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先声—“皇甫平”的“四论改革”

上世纪90年代初，在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由乱到治的过程中，理论界在改革方向这个关键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出现了改革的“市场取向”和“计划取向”之争。正当人们对改革方向莫衷一是、存在颇多迷惑的时候，1991年，“皇甫平”在《解放日报》上相继发表了4篇呼唤改革的评论文章，引发了一场思想交锋，     

完善服务体系是目前深化农村改革的理想选择

深化农村改革,已成为农业继续发展的一种客观要求。但是,如何深化?选择怎样的深化改革方案呢?几年来,理论界对此进行了大胆而有益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意见。“改革土地制度说”认为,目前农村土地产权模糊是导致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困境的直接原因,解决的办法只能是改革现有的土地制度,明确产权,确立土地国有,实行租赁经营;“实行规模经营说”认为,现代农业     

农村经济发展与改革四题

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如何适应市场经济新体制,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农村经济发展以市场为导向,以小康为目标,全面展开,已成为90年代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一、应从宏观角度来考虑农村经济发展与改革     

"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农村养老保障改革思路

建立在“二元经济”基础上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人口”管理,是制约人口城镇化的“瓶颈”,也是形成城乡“二元养老”保障体系的基础。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加快城镇化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任务。农村养老保障改革思路的突破,关键在于加快人口城镇化进程,为农业发展和农村养老保障改革寻求物质基础;维护家庭养老非正规群体行为,为社会养老正规行为的建立赢得时间,发展市场取向的农村养老保险,稳步推进强制性社会养老保障改革。     

对企业改革指导思想的几点思考

推进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党中央确定的今后几年致力突破的重大课题,也是我们泰兴市上下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但是,怎样才能保证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地向前推进,使之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个问题应当引起各级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我以为,在改革向面上大方位推进的时候,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尤为重要。那么,企业改革的指导思想应当如何确定?我认为,最重要或者最基本的必须坚持这样四条原则: 第一,必须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全面改革的原则。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随着人们思想的不断解放和观念的不断更新,对“要不要改革”的认识已经基本统一。特别是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使人们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看到了希望,更加坚定了“靠改革求发展”的信心。但是,现在是否可以说在改革的道路上就没有思想障碍了呢?我们回答是不尽然。比如,城市改革从开始提出到现在,已有近十年历程,为什么进展不如农村改革来得那么     

包容性发展：我国新一轮改革的路径选择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了实现这个总目标，全会又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由此，新一轮改革的领域和路径已愈发清晰。我认为，新一轮改革的路径就是要走包容性发展的道路。所谓“包容性发展”，     

“证券化”改革升级国有企业

纵观我国经济改革历程，不同时期，总有一项最具效率、最具推动力的改革。上世纪80年代，最具效率的改革是价格改革，突出效应是“价格放开，全盘皆活”，当时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抓住了这个机遇，迅速崛起。上世纪90年代，是地方财税体制，突出效应是土地及城市资源营运收入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力，上海是典型例子。     

高校后勤改革的排头兵——吉首大学后勤社会化改革的实践与探索

吉首大学的后勤改革，从80年代中期的食堂承包开始，经过90年代推行“小机关．大后勤，多实体”，现已发展为后勤产业集团，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成为湖南高校后勤改革的排头兵。     

论中国农村改革的原始起点及未来发展空间

中国农村改革的原始起点是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的农业经营体制改革,但其逻辑演化过程却是通过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再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使亿万农户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通过农村政治体制的改革,再造基层社会的民主权威,使亿万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然而,由于受到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和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缺乏应有的发展,一再拖延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创建,乡村社会也出现了“治理危机”。下一步,我国应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思路,重点推进农地产权制度、民间融资机制、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和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县乡财政管理体制为核心的综合改革,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体制保障、财力支持和动力源泉,不断增强农村发展的内部活力,不断扩大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发动群众 组织生产是深化农村改革的迫切需要

在农村工作中,我发现有些基层干部,对发动群众、组织生产的工作重视不够,认为农村已经家庭承包,分户经营了,再提组织群众生产就是无的放矢,“多操心”,这种观点是片面的。由于这个认识问题未解决,不少干部对此口头上很少说,行动上不大胆,致使一些地方的乡、村工作处于被动、等待状态,这种现象如不及时解决,将影响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发展,延缓农村经济发展速度和农民致富步伐。因此,强调乡、     

