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澜壮阔60年 解放

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军委，组织指挥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中国战争史上规模空前的战略大决战。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敌154万，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主力部队，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为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对南水北调和三峡工程的设想

正1953年初,中央决定在6月召开全国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了掌握制定相关战略和政策的第一手资料,毛泽东决定沿长江对武汉至南京段进行考察,沿途听取相关负责人的汇报和建议。在确定这次考察的行程时,毛泽东明确指示:"走水路,坐军舰去。"毛泽东的这一决定,既视察了海军,又重点考察了长江水利工作,擘画出南水北调和三峡工程的蓝图。一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在罗瑞卿、杨尚昆等陪同下,来到武汉江汉关四号码头,登上了"长江"舰。     

毛泽东布下决定中国命运的“三颗战略棋子”

1947年春，为了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毛泽东在陕北转战途中提出，要以一支主力部队长途跃进大别山区，打破敌人对黄河以北各解放区的进攻和封锁；然后以陈（赓）谢（富治）兵团渡过黄河，挺进豫西伏牛山，在豫陕鄂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最后再派粟裕兵团渡过长江，开辟浙、闽、赣根据地，拉开解放全国的序幕。这就是被历史学家称作“三颗战略棋子”的布局。随后，在毛泽东的精心策划下，前两颗“战略棋子”很快尘埃落定，但第三颗战略棋子却因战场形势变化和粟裕的“斗胆直陈”而一波三折……     

决胜千里 ——渡江战役发起时间几次改变的背后

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宣布:“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渡江战役,作为继三大战役之后国共两党之间的又一次战略决战,犹如上弦之箭,一触即发。 一 1949年1月6日至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刘伯承、陈毅反复蹉商,决定在淮海战役结束后,参战的中原、华东两个野战军就地在陇海线     

解放战争时期南渡长江计划的提出与演变

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后,为打破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在中原战场形成的僵局,1947年7月到1948年9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作出派遣若干纵队南渡长江,以调动国民党军,从而减轻中原战场压力的战略计划。南渡长江计划经历了提出、暂停执行、重新启动、再次暂缓执行、最终放弃的复杂过程。从计划的发展变化过程看,刘伯承、邓小平等对南渡长江计划的意见,各部队领导同志认为粟裕提出的先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尽可能多地把敌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的方案比较合理并表示赞同,以及粟裕兵团对南渡长江计划的后勤准备出现严重困难等原因,是中共中央暂缓执行南渡长江计划的重要考量。南渡长江计划的暂停到最终放弃,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战争形势进行更为全面的判断和对战局进行具体分析后作出的审慎决策。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积极贯彻执行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在１９９５年召开全国科技大会，江总书记在大会讲话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中国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１９９６年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其中把科教兴国战略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１９９７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又重申，要加快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随后，１９９８年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新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宣布，本届政府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作为最大任务，并决定由…     

我陪毛泽东主席游长江

正毛泽东主席提出游长江1956年5月上旬,毛泽东主席乘专列到广州,在这里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间隙,毛泽东主席畅游了珠江,又提出要游长江。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出于安全的考虑,都劝毛泽东主席不要游长江。罗瑞卿部长、杨尚昆主任、王任重书记、汪东兴局长都说:长江太危险了,最好不要游。毛泽东主席却有自己的想法。他对我和李银桥说:我游珠江成功     

从战略上看毛泽东是如何指挥三大战役的(下)

正以少胜多创奇迹:淮海战役辽沈战役刚拉上帷幕,国共南线战场的战略决战——淮海战役便开始了。毛泽东绝不会给蒋介石把分割区连成一片的任何机会。这是国共双方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止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战役,是两军在长江以北地区进行的决战。淮海战役的战略决策是如何提出的淮海战役战略决策同毛泽东的战略奇想     

1949：共产党“赶考”与国民党“搬家”

