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后泰国对华政策的演变

二战后,泰国对华政策经历了冷战时期和冷战后两个阶段.冷战期间,在泰美关系演变和泰国自身安全利益需要的双重因素影响下,泰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从敌视到合作、从合作到结盟两个阶段.冷战后,在国际政治格局大调整和大变动的背景下,中国在东南亚的战略地位较冷战时期虽有所下降,但泰国在一定程度上仍支持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发挥作用,对华奉行谨慎和务实的"调适性"政策,中泰从战略伙伴发展为经济伙伴.     

菲律宾对华对冲战略评析

在全球化与大国崛起时代,相对弱小国家在面临邻近大国崛起时,常常不是单纯地进行制衡或追随,而是采取一种既接触又制衡的策略组合,即"对冲战略"。但这种战略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都有不同表现,如制衡多于接触或接触多于制衡。文章试图以对冲的视角考察菲律宾对华政策的演变,并引入威胁感知和经济预期两个变量,分析菲对华对冲战略的影响因素及其对中菲关系的影响。     

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的认知与反应——基于经济预期与威胁认知的解释

拜登政府推出“印太经济框架”后引发东盟高度关注，但东盟各国的反应却存在明显差异。经济预期和威胁认知是影响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认知差异的两个重要变量。经济预期直接塑造了国家的经济决策偏好，威胁认知则会影响国家外交政策行为的倾向，两者共同决定了东盟国家加入或拒绝加入“印太经济框架”背后的行为逻辑。具体而言，新加坡、越南、菲律宾对“印太经济框架”持积极的经济预期，且对华威胁认知均比较强烈，因而坚定加入该框架；印尼、泰国都谨慎加入“印太经济框架”,但前者持比较消极的经济预期、对华威胁认知趋强且在一定限度内，而后者则持比较积极的经济预期且对华威胁认知较弱；柬埔寨对“印太经济框架”持消极的经济预期且对华威胁认知很弱，因而拒绝加入该框架。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的差异化反应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干扰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中国有必要对东盟各国的态度立场加以辨别，诉诸精细化的应对策略。     

日本对华认识研究方面的社会分层问题探析

日本对华认识研究的前提是完成对概念的界定与对研究对象的分析。围绕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考察日本政界、经济界、舆论媒体、学界、民界各自发生的作用,能够发现日本社会对华认识的生成路径:政界的对华政策与经济界的经济利益谋求结合形成某个时期的日本对华认识框架;舆论媒体在此框架之下展开具倾向性的宣传,使此认识框架更加明晰;在此基础上,学界的研究与其遥相呼应,推动了社会舆论的形成;信息化的发展及各层次之间的相互利益纠葛使民间团体和一般民众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故应实现对日本社会各阶层对华认识形成的原因、过程、影响力等进行全面、综合、详尽的研究。     

菲中关系的发展及其存在问题

战后菲中关系的发展大致分为3个阶段:60年代中期之前为冷淡和僵持阶段;马科斯执政时期两国关系得到改善并有所发展;1986年以后,菲律宾注重对华经济外交,但出现了新的矛盾和分歧。在第一个时期,菲律宾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与泰国当时的外交路线相似,即受制于冷战的形势和亲美反共的总战略。在积极争取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军事保护,把对美关系作为菲律宾对外政策支柱的同时,菲律宾政府拒绝承认新中国,而保持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在朝鲜战争、东南亚条约组织等问题上积极支持美国的对华遏制政策。在处理双边事务方面,菲律宾政府严格限制中国大陆的移民…     

特朗普执政与中美关系的战略转型

特朗普执政以来坚持"美国优先"路线,持续推进美国内外政策的深刻调整,采取了以"压制性回缩"为特征的大战略。美国大战略的变化不仅给"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带来深远影响,也进一步加剧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特朗普政府明确地以"战略竞争者"定位中国,美国战略界对华负面认知进一步加剧,美国对华政策逐步形成新的共识。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显著上升,体现在经贸关系、地缘政治、国际秩序、意识形态等多个层面。美方借"对等贸易""印太战略""台湾牌"等加大对华压制,并炒作中国的"锐实力"。美国对华政策已进入"后接触"时代,"竞争性共存"成为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中美关系的新态势。中美双方需提升战略沟通质量,稳慎管控互动关系,努力促进中美关系的良性转型,避免陷入"新冷战"。     

当前美国存在对华战略共识吗?CSSCI

近年来美国对华政策中出现了多种新变化,其中最为深刻的是对华战略认知的变化。美国是否已经形成了新的对华战略共识?人们对此存在不同看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美国出现了新一轮对华政策辩论,不同观点林林总总,互争短长。从这一意义上说,当前美国并未形成对华战略共识。然而,这其中又正在出现比较一致的看法和主张,也即认为中国咄咄逼人,美应对华强硬,要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压制住中国的进一步上升。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认为美战略界已形成了一种新的对华战略共识。     

