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议题联盟与复合安全化实践：美国关键矿产联盟的构建逻辑

随着碳中和共识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主流认知,关键矿产作为支撑清洁能源转型的核心要素,对一国在世界低碳秩序转型中能否获得绿色竞争优势具有重要影响。面对中国等新兴大国的绿色崛起,美国对本国在关键矿产供应上的结构性劣势产生了浓重的霸权焦虑和不安全感。为此,美国选择对传统联盟体系进行调整,试图通过构建绿色议题联盟重塑对竞争对手的战略优势。为了解决联盟调整过程中的合法性约束和政策性约束,美国开启了复合安全化实践。其中,美国的安全化话语实践框定了联盟调整的合法性问题,针对国内民众和外部盟友塑造了关键矿产领域的不安全感,明确了议题联盟需要对抗的目标和具体做法。美国的安全化政策实践则在话语实践的基础上推动了与外部盟友之间在关键矿产问题上的政策协调,在双边和多边层面建立了一系列相互嵌套、兼顾多方位需求的合作机制。安全化话语实践和安全化政策实践相互交织,推动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关键矿产联盟不断成形。然而,美国关键矿产联盟在理念、分歧管理和资源支撑等方面都存在较为明显的缺陷,其效力难以达到美国政府的预期。     

论阿巴安全环境的脆弱性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安全环境受边界纠纷、跨境民族问题、两国国内外局势影响,具有明显的脆弱性。加深对这一脆弱性的认识,有利于加强阿巴安全环境的建设。     

安全化操作与美国全球供应链政策的战略性调适

2021年美国拜登政府施政伊始就推动了一系列关于供应链的新政策,特别是以“国家安全”为叙事手段强化国内产业政策,扶持先进制造业和新兴技术研发,并联合安全盟友构建关键产业国际供应链联盟。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的新供应链政策进一步强调了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并重的原则。对于这种政策转变的本质,相关研究出现了战略性转变和功能性转变等两种观点。从理论逻辑看,经济政策的安全化分析路径,可以剖析全球供应链的安全效应,明晰经济和安全策略组合的类型,从而进一步揭示美国新供应链政策“混合式安全化操作”的生成机制。从政策实践看,拜登政府针对供应链问题的安全化操作主要呈现两个新的特点,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的兼顾供应链安全与大国战略竞争,二是以国内投资重塑产业链,并配合国际运作以形成关键产业供应链联盟,从而对战略对手实施经济权术。这些新政策面临着战略利益和市场力量之间的张力,存在诸多制约,其带来的政策冲击也为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复苏增加了不确定性。     

冰上丝绸之路安全风险的韧性治理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提出了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其中,维护和保障冰上丝绸之路安全已成为重大的现实需求.但是冰上丝绸之路沿线环境条件恶劣、地缘政治问题突出、各方利益协调困难,基于传统风险管控理论风险预测—风险管理的研究范式在冰上丝绸之路安全研究中呈现出很大的局限性.为此,本文提出了在韧性理论框架下对冰上丝绸之路的安全风险进行治理的构想,将风险暴露且产生冲击(即扰动)作为韧性能力损失的必要条件,承认风险暴露的常态化,聚焦韧性治理能力建设,关注安全风险对韧性治理能力的动态冲击.从吸收—适应—恢复三个空间维度解析韧性治理能力的层次结构,从扰动之前—扰动过程—扰动之后三个时间阶段分析韧性治理能力对风险的管控机理,最后从形成定期风险评估制度、构建冰上丝绸之路技术—社会安全保障体系、落实冰上丝绸之路命运共同体理念三个方面提出了冰上丝绸之路安全风险韧性治理策略.     

美国全球供应链调整的国家安全逻辑及实现路径

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国家安全在美国全球供应链调整中的影响日益彰显。在国家安全的视域下,美国政府调整全球供应链的逻辑依据为“国防论”与“选择性贸易保护主义”。美国的国家安全侧重国家利益与价值,全球供应链调整则诉求产品(或服务)的可替换性,二者交互作用,贸易保护主义性质的“国防论”与“选择性贸易保护主义”就成为分析美国全球供应链调整的理论分析框架。“国防论”侧重诠释具有国防意义产品(或服务)的进出口,而“选择性贸易保护主义”则分析了普通贸易实践对美国整体福利乃至国家安全的损害。美国在国家安全视域下调整全球供应链的路径依赖于软硬两种手段。一是无弹性的硬手段,表现为官僚体制、决策机制、相关法律制度与管理规范,美国全球供应链上的企业必须遵守,其具有吓阻功能。二是具有弹性的软手段,体现为国家战略以及政策说明等,其不具有强制性。基于此,这一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厘清时下美国政府变动不居的对华经贸政策,构建合作与开放的中美经贸关系。     

