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来论

“原则上”应慎用原则,就是观察、处理问题的准则,说话办事的尺度。既是准则,那就不可轻易违背和改变,所以才有“坚持原则”一说。但如今有的领导干部却喜欢用“原则上”一词。比如,回复下级的工作请示,“原则上不准”、“原则上同意”等等。细细揣摩,“原则上不准”,很大程度上是不准的,但又有“准”的可能性;“原则上同意”,绝大部分是同意的,但又有些不同意。至于哪种情况准,哪些方面不同意,就留待你慢慢思量了。给人的感觉是模棱两可、“随行就市”,如同给“原则”加了软弹簧,使“原则”变成了“弹性原则”。我们并不一概排除使用“原则…     

试论量子物理中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认识方法——兼与李莉、王为高二同志商榷

在经典观测中,主体对客体的干扰原则上可以通过忽略或补偿从而合乎规律地从观测结果中排除。所以不管在认识论中还是在理论陈述或解释中都没有主体的“影子”,对自然描述的“纯客观”性,不仅成了经典物理的庄严,真理性的见证,也成为以后科学研究中力图追求的“神圣”标准。量子力学“降生”的革命性冲击波首当其冲地冲击了这一传统信条,计入了主体在认识中的作用,这种新的认识方法似乎是对科学知识客观性提出了“严     

公司股份回购的立法模式选择问赇讨

我国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在股份回购这一问题上采取了“原则禁止，例外许可”的立法模式，这一立法模式选择有其制度上、理念上和股份回购制度本身的原因。通过逐一检讨股份回购立法模式的弊端，可以发现这些弊端都不足以构成在原则上禁止股份回购的理由，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这些弊端都可以得到规避和抑制。为了缓和在原则上禁止股份回购之弊，我国在未来的公司立法中，应该采纳“原则许可，例外禁止”的立法模式；当前，应该扩大股份回购的合法类型，并在股份回购的决定机关、程序、财源、数额、时机等方面尽可能由公司自由决定，体现公司自治的理念。     

少用电话多用双腿

原则。就是观察、处理问题的准则，说话办事的尺度。既是准则．那就不可轻易违背和改变，所以才有“坚持原则”一说。但如今有的领导干部却喜欢用“原则上”一词。比如，回复下级的工作请示，“原则上不准”、“原则上同意”等等．     

一个美国家庭经历的纳西生活（八）——火把节和中元节

“孃孃,你们家的水沟里都长满浮萍了,”吾成刚指指果树旁的水沟,“浮萍要拿来喂鸡,我来捞一点可以吗?” 我笑了,“可以,吾成刚,我们家的兔子不吃浮萍。” 吾成刚转身回家,很快就拿着一根头上绑着金属网的竹竿回来了。他把浮萍捞起来,倒进放在水沟边的竹篮子里。     

“以人为本”略述

近年来,许多国内企业都提出要“以人为本”。虽然其中有些企业领导并不明了“以人为本”的确切含义,在具体的做法和提法上也有不少恰好与“以人为本”相左;但就其现象来说,至少也表达了当前企业界对于“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原则上的认同。这当然是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上进步的表现。     

试论预备犯的处罚

我国刑法中关于预备犯的处罚是一个存有争议的问题。预备犯处罚的根据存在主观责任论与客观责任论之争;在处罚原则上,有“原则上处罚”与“原则上不处罚”之别。本文在探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对我国预备犯处罚规定进行了反思,指出了其存在的不足之处,并提出相关的完善建议。     

“河南人妖魔化”现象的传播学分析

一段时间来，河南人成了“讨厌”、“贱”、“骗子”等的代名词，有关“河南”、“河南人”的话题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这些都对河南和河南人的形象，河南外出劳务人员的就业以及地方经济发展造成非常大的负面影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对此现象的分析也可以从多角度进行。本文拟     

铲除“其他支出”这个“筐”

中国人民大学的一项调研发现,在一些政府预算中,“其他支出”数额巨大,在一些基层政府尤为明显,最高的能占支出的40％左右。事实上,一旦有了“其他支出”这个“筐”,诸多不合理的花费都可以胡乱“装”入其中。这样一来,“三公”消费阳光透明运行无疑就成了一句空话。     

“路怒”司机成为隐形“杀手”

“人民”是当今用得最多的两个字。怎样理解这个时时见、处处见的词呢？ “人民”是集合词．这一集合．就淹没了成千上万的个体;“人民”是抽象词．这一抽象,就抽去了一个又一个的生命。“人”一旦被抽象为“人民”．就成了没有声音、没有面目、没有形体的幻影。就成了可以任意雕塑的大理石．可以把它雕塑成至高无上的神,顶礼膜拜：也可以把它雕塑成铺路石,踩在脚下。在“大跃进”中,只看到“人民”起哄．看不到“人”的理智。在文革中,只看到“人民”在搞“多数人专政”．看不到“人”的尊严和权利。     

经营之道

“民”牌就是“名”牌振兴民族工业,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中国的名牌企业和名牌产品。什么是名牌?一个重要标准就是:销量大,消费者喜爱。也可以说,成了老百姓都喜欢的“民”牌,也就成了“名”牌了。而要达到这种境界,需要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就外部而言,一是国家对外国公司产品的进入要加以调控、管理,竞争条     