西方对华政策的嬗变——以七国集团为例

2021年以来七国集团的涉华议题急速增多,集体遏压中国的态势明显。七国集团从融合中国、接纳中国共同推进全球治理到转向遏压中国,这一逆转值得深入研究。以七国集团涉华文献为基础,梳理七国集团对华政策的演变,聚焦经济、安全、价值观方面的主要涉华议题,可以深入了解西方对华政策调整的特点和前景。冷战结束30年后,西方阵营重现针对一个特定大国的政策,联合应对所谓中国挑战,集团式的对华政策成形。西方阵营的对华政策与冷战时期西方的对苏政策并无本质区别,都是为了维护西方国家在现有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西方对华博弈的大幕开启,其走向取决于双方未来的互动和选择。     

战后初期斯大林对华“双轨”政策的形成

战后初期是斯大林对华政策框架的基本形成阶段。雅尔塔《秘密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基本上确立了战后苏联对华外交的基本框架。在此框架下,为了维护苏联的根本利益,斯大林一方面积极履行在谈判中的承诺,将国民党政府作为主要合作对象,督促中共领导人赴重庆谈判;另一方面出于对美蒋独占东北的忧惧,先是有计划地将抗联部队部署到东北的战略要地,后又对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提供积极援助。由此,战后初期斯大林的对华政策体现出鲜明的"双轨"性。在这种"双轨"政策下,苏联与中共在东北逐渐形成了一种战略性的关系,这对中共全国战略的形成与实施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利用已解密的中、苏、美外交档案,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前后斯大林对华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考察,可以探寻战后初期斯大林对华"双轨"政策的形成及特点。     

试析冷战后老挝的对华政策

冷战结束后 ,老挝加快了对华方针和政策的调整 ,两国关系在经历曲折后得到了全面恢复和发展。老挝实施新的对华政策具有积极意义。未来老挝对华政策的总趋势将是继续促进两国睦邻友好和全面合作关系的平稳发展。     

1946～1947年美国对华军火禁运的几个问题

1946~1947年美国对华军火禁运是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举措。在马歇尔调停期间,为了压制蒋介石配合调停,1946年7月29日马歇尔宣布停止向国民政府提供美援。在蒋介石未做出相应回应的前提下,8月18日杜鲁门总统认可了这一禁令。这项为调停而设计的政策,并没有产生马歇尔预期的影响。不过,它部分地导致了国民党军队军火供应的严重短缺。针对军火禁运给国民党军队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围绕着禁令的解除,美国国务院与军方展开了激烈辩论,在国际冷战加剧的背景下,美国国务院最终同意解除对华军火禁运。     

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华核战争准备(1960～1969)——基于对“统一作战行动计划”的考察

基于冷战对抗与遏制的对华安全观,从艾森豪威尔政府到约翰逊政府,面对致力于发展核武器进而拥有了核武器的中国,美国在其以对苏联为主的核战争框架内,秘密设计了以战略核打击为主干的对华核战争预案,这就是极隐秘的"统一作战行动计划"。美国谋求基于美军的核力量优势,在中美两国的大规模冲突中,先发制人对华发动核打击或动用核反击来毁灭中国的核武装及城市人口,最大限度地削弱中国的实力与潜力。即便美苏爆发战争而中国并不参战,美国仍计划全面毁灭中国,阻止中国在美苏战后成为仅存的工业强权。这种乖戾的进攻性思维及深刻的疑惧心理,在美国对华核防务及宏观战略框架内从未消失,并对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对华战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对华“对冲战略”的演变

冷战后美国一直在摸索应对中国崛起的最佳战略。在小布什政府"遏制+接触"战略的基础上,奥巴马政府逐渐对华形成了"强协同—强对抗"型"对冲战略"。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再次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这些调整并不意味着"对冲战略"的终结,而是对奥巴马政府对华"对冲战略"的"批判性"继承,是美国对华战略逐步调整、演进过程中的一次最新尝试。随着中美实力地位差距进一步缩小和美国对华疑虑急剧增加,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已逐渐向"弱协同—强对抗"型"对冲战略"演变,具有向对抗性战略演变的趋势,中美关系也可能因此面临比奥巴马政府时期更为强劲的下行压力。短期来看,特朗普政府尚不具备与中国彻底决裂的外在条件和内部动力,美国的国内外状况和双方高度相关的利益基础使得双边关系仍具有"竞而不破"的可能。从长期来看,美国对华战略的走向并不仅仅取决于美国,也取决于中国的应对态度和方式,中国在塑造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将变得更为重要。     

