服务商之间的版权大战。美国的"Cablevision案"和"Aereo案"体现了云计算技术对版权传统法律规则的全新挑战和诘问,两案的共同焦点都在于判断流媒体服务提供商是否侵犯了公开表演权。美国最高法院在最近判决的"Aereo案"中,认定新型流媒体播放服务商Aereo符合"表演"和"公开"两个要件,实施了版权法意义上的公开表演行为。在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之际,审视两案的技术背景和所适用的规则,对于我们了解高科技条件下版权法的发展脉络并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十分重要。     

刍议我国“立功”制度异化现象——从温州永嘉“买功”案入手

我国现行刑法的立功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刑罚制度,对于分化瓦解犯罪分子、预防犯罪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法律规定比较抽象,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立功"的异化现象——"买功"行为。针对"买功行为"的立功认定,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和学术界还存在较大争议,有肯定说、否定说以及折衷说等学术观点,本文通过对我国立功制度的概念和特征的深入分析,结合我国相应的现行法律规定和立法精神,进而对"买功"行为是否认定为立功这一问题进行评析,以期对完善"立功制度"有所裨益。     

普通法判决意见规则视阈下的人大释法制度——从香港“庄丰源案”谈起

香港法院借用普通法上的判决意见规则,在"庄丰源案"以及"外佣居港权案"中确立了一项限定人大释法之效力的规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解释制度。判决意见规则有着深厚的普通法理论基础,且作为香港原有法律传统的一部分被《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所承认和保留;同时,判决意见规则也在司法实践中凸显了作为立法解释的人大释法制度的固有困境。香港法院借用普通法上的判决意见规则处理人大释法并没有减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威,而是揭示了进一步完善人大释法制度的路径,即个案分析和有限解释。     

规则建立过程的知识考察——以“刘涌案”事件为空间

“刘涌案”曾经在中国法律界甚至更大的社会范围引起很大的轰动与反响。围绕着“刘涌案”审理与判决所出现的各种问题,法律界以及社会大众等群体间产生了不同的认识与主张,从而在社会空间中产生了一系列事件。本文首先通过对“刘涌案”事件中不同群体对该案的看法及所依知识的分析,概括描述了该事件呈现出的各种刑事诉讼法律知识的存在状态。然后,对这些知识在建立程序规则以解决事件冲突中体现出的特点与相互间的结构关系进行了分析,进而阐述了该案程序规则所依据的知识理论在事件发展中展现出逻辑与系谱。接着,由“刘涌案”事件引申,对更大范围的中国法治现代化中的诉讼法律知识型的品格、结构进行了分析。最后,反思了对现今知识型条件下的刑事诉讼理论构建及制度建设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提出了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的重要性。     

浅析“荷花女案”中的法律推理

在法律规范缺失的情况下,天津高院通过援引包括但不限于“平反昭雪”等材料作为法律推理的基础对死亡人“荷花女”的名誉予以保护.在对“平反昭雪”材料的援引和适用中,运用了类比推理、权威和法伦理等法律推理方法；从而填补了法律漏洞,续造了法律,进而开创了先例.     

我调解的“小偷逃跑撞车死亡”案

我国法律以及每一个善良者都对生命怀有至高尊崇——哪怕是一个盗窃者的生命。     

后“SchremsⅡ案”时期欧盟数据跨境流动法律监管的演进及我国的因应

“SchremsⅡ案”对以隐私权和数据保护为核心构建的欧盟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体系产生重大影响,它要求无论使用何种数据跨境流动工具,都必须确保第三国能够提供与欧盟同等的保护水平。在该案的影响下,《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在数据保护领域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保障措施的适用愈发严苛,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在数据保护领域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数据跨境流动欧盟法规则与国际贸易法的不兼容问题日益凸显。欧盟虽然结合SchremsⅡ案的判决完善了对数据跨境的法律监管,但依然没有减少外界对其监管合理性的质疑。我国对数据跨境流动的监管存在着配套立法不健全、规则可操作性差、多元价值失衡、缺乏内外联动的“中国方案”等问题。对此,应完善我国相关立法,加强中欧国际合作,共同引领构建数据跨境流动的国际规则。     

