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议题联盟与复合安全化实践：美国关键矿产联盟的构建逻辑

随着碳中和共识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主流认知,关键矿产作为支撑清洁能源转型的核心要素,对一国在世界低碳秩序转型中能否获得绿色竞争优势具有重要影响。面对中国等新兴大国的绿色崛起,美国对本国在关键矿产供应上的结构性劣势产生了浓重的霸权焦虑和不安全感。为此,美国选择对传统联盟体系进行调整,试图通过构建绿色议题联盟重塑对竞争对手的战略优势。为了解决联盟调整过程中的合法性约束和政策性约束,美国开启了复合安全化实践。其中,美国的安全化话语实践框定了联盟调整的合法性问题,针对国内民众和外部盟友塑造了关键矿产领域的不安全感,明确了议题联盟需要对抗的目标和具体做法。美国的安全化政策实践则在话语实践的基础上推动了与外部盟友之间在关键矿产问题上的政策协调,在双边和多边层面建立了一系列相互嵌套、兼顾多方位需求的合作机制。安全化话语实践和安全化政策实践相互交织,推动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关键矿产联盟不断成形。然而,美国关键矿产联盟在理念、分歧管理和资源支撑等方面都存在较为明显的缺陷,其效力难以达到美国政府的预期。     

论阿巴安全环境的脆弱性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安全环境受边界纠纷、跨境民族问题、两国国内外局势影响,具有明显的脆弱性。加深对这一脆弱性的认识,有利于加强阿巴安全环境的建设。     

安全化操作与美国全球供应链政策的战略性调适

2021年美国拜登政府施政伊始就推动了一系列关于供应链的新政策,特别是以“国家安全”为叙事手段强化国内产业政策,扶持先进制造业和新兴技术研发,并联合安全盟友构建关键产业国际供应链联盟。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的新供应链政策进一步强调了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并重的原则。对于这种政策转变的本质,相关研究出现了战略性转变和功能性转变等两种观点。从理论逻辑看,经济政策的安全化分析路径,可以剖析全球供应链的安全效应,明晰经济和安全策略组合的类型,从而进一步揭示美国新供应链政策“混合式安全化操作”的生成机制。从政策实践看,拜登政府针对供应链问题的安全化操作主要呈现两个新的特点,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的兼顾供应链安全与大国战略竞争,二是以国内投资重塑产业链,并配合国际运作以形成关键产业供应链联盟,从而对战略对手实施经济权术。这些新政策面临着战略利益和市场力量之间的张力,存在诸多制约,其带来的政策冲击也为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复苏增加了不确定性。     

冰上丝绸之路安全风险的韧性治理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提出了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其中,维护和保障冰上丝绸之路安全已成为重大的现实需求.但是冰上丝绸之路沿线环境条件恶劣、地缘政治问题突出、各方利益协调困难,基于传统风险管控理论风险预测—风险管理的研究范式在冰上丝绸之路安全研究中呈现出很大的局限性.为此,本文提出了在韧性理论框架下对冰上丝绸之路的安全风险进行治理的构想,将风险暴露且产生冲击(即扰动)作为韧性能力损失的必要条件,承认风险暴露的常态化,聚焦韧性治理能力建设,关注安全风险对韧性治理能力的动态冲击.从吸收—适应—恢复三个空间维度解析韧性治理能力的层次结构,从扰动之前—扰动过程—扰动之后三个时间阶段分析韧性治理能力对风险的管控机理,最后从形成定期风险评估制度、构建冰上丝绸之路技术—社会安全保障体系、落实冰上丝绸之路命运共同体理念三个方面提出了冰上丝绸之路安全风险韧性治理策略.     

美国全球供应链调整的国家安全逻辑及实现路径

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国家安全在美国全球供应链调整中的影响日益彰显。在国家安全的视域下,美国政府调整全球供应链的逻辑依据为“国防论”与“选择性贸易保护主义”。美国的国家安全侧重国家利益与价值,全球供应链调整则诉求产品(或服务)的可替换性,二者交互作用,贸易保护主义性质的“国防论”与“选择性贸易保护主义”就成为分析美国全球供应链调整的理论分析框架。“国防论”侧重诠释具有国防意义产品(或服务)的进出口,而“选择性贸易保护主义”则分析了普通贸易实践对美国整体福利乃至国家安全的损害。美国在国家安全视域下调整全球供应链的路径依赖于软硬两种手段。一是无弹性的硬手段,表现为官僚体制、决策机制、相关法律制度与管理规范,美国全球供应链上的企业必须遵守,其具有吓阻功能。二是具有弹性的软手段,体现为国家战略以及政策说明等,其不具有强制性。基于此,这一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厘清时下美国政府变动不居的对华经贸政策,构建合作与开放的中美经贸关系。     

