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责任法一般条款研究

侵权责任法一般条款是侵权责任法的基础性条款,也是不同侵权责任形态界定标准的条款。一般条款以其抽象、概括的规定形式负载着法律的灵活和安全价值,对侵权责任法一般条款进行研究,有助于侵权责任的立法及司法。     

论侵权责任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的侵权行为一般条款

《侵权责任法》如何规定侵权行为一般条款,是极为重要的问题。我国《侵权责任法草案》对此曾经做了不同的规定,至二次审议稿提出了一个较为独特的文本,即第2条"侵害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个与众不同的侵权行为一般条款,实际上采纳的是最新的侵权行为一般条款的立法模式,但存在一些缺点。在作出改进后,可以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侵权责任法的核心条款,起到统帅全文的作用。     

论侵权责任一般条款——兼评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

本文通过我国一些学者对《侵权责任法》第二条存所做的解释论述中，探讨对于侵权行为或者侵权责任法一般条款的定义、功能并以此来论述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事实上不具备侵权行为的一般条款的功能，因此，该奈款起不到一般条款在整个侵权责任法中的作用，还需要我国学者及司法界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中国侵权责任法大小搭配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

在成文法国家,规定侵权法一般都要设置一个侵权责任一般条款,形式有两种,重视德法式的小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只概括一般侵权责任,另一种是埃塞俄比亚式的大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概括全部侵权责任,并辅之以全面的侵权责任类型化规定。中国《侵权责任法》打破常规,既规定了大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又规定了小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小搭配的双重侵权责任一般条款体制。     

类型化技术对一般条款的适用

一般条款具有灵活性,通过法官自由裁量权,实现法的一般正义和个别正义的统一。但一般条款的抽象概括也危及法的确定性和安定性的内在精神,损害法权威性与和人们对法的信任感。一般条款有时还存在可能被司法者无视规制被滥用的危险,因此,必须严格一般条款适用的范围和条件,掌握一般条款类型化技术方法。     

论我国过错侵权的一般条款

我国法上过错侵权的一般条款是《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该条款不仅是我国民法与近现代民法接轨的具体表现,而且与我国市场化改革相契合。但该条款也要求我们在适用时应该根据需要限制责任,具体可以借鉴日本侵权法上的“违法性相互关系说”。在比较法上,对此法国采大一般条款模式,而德国采三个小一般条款模式。考虑到法律的可操作性、行为自由的保障、既有的制度基础等因素,德国模式应当为我国未来侵权立法所采纳。此外,考虑到社会的发展,应当通过改造“安全保障义务”以扩张作为义务,并将不作为侵权的一般条款纳入过错侵权的一般条款之中。     

《侵权责任法》一般条款中的违法性判断要件

2010年7月1日,《侵权责任法》开始正式实施。本刊一直关注新法在司法中的实践问题,为此我们专门约请了最高法院资深法官就该法适用中可能存在争议的几个问题进行了集中论述,具体包括对一般条款中的违法性判断要件问题、连带责任和不真正连带责任在诉讼中认定问题、医疗损害责任和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有些属于立法中的模糊地带,有些则是法官在适用法律时可能会把握不准的地方。希望本期特别策划能对读者有所启发。     

论侵权责任法中一般条款和类型化的关系

所谓一般条款,是指在成文法中居于核心地位的,称为一切侵权请求权之基础的法律规范.所谓类型化,是指侵权责任法在一般条款之外就具体的侵权行为作出规定.从类型计划到一般条款的模式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从立法技术上保持了法典的简洁;另一方面.一般条款可以避免具体列举引起的法律的僵化,保持法律的开放性.     

商事侵权责任对侵权责任法的挑战及其对策

对商事侵权责任制度立法的重视,反映了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现代多元风险社会利益平衡和利益保护的基本要求。寄生于传统侵权法母体中的现代侵权责任法体系,与传统侵权责任法具有共生关系。商事侵权责任制度在传统侵权责任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以应对现代社会中所涌现的各种新型商事侵权行为。商事侵权责任制度体系的核心是一般条款的构建,这要求我们既要认识到一般化与类型化两种立法技术的差异和相互借鉴的趋势,也要慎重考虑民法与商法的关系。由于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并未对商事侵权责任作出专门规定,因此应通过修法或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弥补这一缺憾。     

