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几件事

1964年我来到毛主席的身边,任他的专职司机,直到1976年9月主席逝世。前后加起来有12年的时间,在与他老人家日夜相伴的日子里,有几件事让我很难忘。     

从相识到“难兄难弟”——我和胡耀邦交往的一段历史

(一)闻名 我和胡耀邦的交往应该从1975年他在中国科学院、我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时算起。从那时起,我同他才在工作上以及政治上、思想上开始有接触。但这并不是说在此以前我对他一无所知,也不是说我们两个人一直彼此互不相识。早在1938年春天,我就知道我们党内有一个名叫胡耀邦的青年人,以后我又多次听人说起过他。     

永远的怀念——追忆羊春秋

羊春秋离开我们3年多了。他去世时我恰巧在外地休养,没能同他作最后一次告别,非常遗憾!羊春秋是我国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享誉文坛的诗人,又是从教数十年的资深教授,桃李满天下。他长我9岁,我不是他的专业同行,认识的时间虽然很长,真正密切交往的时间却不长,对他的学术成就和教学业绩没有资格置喙。但是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所以我有许多话要说,有的在他病重住院时说了,有的还没来得及说他就走了……在我的印象中,羊春秋是一条硬汉子。我第一次见到羊春秋是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1958年的秋天。当时我在武汉华中师范学院进修俄语,他在那里…     

我与《兵团工运》的情缘——写在《兵团工运》发刊300期之际

初识《兵团工运》是1990年的夏天,那时,我的哥哥刘继光是农四师七O团机关工会干事,他经常将《兵团工运》拿回家来看,每本杂志都有他划的红线。当时,我很好奇,问他为什么划?他说这都是我工作中破解疑难杂病的法宝,我能有今天的成     

代表国王赴宴

那时,我在加拿大穆斯乔市的一家银行工作。银行里有一个从英国来的年轻记账员,名叫约翰·施百特。这年圣诞节的前一天,约翰·施百特来到我的办公室,问我是否愿意明天和他一起共进晚餐,他说我将代替他的贵宾——英国国王乔治五世陛下。我很惊讶,问他是怎么回     

一位优秀的组织工作干部——深切缅怀冯军同志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总有几件忘不了的事,几个忘不了的人。冯军同志就是一个我永远铭记在心的人。尽管他已经去世13年了,但他的事迹,他的人品,他的精神,经常在我的脑海萦回,令人怀念。团中央的同志正在编辑一本纪念冯军同志的文集,约我写一篇怀念文章。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     

选择爱你 是我最大的幸福

正那一年,我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也有了自己心仪的小伙子在追求着。那一天,我决定将自己心仪的小伙子介绍给父母认识,但想到先要给父母有个心里准备,因此和他约好第二天来我父母家,我先行回家为他与父母见面"铺路"。父亲在听完我对他近乎完美的介绍后,语重心长地告诉     

余曼琪逸事

1980年,北碚区委让我负责北碚地方志和革命史工作。1981年北碚党史征集办公室成立,我又分管党史工作。当时重庆市革命史由钟修文和胡康民负责。胡康民高中毕业,有文才,年轻、聪明、肯干、能吃苦。我尊重他是领导,他尊重我是老革命,我们合作得很好。他给我出点子,经常叫我了解这个、访问那个,访问后,我把材料给他,他认为很好,有的在《重庆党史通讯》刊登,有的在《四川党史通讯》刊登,还给了奖励。     

告慰父亲

我常常想起父亲,我常常梦见父亲。在他居住了43年的老院子里,他坐在那把旧了的轮椅上,把自己置身于明丽的阳光下;他微笑着望我一眼,一言不发,而后,他微微抬起头来,深邃的目光望向湛蓝的苍穹。在他1992年去世以后,不知有多少次,我梦中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姿势——静静地、深情地向着远方的天际仰望。     

向他祝贺，为他高兴——记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胡耀邦

从胡耀邦开始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到１９７８年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有一年多的时间。在这期间,我和胡耀邦没有联系,连他的电话号码也不知道。我和他之间过往从不密切。多年来我们从未通过一次电话。除了在粉碎“四人帮”前后在富强胡同聊了几次,大家一忙就各干各的。我想他和别的朋友交往的情况也许同我不一样。反正我和他就是这样的朋友。 可是关于他的事情我知道得很多。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用１９８７年４月２２日胡耀邦同志追悼会上中共中央悼词的语言：他组织和推进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     