蒋的“元旦文告”与毛的“新年献词” 1948年是国共双方的战略决战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解放军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大部和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战线推进到长江北岸。解放军的总兵力增加到358万余人，武器装备也大大加强。     

毛泽东与三幅成都名联

1958年3月4日，毛泽东抵达成都，参加即将在成都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历史上的成都会议。3月6日下午，在会议召开前夕，毛泽东兴致极高地来到位于成都市中心的武侯祠，参观武侯祠古建筑群。毛泽东先到碑亭弹察了石碑，随后观看二门和刘备殿的对联。     

“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

正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并参加随后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上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作了乐观的判断,并号召国际社会爱好和平正义、反对侵略压迫的人民加强团结,打击帝国主义的侵略企图。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毛泽东这句话的思想内涵由来已久。     

坚定不移地贯彻从严治党方针 全面推进我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自治区党委书记毛如柏在自治区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摘要）（2000年1月27日）

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是在世纪之交的重要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江泽民总书记在这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高度，深刻分析了党的建设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重申了从严治党的方针，明确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要求，这是指导我们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毛泽东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泽东在他的住所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后，直到1976年9月9日逝世，他再没有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重病缠身的周恩来抱病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全部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讲了他一段时间来深思熟虑的问题。可以说，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新中国历史走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诞生始末

1953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党中央主席毛泽东休假一段时间，这期间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由毛泽东着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毛泽东庐山之夏50天

1958年底，中国出现了天灾人祸的窘迫形势。毛泽东心急如焚，接连召开郑州会议、武昌会议。1959年又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决心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错误。毛泽东批评了“共产风”和浮夸风。然而，半年来的会议和领袖的良好愿望，并未完全贯彻下去，过热的空气，并未冷却下来，形势依然严峻。饥饿、贫穷、艰苦威胁着老百姓的生活，怨天尤人的现象在干部队伍中较为严重。鉴于此，毛泽东担心出现悲观、泄气，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对“三面红旗”失去信心的局面。他认为高级干部的这种“悲观”是对“总路线”的怀疑，远离了马克思主义，对革命前景丧失信心。     

毛泽东最后一次长篇讲话

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泽东在他的住所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毛泽东讲话，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长篇讲话。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长篇讲话，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对新中国历史走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开辟华中敌后根据地的历史贡献

1938年冬．中共中央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确立“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11月6日全会闭幕，9日中央政治局即发党内通知，宣布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所有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概归中原局指导”．①为了贯彻落实发展华中的既定方针，对付华中日益复杂严峻的斗争形势，1939年11月，刘少奇率中原局直接进入华中敌后，直到1942年3月迟延安．在华中，他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策略思想具体运用到华中敌后，力挽狂澜于既倒，迅速打开了华中敌后抗战的新局面。观照刘少奇在华中敌后二年多的斗争实践，他…     

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理论贡献——学习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

《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本质,它明确提出了实践主题从革命向建设的转换问题;重申了社会主义矛盾学说;重申了统筹兼顾的原则;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问题。     

石拐会议:拉开八路军创建敌后根据地序幕

正1937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太原失守后对山西敌后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工作的全面部署,中央军委华北分会在山西省和顺县石拐镇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史称"石拐会议"。石拐会议的召开,为八路军在抗战初期及时实行战略转变,坚定贯彻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创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奠定了坚实基础。     

猴场会议体现遵义会议精神内涵

<正>猴场会议召开于黎平会议之后、遵义会议之前,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准备了条件,是遵义会议的前夜,会议内容诠释了遵义会议精神内涵,是遵义会议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2月31日,中央军委纵队到达猴场。此时李德等再三提出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主张,中共中央在危急关头于贵州境内瓮安县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从12月31日下午开到次日凌晨并最终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该《决定》重申和坚持了黎平会议所制定关于中央红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肯定了黎平会议所决定的进军方向和毛泽东渡江北上创建新苏区的正确主张,彻底否定了博古、李德要中央红军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实际上取消了李德对中央红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