论一般侵权的一般条款

通过对一般条款内涵、功能的考察,笔者认为,并不存在一个适用于所有侵权行为类型的一般条款,只存在一般侵权行为的一般条款。而法国法模式和德国法模式属于一般条款的不同模式,对其的选择并不存在一个普适性的标准,应综合考察多方面的因素。     

论国家赔偿责任与用人者责任、加害人个人责任之关系

《民法通则》第121条调整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国家赔偿法》的调整范围。行政机关以及其他行政主体、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执行职务致人损害,如果其系依据公法上的授权行使职权,则构成国家赔偿责任,应当适用《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对于《国家赔偿法》没有规定的部分,即工作人员执行私法上的职务,致人损害的问题,本质上属于用人者责任。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行使职权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况下,受害人可以选择基于一般侵权行为要求加害人个人承担侵权责任。     

《侵权责任法》侵权责任分担立法体例与规则评析

《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结构是一般与特殊结构,体现在侵权责任构成制度和侵权责任分担制度两个方面。《侵权责任法》上的受害人过错制度仅包括过失相抵责任形态和受害人责任形态,没有规定比较责任形态。一般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制度较为完善,对充足原因理论的借鉴具有创新性,但缺乏统一的最终责任份额确定条款,出现了条文冗余。在特殊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制度中,劳务派遣单位未尽合理选任义务的补充责任形态规定具有创新性,部分不真正连带责任形态的规定不尽明确或者被规定为了连带责任,司法适用中应该予以注意。     

论侵权法中的不作为因果关系

不作为因果关系是侵权行为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民法学界对此关注不够。本文对此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从如何理解不作为成为因果关系中的原因入手,论述了不作为因果关系的特殊性、类型及对民事责任的影响。     

论我国《侵权责任法》上的死亡赔偿制度——兼谈对《侵权责任法》第16、17、18条和第22条的理解

我国《侵权责任法》所确立的死亡赔偿在性质上是对死者近亲属或被扶养人的财产损失补偿和精神抚慰,赔偿项目包括死亡赔偿金(物质性损害赔偿)、抚慰金(精神损害赔偿)和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是参考死者生前的收入和被扶养人的扶养费。     

论侵权责任法对调整医患关系的价值

为了改善长久以来医患之间不和谐的关系,侵权责任法确认了医患双方平等的法律地位,确立了过错责任原则为主,过错推定原则为补充的归责原则,明确规定医疗损害赔偿采用普通民事赔偿制度,客观地规定了医疗机构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免责事由,充分维护了医患双方的权益,对解决医患纠纷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应注意侵权责任法也有不足之处,须有一些配套措施来保证其贯彻与实施。     

论侵权补充责任中的几个问题

侵权补充责任不同于不真正连带责任,应该是一种独立的侵权民事责任形态;侵权补充责任包括三种类型、两种典型形态;侵权补充责任的边界有两条,一是定性边界,一是定量边界,厘清边界旨在避免侵权补充责任的滥用;侵权补充责任的诉讼结构为单向的必要共同诉讼,受害人起诉直接侵权人后,若未获赔偿或未获全部赔偿,可以向补充责任人提起诉讼不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当事人享有一定的选择权和抗辩权。     

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的补充责任

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了第三人侵权时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补充责任,以及校园事故中第三人侵权时学校等教育机构的补充责任.在侵权责任中适用补充责任这一新的类型,无疑是我国侵权法领域的一大创新.补充责任制度的确立不仅能够解决第三人侵权情况下连带责任和按份责任所面临的法理困境,而且体现了民法的公平原则,同时也发挥了法律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的社会功能.     

《侵权责任法》中物件致害责任的体系解释与结构分析

侵权责任法的法典化决定了要正确理解物件致害责任,必须进行体系解释,对物件致害责任的立法体例进行详细剖析,并结合前后条文进行整体解读。《侵权责任法》物件致害责任一章内部结构层次清晰,不同的严苛性程度对应着不同的责任规则,可以相互印证和解释。在解释论上,物件保有人应当是单一的主体,抛掷物致害责任应界定为按份责任,负有过错的第三人与物件保有人构成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     

表见代理中本人可归责性的认定及其行为样态

表见代理制度中本人的可归责性是其承担履行责任的正当性依据,其特点是并不以主观过失为必要,而是以过失为中心上下挪动。对本人可归责性的认定,必须斟酌多种因素特别是结合相对人的信赖合理性进行弹性化处理。本人可归责性的行为样态表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