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维稳悖论”?

近几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总体数量在下降。但与此同时,单个群体性事件的规模及其社会影响却在不断增强。"瓮安事件"、"感城事件"都强烈地撼动着这个社会的神经。而太多重大群体性事件也让2009年成了名副其实的"维稳年"。     

“维稳办”走上前台

从各地"维稳办"的实践看,"维稳办"普遍加强了工作力度,牵头的分量日重。但"小马拉大车"的现状也让其不堪重负。     

09'“维稳”新思维

策划人语在金融风暴面前,力图"化危为机"在复兴大道上更进一步的中国,对社会不稳定的焦虑成倍增长。为什么社会性暴力越来越常见?社会是否已经触到稳定状态的临界点?很长时间以来,政权机关在维护稳定方面得到了高度的强化。维稳工作也在2009年步入"后奥运时代",官员社会稳定的考核压力越来越大,地方政府在增强警力上更多的是"不吝编制",防暴演练层出不穷,动员群众"人人维稳"的做法在很多地方并不鲜见,特殊时间段的经验已经日渐常态化。两厢对比之下,值得追问的就是: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已经到了非暴力不足以解决的界点,还是我们原来的维稳思维方式、工作方式等方面撞上了边界?事实上,人们已经看到,从2008年以来,在交足了学费的同时,有关方面也认识到自我反省的必要——不要动不动就"别有用心",慎用警力,"谁让老百姓不好过,老百娃就不让他好过",政府工作离民众的期望还有很大差距,"严肃处理信访案件特别是群体性事件背后的腐败问题"……这些都显示出现行体制自我调适的愿望与能力。办法总比问题多。关键是掩盖矛盾、拖延问题的解决,还是正视矛盾、勇揭盖子。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所言,我们应"及时总结改革的实...     

维稳,功夫在诗外

联系到2010年出现的劳资矛盾、环境侵害带来的群体性事件,那么就可以看出:维稳视野里面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已经比较多地集中在民众的核心权利上面,包括财产权、健康权和体面劳动等。     

群体性事件的“非政治”因素

一些人常把群体性事件上纲为政治问题,动辄情绪化地把矛头指向制度,这完全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可能激化矛盾。毕竟,对于有着实际利益诉求的普通民众来说,具体利益诉求的满足才是最重要的。认真审视群体性事件中的"非政治"因素,有助于政府作出科学的判断和处置。冲突或大或小的群体性事件成为中国社会挥之不去的焦虑。但它也在变化,因此,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加。按照一般的说法,群体性事件是中国转型过程中社会矛盾集中爆发时的一种社会后果。在性质上,它相当于     

8％,中国宏观调控的风向标

来自中央政府之于2007年8％的GDP预期增速,已经被更多的人理解为中央政府所发出的象征性信号,或者说是宏观调控的风向标。而且,我们看到了一条道:如果说改革是发展的硬道理,那么后面的故事,更多地体现为内需是发展的硬道理。     

“稳增长”背后的结构隐忧

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经历了大幅度的摇摆,但在内外综合因素的困扰之下,很大程度上,宏观决策更像是在与这难以避免到来的经济转型相对抗,在高增长时期形成的经济结构在一轮又一轮的政策"保驾"下形成高强度的路径依赖,尽显转身之难。     

“穷”教育走到十字路口

中国的公立学校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如何进一步来改革公立学校的体制,以及如何更好地发展公立学校,现在正处在一个抉择的关键时刻。是倒退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还是蜕变成为企业,蜕变成为以盈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现在还没有找到如何能够实现一种既有办学自主权,又能保证公共性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