美国应对国际安全问题的行为逻辑

美国应对国际安全问题的核心目标是维持其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当美国认为应对国际安全问题有利于维持其主导地位时,多采用“多边主义”政策;当认为不利于维持其主导地位时,则由“议题性质”决定美国将采用何种政策。议题性质由“威胁认知”与“威胁界定”两个次级影响因素构成。其中,威胁认知是决定美国应对国际安全问题的首要影响因素,当美国决策者对有关国际安全问题的威胁认知高时,就采取单边主义行动;当其对有关国际安全问题的威胁认知低时,则实行减少国际参与、逃避国际责任的孤立主义政策。威胁界定作为次要影响因素,与威胁认知一同塑造美国的政策选择。当威胁认知高且威胁界定损害国际秩序支柱时,美国通常采用防御性单边主义政策;当威胁认知高且威胁界定不损害国际秩序支柱时,则实行进攻性单边主义政策。在美国应对国际安全问题时,由于维持主导地位的思想与国际安全治理的理念背道而驰,导致美国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愿望和规则难以转化为基础性共识;在此类不能转化为基础共识的情况下,美国将会采取有悖于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法的行动,以维持其主导地位,也对国际社会稳定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     

全球安全倡议的文明基底、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全球安全倡议根植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并因此展现出以合作安全、开放安全、共同安全与多边安全为特征的理论逻辑。美国出于维护其全球霸权的动机,对亚太地区施加以竞争安全、封闭安全、分割安全和单边安全为特征的传统安全范式,导致该地区大国战略博弈日益加剧、安全阵营化趋势加快、安全困境螺旋上升和非传统安全竞争日趋升温,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全球安全倡议提供了一个新的安全范式,即以合作安全应对竞争安全、以开放安全对抗封闭安全、以共同安全替代分割安全、以多边安全超越单边安全。针对美国推行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全球安全倡议为实现亚太地区的普遍安全和持久和平提供了实践路径,包括促进地区大国良性互动、完善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机制、塑造地区国家间的相互信任,以及强化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     

脆弱性视角下气候变化与暴力冲突的传导机制探究

气候变化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暴力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但气候变化与暴力冲突之间的因果传导机制仍需要进行深入探究。作者从脆弱性的视角出发,探索从气候变化到暴力冲突的传导机制,基于复杂交织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通过联系的独立性和多重性,分析了气候冲突的三级传导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脆弱性在气候变化与暴力冲突复合传导机制中的结构性地位。文章从生态、经济、社会和政治四个方面对脆弱性进行阐述,并分析了其在气候冲突传导机制中的作用。气候变化是暴力冲突的一种外源性触发器,脆弱性作为社会内生性因素在气候冲突风险中发挥一种屏障作用。脆弱性升高将会造成国家对暴力冲突风险的屏障作用减弱,导致气候冲突风险显著上升。     

气候安全与霸权护持：美国气候安全战略的全球推进

随着气候地缘对世界格局变迁影响的不断增强,气候安全逐步成为霸权护持的新型塑造变量,即霸权国以气候威胁识别与安全保障为抓手,全面提升自身在全球低碳转型中的军事、经济、制度和话语霸权。经过二十余年的气候议题安全化进程,美国已形成较为完备的气候安全战略。拜登政府将应对气候危机全面嵌入内政外交之中,通过多种路径推进其气候安全战略,包括凝聚盟友气候危机共识并启动北约气候安全框架;增强军队气候韧性以推进全球气候地缘敏感地区的军事部署;强化美国在绿色技术联盟与清洁能源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提升自身在全球气候安全治理中的议题设置权与话语权;在“印太”框架下主导符合气候安全与人权规则的可持续基建标准等。但美国这种“国家安全至上”的全球气候安全拓展路径难以在国家安全目标和人类安全目标之间达成平衡,气候危机应对需要兼顾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在“发展—安全”理念基础上推进平衡、协调、包容的全球气候安全治理新秩序。     

权力危机与安全悖论--美国"新帝国"论反思

本文在介绍"新帝国"论的产生及内涵的基础上对其权力观和安全观进行反思,认为其致命的弱点表现在权力危机和安全悖论两个方面,权力危机主要表现在对硬权力运用的不均衡和对软权力的忽视,而安全悖论即是指其主张的以绝对实力追求绝对安全的不现实和不可行性.正是这两方面决定了美国"新帝国"的没落结局.     