严于律己 宽以待人的共产党人

毛泽东同志说: “我一个人吃了不舒服啊！” 1960年到1962年3年自然灾害期间,一天毛泽东对他的警卫说:“我不吃猪肉和鸡子,猪肉和鸡可出口换机器。我看有米饭,有青菜,有盐有油就可以了。”并教育警卫们要和他一起度荒还债,严禁大吃大喝。但是警卫们担心毛泽东的身体,劝他还是吃点肉,毛泽东坚决不同意。     

谢谢你来了

我叫李保祥,今年50岁,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家住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镇新发村。2018年7月的一天,村里来了一位满洲里市派来的扶贫干部,他叫陈晓辉。提起他,我还真有些惭愧。一开始,我看他每天夹个小包走东家、串西家,以为他来了也解决不了我家的实际困难,有点不爱搭理他。但小陈时常上门走动,礼貌、耐心、详细地了解我家的情况,给我留了个人联系电话,让我有困难就找他这个帮扶人。日久天长,我逐渐对小陈同志有了几分好感,越来越愿意跟他唠嗑了,有时候还主动去找他求助。     

杨天石谈《蒋介石日记》

正问:杨先生,您抄录蒋介石日记有多少?蒋介石日记一定会公诸于世吗?答:我对蒋介石53年的日记只是做了一个摘要,可能有些学者对其中某几年抄录比我多,但像我这样从头到尾53年全抄下来的,我想应该没有。蒋介石日记中有3年遗失了,我一点也不可惜,那是他早期的日记,那时他的地位还不重要。让我很心疼的是1924年的日记,这一年是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标志,也是蒋介石     

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主义战士——怀念罗明同志

罗明同志逝世转眼两年了,但我总觉得他还活着,活在我们心里。我和罗明同志相识差不多有50年了。他都不怕艰险、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平易近人、助人为乐的真诚厚意,都使我深受教育。他留给我无数珍贵的记忆,永远难以忘怀的往事,时常在我的脑海里迴旋。     

农民有了土地，农业现代化才有希望

江苏省副省长徐鸣在4月9日的《新华日报》上撰文指出：农民有了土地,农业现代化才有希望。我在农村作调查,常熟农村一位农民承包了200多亩耕地,稻麦两熟,一年净收入20多万元。他儿子在城里打工,一年净收入5万多元。我问他儿子,种地比打工挣钱多,为什么不回来种地？他儿子白了我一眼,说：地又不是我家的,说没就没了,那时我怎么办？     

我所了解的余志宏

一九四二年我进入广东坪石的中山大学读书时,就知道在高班同学中有一个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高才生——余志宏。当时我学的是生物学,和他不同系,他又很快毕业了,所以没有见过面。一九四七年后,我们在长沙取得了工作上的联系,直到湖南解放前夕。我同余志宏同志相处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他那端庄、严肃的容貌,和蔼、潇洒的举止,他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回忆蒋南翔同志

南翔同志是我非常尊敬的领导和兄长,我有幸与南翔同志相交相知30余载,他的思想境界、教育理念深深影响了我。2013年9月7日是蒋南翔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日子,回想起半个世纪前的往事,特别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对我说的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让我倍加怀念他。团中央初识蒋南翔我跟蒋南翔同志有直接联系是我从河南调到团中央之后。蒋南翔当时是团中央副书记。1953年,团中     

忆革命师友郑杰

郑杰同志是引导我参加革命的可敬的老师和战友。他为革命牺牲已41年。从我和他在白色恐怖中分手之日算起,已经有52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那感人至深的革命形象,总是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成为激励我的一种精神力量。郑杰原名罗迎祥,1911年出生在仙游县兴太山区(今为钟山乡)郑洋村。他早年在仙游一所中学和集美职业学校念书。大革     

心系司法行政 十载草原情怀

<正>我来自呼伦贝尔巴尔虎草原,是一名在基层服务的司法行政干警。1994年,我父亲转业到了呼伦贝尔市司法局,在接受公务员学习培训过程中,父亲特别认真,我记得特别深,有一次他抱着一摞书像一名小学生一样骄傲地告诉我他考了第一名。那一年我13岁,也就是在那一年我对司法行政工作有了朦胧的认识。我通过勤工俭学完成了4年的大学教育和5年的留学深造,     

我所知道的陈伯达

自1958年8月,我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班调到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至1968年3月4日陈伯达把我投进监狱,这十年间,我一直都在陈伯达麾下当一名小卒。可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很少能见到这位大首长,更谈不上同他直接接触,因此我一直把他看成高不可攀的大人物。他当时的职务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社总编辑,1964年后任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还兼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中央的意识形态专家、理论家、头号笔杆子,人称“老夫子”。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我曾见过他几面,从外貌上看,他并不出众,深度近视,不讲穿着,不修边幅,也不端架子,人看起来还算随和。这是我当年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