美国应对国际安全问题的行为逻辑

美国应对国际安全问题的核心目标是维持其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当美国认为应对国际安全问题有利于维持其主导地位时,多采用“多边主义”政策;当认为不利于维持其主导地位时,则由“议题性质”决定美国将采用何种政策。议题性质由“威胁认知”与“威胁界定”两个次级影响因素构成。其中,威胁认知是决定美国应对国际安全问题的首要影响因素,当美国决策者对有关国际安全问题的威胁认知高时,就采取单边主义行动;当其对有关国际安全问题的威胁认知低时,则实行减少国际参与、逃避国际责任的孤立主义政策。威胁界定作为次要影响因素,与威胁认知一同塑造美国的政策选择。当威胁认知高且威胁界定损害国际秩序支柱时,美国通常采用防御性单边主义政策;当威胁认知高且威胁界定不损害国际秩序支柱时,则实行进攻性单边主义政策。在美国应对国际安全问题时,由于维持主导地位的思想与国际安全治理的理念背道而驰,导致美国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愿望和规则难以转化为基础性共识;在此类不能转化为基础共识的情况下,美国将会采取有悖于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法的行动,以维持其主导地位,也对国际社会稳定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     

全球安全倡议的文明基底、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全球安全倡议根植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并因此展现出以合作安全、开放安全、共同安全与多边安全为特征的理论逻辑。美国出于维护其全球霸权的动机,对亚太地区施加以竞争安全、封闭安全、分割安全和单边安全为特征的传统安全范式,导致该地区大国战略博弈日益加剧、安全阵营化趋势加快、安全困境螺旋上升和非传统安全竞争日趋升温,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全球安全倡议提供了一个新的安全范式,即以合作安全应对竞争安全、以开放安全对抗封闭安全、以共同安全替代分割安全、以多边安全超越单边安全。针对美国推行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全球安全倡议为实现亚太地区的普遍安全和持久和平提供了实践路径,包括促进地区大国良性互动、完善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机制、塑造地区国家间的相互信任,以及强化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     

脆弱性视角下气候变化与暴力冲突的传导机制探究

气候变化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暴力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但气候变化与暴力冲突之间的因果传导机制仍需要进行深入探究。作者从脆弱性的视角出发,探索从气候变化到暴力冲突的传导机制,基于复杂交织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通过联系的独立性和多重性,分析了气候冲突的三级传导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脆弱性在气候变化与暴力冲突复合传导机制中的结构性地位。文章从生态、经济、社会和政治四个方面对脆弱性进行阐述,并分析了其在气候冲突传导机制中的作用。气候变化是暴力冲突的一种外源性触发器,脆弱性作为社会内生性因素在气候冲突风险中发挥一种屏障作用。脆弱性升高将会造成国家对暴力冲突风险的屏障作用减弱,导致气候冲突风险显著上升。     

气候安全与霸权护持：美国气候安全战略的全球推进

随着气候地缘对世界格局变迁影响的不断增强,气候安全逐步成为霸权护持的新型塑造变量,即霸权国以气候威胁识别与安全保障为抓手,全面提升自身在全球低碳转型中的军事、经济、制度和话语霸权。经过二十余年的气候议题安全化进程,美国已形成较为完备的气候安全战略。拜登政府将应对气候危机全面嵌入内政外交之中,通过多种路径推进其气候安全战略,包括凝聚盟友气候危机共识并启动北约气候安全框架;增强军队气候韧性以推进全球气候地缘敏感地区的军事部署;强化美国在绿色技术联盟与清洁能源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提升自身在全球气候安全治理中的议题设置权与话语权;在“印太”框架下主导符合气候安全与人权规则的可持续基建标准等。但美国这种“国家安全至上”的全球气候安全拓展路径难以在国家安全目标和人类安全目标之间达成平衡,气候危机应对需要兼顾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在“发展—安全”理念基础上推进平衡、协调、包容的全球气候安全治理新秩序。     

权力危机与安全悖论--美国"新帝国"论反思

本文在介绍"新帝国"论的产生及内涵的基础上对其权力观和安全观进行反思,认为其致命的弱点表现在权力危机和安全悖论两个方面,权力危机主要表现在对硬权力运用的不均衡和对软权力的忽视,而安全悖论即是指其主张的以绝对实力追求绝对安全的不现实和不可行性.正是这两方面决定了美国"新帝国"的没落结局.     

The Governance of the Chaotic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ter the Cold War ended,former 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withered while non-traditional ones sprouted.More recently as both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bloom,concern spreads over wheth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can be effective.Worse still,major Western countries' zeal for global governance has cooled,while they turn from being advocates of global governance to obstacles,making the future dimmer.     

