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人身危险性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在建设和谐社会时代背景下提出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学者们对其内涵存在不同的认识,有的主张宽严并举,有的主张以宽济严。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来看,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应当全面解读,其所包含的科学内涵应是全面而完整的,既包括“从宽”,也不排斥“从严”。人身危险性是刑事实证学派的理论核心,重视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在犯罪及其处罚中的作用。它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着天然而密切的联系,在定罪、量刑和行刑中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有利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人身危险性

人身危险性是刑事实证学派的理论核心。人身危险性理论重视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在犯罪及其处罚中的作用，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着天然而密切的联系，体现人身危险性的各种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在定罪、量刑及行刑中得到充分、合理的运用，有利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人身危险性成为定罪的根据，有助于调和定罪过于僵硬的问题。基于人身危险性的刑罚个别化可以使刑罚裁量有效合理，起到特殊预防的作用。相对于定罪和量刑，人身危险性在行刑中不但是对犯罪人施以何种处遇的依据，而且还能对原判刑罚进行修正，使之更有利于犯罪人的改造。     

对未成年人犯罪定罪量刑机制的反思——以人身危险性为视角

长期以来,我国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贯彻的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在执行中常常陷入某种误区——或是定罪时过于严苛,或是量刑时过于轻缓,这种宽严失当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无法实现矫治未成年人犯罪及社会防卫的刑罚目的。将人身危险性理论引入定罪量刑的机制中,在定罪时,可以使其与社会危害性共同起双层限制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犯罪圈呈现扩张态势之时,人身危险性的出罪功能恰好可以有效限缩未成年人犯罪圈;在量刑时,审判者要认真考量未成年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把控好从宽处罚的操作分寸。     

对未成年人犯罪定罪量刑机制的反思——以人身危险性为视角

长期以来,我国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贯彻的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在执行中常常陷入某种误区——或是定罪时过于严苛,或是量刑时过于轻缓,这种宽严失当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无法实现矫治未成年人犯罪及社会防卫的刑罚目的。将人身危险性理论引入定罪量刑的机制中,在定罪时,可以使其与社会危害性共同起双层限制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犯罪圈呈现扩张态势之时,人身危险性的出罪功能恰好可以有效限缩未成年人犯罪圈;在量刑时,审判者要认真考量未成年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把控好从宽处罚的操作分寸。     

未成年人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内涵之重新解读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态势较为严峻,且未成年人暴力犯罪、团伙犯罪有滋长之势,而理论界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过于强调处罚上的从宽。因而,须对未成年人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内涵重新解读,这也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总刑事政策、"打防结合、预防为主"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罪责刑相适应"刑法基本原则及国际人权法之综合要求。实践中,把握未成年人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内涵还需要注意"宽"之维的解读、刚性年龄制度之重申以及非刑罚处罚方法的完善等三个问题。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公安机关中的运用

刑事政策是国家针对犯罪而采取的防治方略,宽严相济是我国基本的刑事政策,从和谐社会的理念和要求出发,认真研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公安机关中的运用,对于有效预防控制犯罪、高效服务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对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宽严相济

根据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基本问题分析,我国应选择宽严相济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政策,在刑法谦抑视角下划定疏密有致的知识产权犯罪圈,对知识产权犯罪惩罚"轻轻重重",完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注重知识产权犯罪的社会政策。     

反腐败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犯罪依然频发,为了有效遏制腐败犯罪,需要对当前反腐败刑事政策进行研究。文章在梳理我国腐败犯罪现状基础上,结合反腐败犯罪刑事政策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提出遏制腐败犯罪的建议。同时提出反腐败犯罪的刑事政策体系要坚持法治化和科学化并进,要和我国依法治国的大局相一致。具体来说,必须做到宽严相济、坚持"零容忍""老虎苍蝇一起打""行贿受贿一起抓"的策略。     

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商业贿赂治理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具有策略性的惩治政策，它主要体现的是对已发犯罪的被动性惩治，综合治理的刑事政策是具有长效性的预防政策，它主要体现的是对未发犯罪的主动性预防。商业贿赂是由主客观方面的多种原因造成的一种综合症，治理商业贿赂理应从惩治和预防两个方面下手，实现标本兼治。本文试图通过宽严相济与综合治理两种刑事政策的视角，对惩治商业贿赂与预防商业贿赂进行反思，以寻求刑事政策视野中治理商业贿赂的有效措施。     

对贿赂犯罪立法的宏观考察——以基本刑事政策为视角

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宽严相济分别是我国不同时期的刑事政策,这些刑事政策对贿赂犯罪的立法有着深刻的影响,对其进行准确理解是贿赂犯罪科学立法的重要保障。为了在贿赂犯罪立法中更好的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改变对行贿犯罪与受贿犯罪处罚宽严失衡的现状,改变贿赂犯罪立法前瞻性不足与稳定性不足的现状,改变贿赂犯罪的立法权过分扩张与司法权紧缩的现状。     