The Race for Critical Minerals in an Era of Geopolitical Realignments

ABSTRACT

The decarbonis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y in response to the climate crisis and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featur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nd 5G networks (massively accelerated in response to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has triggered a race to secure uninterrupted access to critical raw minerals (CRMs) that are indispensable inputs for high-technology applications. Moreover,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hich unites Eurasia and Africa and loops in South America into a seamless space of trade, infrastructure and digital connectivity, challenges the dominance of traditional industrial powers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Japan) and requires critical minerals. Rare earths, lithium and cobalt – among the most critical of the CRMs – are found in high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creating hotspots of contention, especially in unstable parts of the world. 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accelerate, securing access to these materials will both impact and help shape geopolitics in the years to come.     

霸权的逻辑：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多边转向

二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构筑起双边联盟体系,但近年来对于加强多边安全合作更为积极。美国近几届政府在亚太安全战略方面作出了重大调整,从奥巴马政府到拜登政府都在推动双边合作转向多边合作,而为何发生这一转变值得探讨。美国在权力优势明显时,倾向于采取双边合作;当美国权力优势缩小时,更加重视多边合作,其安全合作形式是接近于联盟还是相对松散的安全合作,则取决于外部威胁性质和内部分歧大小。美国亚太安全合作形式的调整取决于中美实力差距、外部威胁变化和成员国分歧,多边形式可以更大范围地进行国际动员,最大程度地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拥有稳固的合作基础、灵活的多边形式和共同的身份认同,有助于美国调动战略资源和联合应对共同关注的威胁。亚太多边安全合作增强了美国的安全动员能力,冲击了亚太地区秩序,给中国带来较大的安全压力。但不同合作机制也面临合作程度不一、成员战略分歧和合作议题分散的影响,合作进程存在着不确定性。     

美国“一体化威慑”的战略逻辑：以AUKUS的演进为范例

在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拜登政府正式提出并实践“一体化威慑”战略概念。“一体化威慑”意味着通过跨越领域、区域、冲突域、部门、盟国和伙伴等五个维度的“一体化”调度,统筹“拒止性威慑”“韧性威慑”“直接和集体施加成本进行威慑”三种威慑逻辑,针对特定的竞争对手和安全问题施加威慑。在战略逻辑上,美国以“不对称多极”格局为基础,以海洋特别是西太平洋为主要场域,以中国为主要威慑对象并以“印太”为建构区域,通过“网络化”的作用方式,灵活统筹并“量身定制”地施加威慑。在“印太战略”推进下,“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成为美国实施“一体化威慑”的范例。AUKUS由美国联合最亲密盟友发起,针对美国所谓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以西太平洋特别是南海、台海、东海为战略前沿,通过将“欧洲—大西洋”引入“印度—太平洋”来加强跨区域威慑,并以“全政府”方式运作,囊括核潜艇、高超声速等先进能力、网络和太空等重要领域,考虑不同冲突形态,不断取得进展。然而,AUKUS的进一步推进将面临诸多“一体化威慑”固有的内在和外在困难,未来仍存在不确定性。     

美国生物防御政策与国家安全

生物防御政策是美国政府旨在应对生物威胁、降低生物风险以及为生物事故事先准备、响应及恢复的行动纲要。自21世纪初以来,美国历届总统皆格外注重生物防御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从小布什到特朗普,一共颁布了六部相关法案,发布了七份国家战略报告,签发了五项行政命令,通过拨付巨额经费,设置若干专门机构,整合各种资源,加强国际合作等方式,不断提升生物防御和生物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旨在为美国构筑一道双向度、立体化、全谱系的"生物安全屏障"。究其原因,主要是为了应对恐怖组织不断寻求生物武器给美国带来的威胁,敌对国家不断掌握和研制生物武器产生的持续性压力以及国际社会的相关立法约束乏力。美国生物防御政策对全球生物安全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通过与其他国家、相关国际组织展开交流与对话,为其提供生物安全援助等方式推动该领域的国际合作;另一方面,自身庞大的生物防御项目、巨额的经费投入、本国安全利益"唯上"的思维又使全球生物安全形势面临恶化的风险。     