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变化如何重塑对华政策

在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大背景下,经历重要变化的美国国内政治生态正在全方位塑造其对华政策。在政治理念层面,美国民粹主义扭转对华政策价值取向,改变对中国的身份界定,塑造消极的对华政策政治与社会环境。在政治结构层面,随着共和、民主两党热衷于拥抱本土化势力而排斥全球化势力,倡导并实施越来越强硬的对华政策,美国社会中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力量日趋式微和边缘化。在政治过程层面,对华政策成为国内政治的抓手和两党博弈的筹码,对华行为趋向极端化,越来越具有对抗性和冒险性。鉴于美国对华政策愈来愈受其国内政治的驱动,中国要善于利用利益、力量以及国际制度与规范,从外部塑造美国的对华行为。     

冷战后文莱的对华关系与政策

冷战后 ,文莱对华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加强。本文认为 ,作为东盟成员国的一员 ,文莱对华政策的调整 ,是以东盟对华政策的战略调整为基石 ,据此 ,本文探讨了冷战后东盟对华政策的调整与变化及对文莱对华关系与政策的影响。     

泰国对华人群体“中国性”认识的嬗变——以泰国文学中的华人形象为例

本文从泰国文学入手,通过不同时期泰国文学作品中呈现的华人及中国形象,探讨泰国华人群体的“中国性”问题.泰国政府对华人“中国性”的态度经历了从前现代时期的漠视,到民族主义时期视其为“泰国性”的竞争性“他者”,再到冷战时期视其为意识形态的威胁,及至崇尚多元化的当代全球化时代,以宽容、开放的心态对其泰然视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华人身上的“中国性”也在不断嬗变,从最初区隔于主体社会之外,到对抗同化,再到逐渐形成双重认同,最终融入泰国社会,成为社会主体人群,并形成了“华泰杂糅”的新华人文化,逐渐发展为一种“泰华性”.它既有别于传统泰民族主义的狭义的“泰国性”,也不同于基于中国本位的“中国性”,实际上是当代新“泰国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浅析认知变量对欧洲安全观变化的影响

欧洲战略文化从冷战时期的防御型模式向冷战后的干预型模式转变,其中,认知变量对战略文化中的核心要素——安全观的变化起着重要的作用。认知变量主要包括四大变量,即内生变量、外生变量,传导变量和干扰变量。由于认知变量发生变化,导致欧洲国家在冷战后不再把苏联作为主要威胁来源,而把非传统安全威胁,特别是人道主义灾难作为主要威胁来源,确定了新的威胁来源和安全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于安全战略方面的基本认知规范,从而导致欧洲战略文化模式的变迁。本文主要从战略文化的理论角度出发,围绕安全观及其认知变量的概念,简要阐述认知变量如何影响安全观,从而更好地理解欧洲安全观改变的原因,以及这些变化对欧洲战略文化的影响。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中美关系

中国是亚太地区大国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因此美国总是将中国放在其国家安全战略全局、国际战略格局全局和亚太地区战略态势全局来观察和分析,并据此制定对华政策和确定美中关系走向。中美之间的互动也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产生重要影响。冷战时期,美国制定对苏遏制的国家安全战略,特别是根据中苏关系状态来确定美国对华政策和美中关系。冷战后,美国根据建立“世界新秩序”和全球反恐的国家安全战略,对华交替采用“接触”与“制约”政策。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和全球反恐取得一定进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涉华议题越来越多。在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威胁”到其全球主导地位后,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从“大国战略竞争”国家安全战略出发,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存在三大内在矛盾,中美关系正经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从自由国际主义到现实制度主义:国内政治与二战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变迁的逻辑

二战结束以来,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有效应对大国战略竞争带来的挑战,美国外交在实践中先后形成了针对苏联与中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围绕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国际关系学界先后提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对两者进行整合与优化的现实制度主义等基本范式加以解释.然而,这些既有研究普遍聚焦于国际体系层次,对中观层面的逻辑关注不足,因此存在经验解释方面的问题.基于此,文章尝试在体系变量的基础上引入国内政治变量,通过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表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存在一种以内外互动为基础的底层逻辑,即不同时期国际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制度及经济结构之间的共振,使美国多元化的社会力量产生了差异化和动态化的外交利益诉求,从而引发了国内政治联盟的周期性分化重组,塑造出相应阶段主导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制定的国内政治结构.按照这一框架,二战后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经历了以国内政治逻辑为导向的两次重大变迁,即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与两党冷战共识体制下的自由国际主义对苏竞争战略,以及政治联盟均势与两党对等极化体制下的现实制度主义对华竞争战略.基于此,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提供了阐释其对苏与对华竞争战略出现根本差异的新视角,其对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未来走向的影响应予以密切关注.     

泰国政府积极推动对华经贸关系的原因分析

近年来泰国政府积极推动对华经贸关系并取得了较快的发展。泰国政府采取积极态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经济方面主要是希望借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带动泰国经济复苏 ,而地区政治方面则是准备在东盟主导权争夺中打“中国牌”。此外 ,泰国国内政治集权趋势的出现也为政府贯彻对华政策提供了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