小型国有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及其局限性

股份合作制产生于 80年代初的农村经济改革 ,而后又在乡镇企业、城市集体企业改制中表现出了极强的生命力。 90年代初 ,股份合作制以其“杂交优势”成为多数国有小型企业最可行、最易行、阻力最小的改革方式。对此 ,学者们论证倡导 ,新闻界舆论宣传 ,一时间似乎股份合作制是搞活、发展国有小型企业的万应药方一样。在这种“赶潮”的背景下 ,个别地方政府甚至以行政干预方式将不符合股份合作制条件的企业进行强行改制。究竟怎样看待股份合作制 ?股份合作制就那么优越吗 ?国有小型企业改组为股份合作制就可以一劳永逸吗 ?一国有小企业是我国国…     

我国农业合作组织的演进与效率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开始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取向的改革.通过农民家庭承包经营,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培育各类农产品市场等措施,农产品综合商品率已有很大提高.伴随农业二三产业的发展,商品经济已占据我国农村经济的主体地位.     

"城市化农村"战略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什么样的农村?我认为不能把它简单理解为农村经济社会面貌的变化,而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在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逐步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一元化。因此,“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在它是在经济社会各个方面接近、达到现代城市的农村。作者曾经把这样的农村概括为“城市化农村”,提出“城市化农村”应该成为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一大主题。因此,我认为,“城市化农村”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定位,实施“城市化农村”战略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和目标。而“城市化农村”战略实施的关键是强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中国改革成功的基本经验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在此以后 ,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也陆续步入了改革之路。到上一世纪80年代末和 90年代初 ,东欧剧变 ,苏联解体 ,社会主义改革在这些地区遭到了失败。而中国的改革却一直稳步前进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的成就。经济迅速发展 ,政治日趋稳定 ,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改革的成功有何经验 ?苏联东欧的失败有何教训 ?探讨这个问题 ,对于我们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更好地促进我国的改革、发展、稳定 ,无疑是有益的。一、正确处理改…     

温州城镇化道路的战略思考

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曾经引发了一场关于“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争论。这场争论的焦点上升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高度。经过两种模式的比较和市场取向改革目标的最终确定，到20世纪90年代末，这两种模式之争，以“温州模式”优越于“苏南模式”而终结。     

联合国改革走向何方?

联合国自创建以来,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格局和安全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联合国自身效率低下和腐败问题也日益凸现,这对联合国的现存体制和权威提出了严峻挑战。改革联合国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那么,联合国如何改革?联合国改革又将走向何方?改革的重点:安理会还是发展?什么是联合国改革的重点?安理会、发展,人权与安全孰重孰轻?对此成员国之间存在着严重分歧:少数国家把对联合国改革的关注几乎都集中到安理会的权力分配上;一些发达国家把安全作为最重要的问题,强调改革应以如何…     

股份合作经济:深化农村改革的突破口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的同时,提出了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深化农村改革,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调动农民和农村生产经营单位的积极性,把“吃饭农业”转向“市场农业”。农村股份合作经济就是适应这个转变应运而生的,它是广大农民在实践中创造的一条改革新路,是深     

邓小平农村改革理论是对列宁农村改革思想的发展

邓小平农村改革理论是对列宁农村改革思想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史上有两次农村改革的实践，一次是列宁１９２１年春在苏维埃俄国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时进行的农村改革，一次是邓小平８０年代在我国进行的农村改革。邓小平农村改革理论是列宁农村改革思想的发展。第一，列宁认为...     

周日礼:农村改革的马前卒

周曰礼,曾担任中共安徽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农村经济委员会主任。现已年逾花甲,退居二线,是安徽省人民政府的咨询委员。长期在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的经历,使他与农村、农业、农民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那极“左”的年代里,他为农民挣脱极“左”绳索的捆梆,做了不少他认为应该做的事。在粉碎“四人帮”后,“两个凡是”的阴云仍笼罩神州大地之时,他冲锋陷阵,为推进农村改革而斗争。     

“十一五”经济体制改革：思考与建议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处在战略性攻坚的关键阶段。在2006—2010年即“十一五”期间，经济体制改革的方略如何铺陈?这是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综合分析当前改革状况、未来几年国际局势、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态势及其对体制改革的要求，笔者提出“以政府改革为重点，上下内外联动创新”的框架思路，要点有四：“上改政府管理体制，下改微观关键领域，内创人本型协调发展体制，外创全球化参与应对机制”。 以职能转换为重点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分析下一阶段改革面临的任务，可以列出十个方面(政府、农村、国资、非公、金融、市场、宏观、社保、涉外、社会发展事业改革等)，在如此众多头绪中，重点抓什么?我认为，“牵一发而动全身”者，是政府自身管理体制改革。建议“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把整个改革的重点放在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