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大都市”：过时概念，还是未竟之业

许多大城市人满为患、交通拥堵、房价高涨、生活成本不断攀升,使“在中国,继续发展国际大都市”受到质疑甚至否定。     

温州大都市布局与城市化功能

从城市化功能角度 ,结合温州特色 ,对温州大都市空间布局战略导向进行分析 ,提出体现山水、组团、家园式特色的温州大都市的空间布局基本要求和具体措施     

论行政赔偿归责原则的完善——兼与杨小君教授商榷

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是国家确认和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依据,它反映了一个国家对行政赔偿的法律价值判断,同时,它对于行政赔偿乃至整个国家赔偿制度的具体设计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关于行政赔偿的违法归责原则过于单一,在实践中暴露出诸多问题.在<国家赔偿法>面临修改之际,本文提出行政赔偿应当借鉴民法的归责原则,同时结合一个行政赔偿案例,就该案的归责原则与杨小君教授商榷.     

从美法两国革命进程看民主与法治的关系——兼与杨光斌教授商榷

民主与法治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美国和法国在不同的政治发展进程中,由于具体场景、社会结构等因素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很难有优劣高下之分.在这个过程中,民主和法治始终是共生共存的,虽然强弱程度不同.只有建立在对这些内容仔细探究的基础上,才会实现对问题的总体性认识.进行历史比较,揭示规律时,需要使用大历史观和整体性思维去考察,只有这样,才会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的真实,达到理论的自洽.     

论矛盾辩证法——兼与张尚仁教授商榷

既对立、斗争,又统一、同一的矛盾是世界发展的根本动力和辩证运动的本质。对此,黑格尔和马克思两位辩证法大师作了充分而深刻的论证。毛泽东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继承和发展了辩证法核心——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把矛盾与和谐、对立与和谐结合起来,通过正确处理矛盾,化解对立而求得和谐。     

大都市区的土地整治应以“三化”同步为导向——以上海市为例

上海市土地整治通过建设设施良田和实施菜田、村庄改造,建立涉地信息综合监管服务平台等,实现了合理配置和利用农用地资源、大幅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在助推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健康发展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该文对上海市土地整治取得的成就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繁荣社区文化 建设文化大都市——访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教授孙惠柱

“世博进社区活动已于世博会倒计时1000天之日正式启动．社区文化的加盟极大地增加了世博会可以利用的文化资源。鸟瞰上海的文化全局，这个金字塔的底盘是如此巨大，竟更加凸显出塔尖上的专业文艺团体的稀少。”这段文字见诸2007年8月24日《文汇报》，作者就是记者此次采访的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孙惠柱教授。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孙教授高度关注社区文化的发展，为上海早日建成文化大都市，他更是身体力行且多建言献策。     

儒家文化没有真正的信仰吗?——与邓晓芒教授商榷

当代中国社会面临信仰严重缺失的危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作为国内学界著名的外国哲学研究专家,邓晓芒教授对此一直多有关注。他通过大量学术文章、演讲等方式不断阐述着一个中心观点:当代中国人、中国社会缺乏信仰的真正源头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根本没有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只存在于西方文化之中。邓晓芒教授认为儒家文化没有真正的信仰,因而是当代社会信仰危机的根源,其观点值得商榷。事实上,从儒家文化的信仰对象和儒家文化信仰者的态度两方面都可以证明,儒家文化具有真正的信仰。应对当代社会的信仰危机不仅不能根除儒家文化的影响,而是应该加强儒家文化的力量。     

“祖赋人权”辨析——兼与徐勇教授商榷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确需要中国式原创。但是,任何创新都是以历史知识为前提并借鉴外来的知识。《祖赋人权:源于血缘理性的本体建构原则》一文以当代中国农村社会为研究对象,但不少证据材料却是其他学者关于历史上中国农村的观点和材料,用历史的材料来证明现实,是不足为证的。此文强调"祖赋人权"就是一种所谓的"血缘理性""中国理性",但理性是人为选择的结果,血缘不是人为选择过程的产物,而是生理行为的结果,也就是生物性。生物性上的祖仅仅是赋予了人的生命,生命之外的其他权利几乎都是政治理性的结果。此文还把"祖赋人权"与西方启蒙主义倡导的"天赋人权"对立起来,但是认真追溯历史会发现,基于祖先崇拜的所谓"祖赋人权",是以王权、君权为纽带,把帝崇拜、天崇拜与祖先崇拜对接起来而形成的。换言之,远古的中国早就以"天命"为至上的权威,人间的所有秩序与权力,都是在"天命"之下而被打上了政治理性深深的烙印。     