朝中有人难做官

俗话说 :“朝中有人好做官。”在封建社会 ,这恐怕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杨玉环当上贵妃之后 ,杨家人个个都飞黄腾达。她哥哥成了当朝宰相 ,她姐姐成了“国夫人”。武则天篡夺帝位之后 ,武家便个个大发 ,鸡犬升天。北宋奸相蔡京“得道” ,他的四子一孙都成了朝中显贵 ,连侍婢、小妾都封为夫人。解放前 ,阎锡山把持山西 ,会说五台话的便可以挎洋刀。然而 ,凡事总有个例外。即使在封建社会 ,也不乏开明的帝王和贤臣 ,他们以江山社稷为重 ,不徇私情。宋太宗赵匡义就是一例。据《容斋随笔》记 ,宋雍熙二年（９８５年） ,宰相李仿之子李宗谔、副宰相…     

叩开集美“北遗”的门

集美,成了厦门经济特区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成了西出厦门岛的一个重要门户。一个写诗的集美朋友告诉我：“我们不止打开了这一扇门,还打开了另一扇门。”“另一扇门？”“对,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门。”冯骥才说过：“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每一扇门都是历史关上的,都等待着我们去打开。”     

什么是公有制?

在我们这个实行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制度，至今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里，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是奇怪的。然而近几年来在我国一些人的头脑里，这个问题却成了杂七杂八的一笔糊涂账了。以前就有某位“理论家”提出奴隶制等不同社会形态都有公有制的说法，现在又有“共同所有制”、“公众所有制”等所谓公有制的新解释，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所有制和股份制企业，都叫做公有制。经过这样一番演绎，他们就可以指鹿为马，把私有制说成公有制，冲破姓“公”姓“私”的界限，不问姓“社”姓“资”的前途，再搞私有化就简单得多了。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     

论刑法中的减轻处罚与司法适用限度

刑法中的减轻处罚，既包括“可以型”，也包含“应当型”。然而，如何解释与适用减轻处罚的幅度，尽管刑法有明文规定，但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存在极大分歧与争议，带来司法适用中的个案不公平。对于刑法作出的只能在法定刑幅度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即只降低一格）判处刑罚的规定，不能机械地、形式化地理解与适用。刑法规范的解释必须作类型化分析，并受体系解释与当然解释的逻辑制约。当刑法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时，减轻处罚原则上只降低一格；当刑法规定“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或者“免除或者减轻处罚”“免予刑事处罚”“免除处罚”时，对于减轻处罚的司法适用，就不应当受“只降低一格”的限制；刑法有关酌定减轻处罚的规定，也不应当受“只降低一格”的约束，最低减轻处罚的幅度完全可以降至罚金刑的适用，即使刑法分则中并没有此刑种的规定。刑法分则的罪刑配置，原则上是针对单个人单独实施某一行为且达至既遂状态而设置的。因此，降低一格判处刑罚的减轻处罚，只针对作为实行犯、实行犯的主犯或者教唆犯的主犯而言，且原则上只具有一个减轻处罚情节时适用。对于从犯、胁从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不应当适用、也不需要适用“...     

高中二年级(上册)第三课前言及第一框的教学设计

1992年下学期使用的思想政治课教材,在编写时确定的一条基本要求是:让学生原则上可以读懂,大部分内容可以自学。这就说明:新教材一方面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另一方面对教师的“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教师深入钻研教材,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在突出重点、突破难点、联系实际等方面施展才能,把可教性与可读     

与国际接什么轨

“与国际接轨”虽然是一个新生词语,然而却成了一个常用词语,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了一个高频率词语。似乎口头上不念叨“与国际接轨”、手头上不摆弄“与国际接轨”,就不新潮、就不时髦、甚至就不“改革开放”。 对此,我们需要说,有些人似乎忘记了这样一条真理:闪光的东西,并不一定都是金子;时髦的东面,并不一定都是值得肯定的。对于“与国际接轨”,我们也需要划一划界限、辨一辨味道、看一看颜色、分一分是非,不可盲目地一窝蜂。 比方说,中国原本有自己的度、量、衡制,丈尺寸、石斗升、斤两钱。可是,在十进位制通行世界的     

讲话都“重要”吗?

据报道,近日,深圳市委常委会提出5条整改措施:党内一律互称同志;市领导在本市讲话都不称“重要讲话”;未经授权,不提“受市委书记、市长委托”;市领导集体出席会议活动,不逐一介绍,不鼓掌;市领导一般政务活动和会议报道,原则上只在市委机关报刊发。有一句民谣曾广为流传,“会议     

幸福在哪里？

不久前结束的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幸福”成了举国关注的热词。无论是国家总理的网络预热，还是政治精荚的关注焦点，抑或民间百姓的街谈巷议，“何谓幸福”“幸福在哪里”都成了热议话题。     

我和我的“亚都王国”

何鲁敏曾有一个意外发现,绝大多数畅销商品,包括高科技产品的开发,很大比例都是由一些平凡人物承担的。他的“亚都王国”有一大批这样的平凡人物,他相信,这群“凡夫俗子”,既然可以创造历史,也一定可以开拓未来。 下乡插队使我获得了底层生活的体验 我出生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父母是新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的官员。我是在保加利亚诞生的第一个新中国的儿童,当地的报纸,曾作为新闻登在头版。按照规定,孩子到了一定年龄,必须回国上学,我便进入了堪称一流的香山慈幼院小学。“文化大革命”中,父母都成了“走资派”。 １９６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