“弱势群体犯罪及其政策反思”专题研讨会纪要(下篇)

<正>专题三:对弱势群体犯罪的刑事政策皮艺军:宽严相济的提出,其实是对过去一味严打的矫正,法律没有什么时严和时宽的问题。张远煌: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前提下,对弱势群体的犯罪要切实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一般情况下要尽量从宽、从缓,才利于体现刑法公正原则。毕竟,这个群体的犯罪有着现实的制度性原因,跟传统的抢劫、杀人、纵火、强奸犯罪,在起因及人身     

警察执法视野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价值重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当前惩治犯罪、防卫社会的重要刑事政策之一,对于促进警察执法的规范化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在当前警察执法规范化建设全面展开的背景下,应当以规范警察执法为视角,在重新剖析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质内涵的基础上,纠正当前警察执法过程中宽严失衡的现实问题,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面贯彻到警察执法实践中,切实推进公安机关规范执法.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公安刑事执法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期提出的,公安工作中的侦查执法活动是刑事司法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公安工作必须切实贯彻"宽严相济"的政策。这就要求我们正确理解"宽严相济"的内涵,转变执法指导思想,并通过一系列具体措施将"宽严相济"政策落到实处,最大限度地遏制、减少犯罪,以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警察执法视野中的价值重构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作为当前惩治犯罪的重要刑事政策之一,对于促进警察执法的规范化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在当前警察执法规范化建设全面展开的背景下,应当以规范警察执法为视角,在重新剖析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实质内涵的基础上,纠偏当前警察执法过程中宽严失衡的现实问题,将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全面贯彻到警察执法实践中去,切实推进公安机关规范执法。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架构及其对犯罪控制的影响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架构与两极化刑事政策一样,也是"重刑化的实体法"配合"微罪处分的程序法"。在犯罪控制的内化过程中,刑事政策也从国家本位转到国家.社会本位上来。国家的放权分责,既加强了对犯罪的打击和预防,也让民众承担了更多责任。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学

刑法解释学的蓬勃发展使得刑法学生机盎然,实质解释与形式解释两种解释理念的对抗让"正义"再次展现出多元化,是打击犯罪还是保障人权,这是个价值选择问题。刑事政策为刑法解释学的走向指明了方向。当前的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表明,"宽大"与"严格"的刑事政策指导了刑法解释学的基本走向——以严格解释为基础,以扩张解释为补充。针对妨害秩序的犯罪应当严格解释,针对公民人身、民主权利和财产权的犯罪可以扩张解释。同时,尊重行为类型在刑法中的基础地位,限制想象竞合的滥用。     

关于社会敌意和犯罪防控几个相关问题的思考

叛逆与专制的核心问题源于对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的不同理解与追求。人们追求理想、坚持真理时常常忽略了相互间的宽容与尊重。缺乏宽容的社会难免于叛逆和专制,距离和谐就会更加遥远。刑事政策应该是国家确定的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执法都必须遵循的对付犯罪的政策。刑事立法应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执法和刑事司法则应该落实刑事立法所确定的宽严相济,而不宜另设宽严标准。从犯罪学角度看,并不是所有犯罪事件都是敌意事件,因为有些犯罪事件中的犯罪人既不对社会有敌意亦不对他人有敌意。敌意是人之所以犯罪、之所以伤害他人和社会的重要原因。减少和消解敌意是我们讨论敌意事件的目的所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检察工作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经历了从"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再到"宽严相济"的历史发展过程,其传统内容"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不能适应时代需要,应予以重构.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把握好"宽"和"严"两个方面,将有限的司法资源从轻微犯罪中抽身出来,集中投入到严重犯罪的预防和控制中去.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公诉中的适用

刑事政策是一定国家、社会对犯罪行为、犯罪现象回应的集中体现，其对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具有重要的统率和指导作用。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标志着我国在经历了长期的全面高压态势、严打政策之后，在社会转型期新的形势下，对于刑事政策的理性回归。但是，根据应然刑事政策和实然刑事政策的理论，当前提出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仅仅是在国家对社会发展以及犯罪这一具体社会现象深刻认识基础上作出的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科学判断，是应然刑事政策的一种。众所周知，“应然并不必然引发实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在相应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具体机制的建立、转变和完善中得以完成由应然刑事政策向实然刑事政策的现实过渡。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公诉权是国家打击、惩戒犯罪和实施审判监督的重要司法环节，如何在公诉部门行使公诉权过程中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于该政策的具体贯彻落实至关重要。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论来源和实践基础

随着犯罪形势的变化及社会学方法在刑事法学中的进一步运用,传统的重刑主义与严打政策已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这种情况下,中国提出了以构建和谐刑事司法为目标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高度重视和关注,深入地从历史和现实中寻找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论来源和实践基础,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有利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