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演变与逻辑

近年来,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持续发酵,逐渐形成安全利益、理念和地区安全秩序构想的全面对立态势,成为影响中美和平共处的重要因素。秩序疑虑与热点问题的对立是中美在亚太地区安全矛盾的主要表现。中美亚太安全矛盾的全方位突显,根本上源于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权力转移态势,是中美总体力量差距背景下局部力量平衡的表现。这种力量平衡表现为:中国作为地区经济中心与美国作为地区安全中心的“二元结构平衡”;中国作为陆权大国与美国作为海权大国的“陆海权力平衡”;在中国近海区域,中美权力均衡态势初步形成。在此过程中,中美对既有安全矛盾管理的失效以及彼此安全威胁认知的反复塑造,客观上增强了矛盾对立的烈度,安全困境逐步形成。随着权力消长和政策互动,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困境,逐步呈现出从经典安全困境转向“国家引导型的安全困境”加剧的趋势。未来,中美亚太安全矛盾仍然会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而经济相互依存趋势、技术发展引发的军事威慑变化、意识形态竞争以及非传统安全合作等因素,则将决定既有安全矛盾是否会走向冲突。     

金砖国家粮食安全合作评析

粮食安全与否,对人、国家和国际体系的安全都意义重大。它所产生的威胁具有高度跨国性、扩散性、嬗变性、多层面性和多向度性,是典型的非传统安全。实现粮食安全,要超越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安全观念和手段,建立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为基础的粮食安全治理体系,构建多层次和大规模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金砖国家粮食安全合作,有利于提升各成员国的粮食安全水平,促进金砖国家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高金砖国家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能力,推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改革,构建金砖国家命运共同体。作为金砖国家非传统安全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砖国家粮食安全合作基本确立了合作架构,初步搭建农业科技信息平台,金砖农业实力不断壮大,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中实现有限合作,具有了金砖国家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雏形。但其仍然面临着合作动力减弱、合作机制不完善和合作领域亟待深化的挑战。只有金砖国家真正树立并践行新安全观,才能聚合各方诉求,加强合作动力,深化气候、科技创新、农业贸易投资便利化、信息交流与共享等领域的合作,完善政府、科研、企业三位一体的合作机制,推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向更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     

美国国家安全认知的新视阈：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革命性技术,正在从根本上变革国际社会的发展进程及方式。面对这一发展趋势,美国已将人工智能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人工智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首先,人工智能是影响和塑造未来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变量。人工智能能够优化美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力量配比,弥合并纠正美国社会内部的分裂和失序状况,并助推美国军事实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其次,有效克服人工智能的负面效应是确保未来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人工智能可能引发诸多社会和道德问题,其固有的缺陷也将增加战争决策的风险成本,还可能增加武装冲突的频率和强度。最后,美国强调中国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未来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已无法避免,美国认为中国正在试图“挑战”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为应对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对华遏制政策,中国应制定和形成人工智能研发以及应用规则和规范;通过制度化协调与合作来规制中美关系,努力避免“科技冷战”的发生。     

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安全文化的退化

安全文化是一个社群就怎样界定安全和安全威胁、怎样保障和实现安全所达成的主体间理解和共同知识。冷战之后,全球化推动了一个全球社会的初步形成,因之也催生了一种以开放安全、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为基本内容的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的雏形。但是由于全球治理失灵,不断出现且日益积累的全球性威胁得不到有效应对,民粹现实主义强势兴起,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屡遭重创,开始向以封闭安全、孤立安全、零和安全的冲突型安全文化转变,明显降低了国际安全合作的几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的失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虽然人类向共同体进化的历史大趋势不可阻挡,但在一段时间内,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与冲突型全球安全文化的激烈竞争将会是国际关系的新常态。     

超越困境:2010年以来中美安全博弈及其影响

2010年前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赶超,东亚安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深感"权力转移"之忧的美国试图以"重返亚太"及"亚太再平衡"战略来缓阻中国崛起的势头,此战略调整客观上极大地刺激了东亚地区个别国家"借美制华"的念头,它们试图以制造安全事端来"引美入亚"。美国也愿借助这些国家对华挑衅来增强其亚太战略调整的效果。对此,和平崛起的中国不得不积极应对日益严峻的周边安全形势,采取"缓美抑边"之对策,即在维护国家主权与核心利益的前提下,缓和对美关系,同时坚决回击个别国家对中国主权的严重挑衅。中美之间的安全博弈虽有所加剧,但主客观条件决定了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新冷战,中美两国终将走出大国博弈的安全困境。此轮中美安全博弈对当今国际安全格局产生了很大影响,它导致中国战略西向,积极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在亚太国际安全格局中的地位有所上升;美国可能陷于东西两线作战的尴尬境地,美国在国际安全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下降;大国安全博弈中心西移,国际安全格局呈现某种"西升东降"之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