论我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制度的完善——“两拓”合资案引发的启示

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制度已成为各国立法的普遍趋势。目前,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域外适用原则的改进、适用冲突的避免和缓解以及适用合作等方面,而我国的研究则多侧重于与国际接轨问题上,对本国利益的保护的思考相对欠缺,因此,构建我国相对完善的反垄断法域外适用制度已是当务之急。     

刑事政策演进视阈下的“破小案”

随着社会治安形势的发展，基本刑事政策由“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向“宽严相济”演进，随之具体刑事政策亦将由“严打”向“破小案”演进。考量法律的严肃性和执法的公正性，在刑事执法层面，警察机关应树立起“破小案”的工作理念。     

从个案看我国驰名商标的保护——评析“金蝶”案

作为WTO新成员国,我国的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国商标法自从与TRIPS接轨以来,驰名商标的认定和保护制度有较大突破。结合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对驰名商标的认定、跨类专用权及其适用条件予以阐述和分析。“金碟”在中国文字中是一个意境让人神往的词语     

浅析遵义"瘦肉精"案

遵义“瘦肉精”案，在国务院公布的2002年全国10大破坏社会经济秩序案件中排列第三。近日，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一审宣判。现就该案报道如下。     

浅析遵义"瘦肉精"案

遵义“瘦肉精”案 ,在国务院公布的 2 0 0 2年全国 10大破坏社会经济秩序案件中排列第三。近日 ,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一审宣判。现就该案报道如下 :案情简介2 0 0 2年 7月 14日 ,遵义某农牧研究所畜禽饲料保健厂负责人突然接到经销商和重庆质监部门打来的电话 ,称该厂近期生产的 5 5吨猪饲料被当地质监部门查出每公斤含有 0 .14mg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盐酸克伦特罗 (“瘦肉精”)。该厂立即将从浙江购进的一批原料送到质监部门进行检验 ,结果发现这批价值十六万多元的原料中含有“瘦肉精”。该厂即向遵义市开发区警方报案。 2 0…     

"Overkill" in a case of neonaticide

A 14-year-old girl was found unconscious in a pool of blood by her mother in the family bathroom. A gynecological emergency operation revealed a state after spontaneous delivery. A few days later the corpse of a newborn, smeared with blood, was found by the father of the girl in a laundry basket in the bathroom. The autopsy revealed signs of blunt force against the cranium as well as multiple lesions caused by sharp force in the area of the neck and the thorax. The newborn died of hemorrhagic shock due to severance of the left subclavian artery. The pattern of injuries is presented. In addition, the girl's statement with respect to the course of events is discussed. Finally, this rare manner of committing neonaticide is compared with former reports in the literature.     

纯粹经济损失理论之践行--评《山西日报》巨额赔偿案

《山西日报》巨额赔偿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学者们多认为不符合新闻侵权之要件 ,现行立法更无相应的权利类型可以适用 ,但被告的行为排除若干细节及证据是否属实问题却基本符合侵权行为的要件 ,为此引入纯粹经济损失的理论 ,希冀为司法实践解决此问题另辟蹊径。     

Atypical "body packing syndrome"--a case report

A case of ingested cocaine is reported in which death must be classified as body packer syndrome although both the temporal relationship and the number of packets were atypical. The deceased, a consumer of hard drugs who smuggled for his own use, was found in his flat. He was resuscitated and survived for another four days in hospital. Only four intact drug packages were found in the upper gastro-intestinal tract. The concentrations of cocaine in blood and organs were relatively low but in a potentially lethal range. The case is presented, and its particularities as well as the option of induced vomiting as a way of preventing the fatal outcome are discussed.     

再疑“宪法司法化”——由“齐玉苓案件”引发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齐玉苓案件”的分析对一些学者在讨论该案时所采取的“宪法司法化”的思路提出质疑,首先,宪法司法化指称的对象并不准确,宪法条文中可以“司法化”的仅仅局限在公民的基本权利部分;其次,宪法司法化是一个生造的概念,它既包含了违宪审查的味道,还有宪法诉愿的痕迹。从“齐玉苓案件”的本身性质来看,其中所涉及的真正问题是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条款是否可以对私人间侵犯基本权利的行为提供救济,以及如何提供救济。最高人民法院在“齐玉苓案件”中所采用的直接适用宪法条文的办法是不足取的,德国学者提出的基本权利间接适用的学说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