批判知识分子的变迁——兼与陶东风教授商榷

作家的边缘意识意味着一种责任和自我担当意识,边缘是一种态度,而非位置,不是"为边缘而边缘"。在现代化转型的时代大背景下,批判主体逐渐由人文知识分子转向社科知识分子,批判的知识资源亦正在经历"文史哲淡隐,社会科学凸显"的结构性变迁。此外,在知识大众化与网络传播时代,人人都可能是批判知识分子,而在这一过程中,通识教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公务员法中的制度创新与疏漏——兼与何颖教授商榷

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简称《公务员法》)与1993年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相比,在内容上有许多突破。何颖教授在《中国行政管理》杂志2006年第3期上发表了《公务员法的制度创新》一文(以下简称“何文”),认为:“《公务员法》的制度设计,在吸收《条例》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在分类制度、更新制度、晋升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方面都具有突破性的创新,从而更加突出了《公务员法》法制化与科学化的管理特征。”“是我国公务员管理工作科学化、法制化的里程碑。”笔者在肯定《公务员法》具有进步…     

宁波的未来是打造国际商贸大都市区

30多年前我离开宁波来杭州读大学前,曾去甬江边留影,刚巧有一艘帆船扬帆远去。当年那个瘦弱小子,现已近耳顺之年。而宁波这座港城,依然是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尽管离开家乡多年,但宁波这颗祖国东南沿海的明珠,一直熠熠生辉深藏于心。宁波在"十二五"发展纲要中将宁波定位为"国际港口城市",我觉得似乎还可以有一些更深的提法。宁波具有优越的港口条件,打造国际港口城市是题中应有之义。但这样的提法更多的是     

大都市区建设中的城市管理实践与探索——以温州为例

有学者预言,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更是大都市区的世纪。对于即将进入城市化社会的中国而言,大都市区化即将成为下阶段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主旋律。《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2008—2020）》确立了省内四大都市区（即杭州、宁波、温州和金华-义务都市区）,温州都市区是其中之一。     

辩证思维适用于构建和谐社会——兼与张奎良教授商榷

不能简单地把思维方式的性质看成只是由社会性质决定的。否定辩证法、革命辩证法、矛盾辩证法都是对辩证法实质的规定。和谐思维是辩证思维的组成部分,辩证思维适用于构建和谐社会。     

戈尔巴乔夫改革中的法制与道德问题——兼与左凤荣教授商榷

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错综复杂.从道德角度研究不失为有价值的一种尝试,若将道德与法制结合起来加以研究则更能揭示其深层次原因.戈尔巴乔夫的道德优先原则在实践中遭遇诸多尴尬,而法制改革的滞后,不重视维护法制的权威性,没有依法运用宪法赋予的权力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宪法的尊严等等缺憾,最终导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失败而告终.     

哲学教育的困境与路径——兼与杨国荣教授商榷

哲学教育应该避免“规训化”和一味传授哲学知识,重视培养学生对思想的惊讶能力以及对于惯常知识的反思批判能力,使学生能够自主地提出和回答活生生的思想问题。这种思想能力的培养应从基础教育做起,中学阶段应增设哲学课,使学生有阅读哲学经典著作的机会。哲学教育的目标,在于使学生具有怀疑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要改革不利于创造性思维的种种制度束缚,改变哲学教育中过度程序化的僵化机制,在听说读写方面全面提升学生的哲学素养。哲学教育的希望在于哲学教师要具有并且教会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要注意貌似相似的思想之间的差异,而不应止步于泛泛而论。     

国际大都市如何规划疏解人口

<正>人口暴涨是国际大都市发展的通病。近年来,国外大都市无论产业转业、行政部门(企业)外迁,还是建设首都副中心、新建卫星城市,无不立足现实、着眼长远,顶层设计、长远规划,通过政府主导、政策驱动、市场激发、交通互联互通先行,在人口疏解方面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关键举措。如何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北京没有现成经验可循、答案可解,面临一场大考。纽约、莫斯科、伦敦、     

大都市社会转型与政府治理协同化——一个分析框架北大核心CSSCI

政府治理协同化是社会转型对政府治理的内在要求。当前,大都市社会正在从传统的外延型增长模式向内涵型发展模式转型。适应并推进大都市社会转型离不开政府治理的协同化。然而,在实践中,当前大都市政府治理协同化还受到一些障碍因素的制约,具体表现为政府系统的内部协同不足、外部协同不足和内外结构性协同不足等方面。应当从理念塑造、组织再造、利益平衡和制度建设等方面系统性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进政府治理的协同化,从而有效适应并推动大都市社会转型。     

国外大都市治理:模式、经验与借鉴

正国外大都市的治理模式不尽相同。从治理结构上看,有以大都市区政府为主的模式、以区域委员会为主的模式、以非政府组织为主的模式以及城市联盟模式;在治理流派上可以分为单中心主义模式、多中心主义模式和新区域主义模式;在治理体制上又有分散治理模式、整体规划模式和协商合作模式等。即便是同一个大都市区,在其不同发展阶段上也会有不同的治理模式。然而在这些形式各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