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安全文化的退化

安全文化是一个社群就怎样界定安全和安全威胁、怎样保障和实现安全所达成的主体间理解和共同知识。冷战之后,全球化推动了一个全球社会的初步形成,因之也催生了一种以开放安全、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为基本内容的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的雏形。但是由于全球治理失灵,不断出现且日益积累的全球性威胁得不到有效应对,民粹现实主义强势兴起,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屡遭重创,开始向以封闭安全、孤立安全、零和安全的冲突型安全文化转变,明显降低了国际安全合作的几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的失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虽然人类向共同体进化的历史大趋势不可阻挡,但在一段时间内,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与冲突型全球安全文化的激烈竞争将会是国际关系的新常态。     

金砖国家粮食安全合作评析

粮食安全与否,对人、国家和国际体系的安全都意义重大。它所产生的威胁具有高度跨国性、扩散性、嬗变性、多层面性和多向度性,是典型的非传统安全。实现粮食安全,要超越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安全观念和手段,建立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为基础的粮食安全治理体系,构建多层次和大规模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金砖国家粮食安全合作,有利于提升各成员国的粮食安全水平,促进金砖国家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高金砖国家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能力,推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改革,构建金砖国家命运共同体。作为金砖国家非传统安全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砖国家粮食安全合作基本确立了合作架构,初步搭建农业科技信息平台,金砖农业实力不断壮大,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中实现有限合作,具有了金砖国家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雏形。但其仍然面临着合作动力减弱、合作机制不完善和合作领域亟待深化的挑战。只有金砖国家真正树立并践行新安全观,才能聚合各方诉求,加强合作动力,深化气候、科技创新、农业贸易投资便利化、信息交流与共享等领域的合作,完善政府、科研、企业三位一体的合作机制,推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向更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     

全球公域战略与北约安全新理念

“全球公域”系指主权国家管辖之外的人类共有资源、区域与领域。全球公域战略是北约为顺应国际安全形势变化所推出的重要举措,也是其为促进自身转型所采取的关键步骤。在全球公域战略新语境下,北约在继承后冷战时期以“进攻性防御”、“全球性防御”和“预防性防御”为逻辑主线的理念前提下,进一步扬弃创新,继而形成以“综合安全”、“相对安全”与“合作安全”为思想内核的安全新理念。在新战略、新理念的指导下,北约充分动员一切可用的军事和民用资源,审慎而有选择地将有限的力量部署在国际海洋、国际空域、外太空与网络空间等不为任何主权国家所有而全人类安全与繁荣所系之域,以保障其成员国的安全利益与战略优势。面对北约“合作加防范”双轨制全球公域战略,中国宜积极回应、力促合作,同时树立防范意识、加快自身能力建设,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与北约携手为全球公域安全治理贡献力量。     

The European Programme for the protection of critical infrastructures – meta-governing a new security problem?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 (CIP) constitutes a paradigmatic as well as challenging case for EU security governance, which has received limited academic attention to date. This article draws on a heuristic framework to survey the EU's capacities to ‘meta-govern’, that is, to stimulate and steer governance efforts across multiple sectoral and political divides, in this complex issue area. The main part of the paper assesses the European Programme for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 (EPCIP), which comprises a variety of policy instruments and initiatives, on this basis. It is shown that the attempt of an authoritative regulation of European critical infrastructures has remained narrow and of questionable effectiveness. Scientific networks have developed more dynamically, while the participation of private companies and corresponding EU financial instruments are yet to show their potential. Finally, the EU's organizational capacity in CIP suffers from a lack of coordination structures in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but also needs to take the scarcely known Joint Research Centre (JRC) into account. The conclusions highlight the barriers to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of as well as large research gaps on European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policies.     

Editors’ introduction: critical terrorism studies: practice,limits and experience

The articles in this special issue are drawn from papers presented at a conference titled Critical Terrorism Studies: Practice, Limits and Experience. The conference was organised by the Critical Studies on Terrorism Working Group of the British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BISA). The event was supported by both a BISA workshop grant and by Loughborough University’s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CSIG) and was held at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from 9–10 September 2013. The conference aimed to explore what we know about 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 and importantly to ask how we know it. Reflecting the recent “materialist”, “everyday”, “experiential” and “narrative” turns in the field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 Geography and Cultural Theory, the event brought together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to reflect on practices of research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Critical Terrorism Studies and related fields. The articles in this special issue reflect those aims.     

全球数字基建中的国家安全与战略选择

当前,数字基础设施与国家的政治安全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全球数字基建中的国家安全具体表现为数字连接安全,具有脆弱性和不可信任性两大风险特质。受制于技术实力和国际压力双重因素,国家在全球数字基建中面临的安全环境可分为强安全、中等安全、弱安全三类。这三类安全促使国家选择不同的全球数字基建战略。其中,处于强安全环境的国家所面临的脆弱性和不可信任性风险相对较低,因而更容易设定较高安全阈值,刺激国家采取护持战略。中等安全环境中的国家往往采取发展战略与防御战略相结合的方式,并因自身面临的技术实力和国际压力的大小不同,形成对脆弱性与不可信任性两大风险的认知差异,在选择发展战略与防御战略时会有所侧重。弱安全环境中的国家在技术实力方面均相对不足,因而在面临较大国际压力时倾向于选择防御战略,当面临的国际压力较小时则更容易选择依附战略。中国的数字连接环境正处于中等安全水平,在参与全球数字基建时须综合运用防御战略与发展战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平台,致力于塑造全球数字连接环境的共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