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经济安全同盟：构建“集体韧性”体系

在对华“脱钩”政策难以奏效的情况下，美国开始推进“集体韧性”战略，即纠集所谓的志同道合国家构筑排除中国的技术联盟和供应链联盟。日本在这一新的联盟网络中处于关键地位。美日两国在出口管制、外资审查、半导体制造、移动通信网络和数字贸易规则等一系列经济安全政策领域启动了双边及多边合作，迈出了走向经济安全同盟的步伐。但美国的政策服务于本国优先的国内政治和遏制中国的地缘战略，与日本等盟友的立场存在分歧。日本则试图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在安全与经济之间保持平衡。面对经济安全政策、经济民族主义和经济全球化这三股相互竞争的潮流，美日两国都提升了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有可能形成“联手制华”的格局。对此，中国应坚持竞争与合作并重的战略方向，在加强自身竞争力和韧性的同时，深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合作。     

东亚悖论:经济依存与安全戒备

目前对东亚安全起重要作用的中美日三大国在经济上处于一定程度的依存状态。一般来说,经济依存是政治与安全合作的基础。然而目前美国及其战略伙伴日本却"倒行逆施"加强对中国的围堵,使得目前东亚的地缘政治竞争反而变得愈加紧张。为什么造成这样的悖论?本文认为,东亚的安全局势受两个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一是由相互经济依存带来的国家间合作的要求;二是传统的国际政治结构带来的国家间地缘政治竞争。之所以出现这种受双重结构影响的状态,原因在于经济依存关系没有彻底克服传统的国际政治结构性影响,是"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规律的作用。"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规律使得各国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不同,各国彼此之间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程度不同,不同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同。这三者在国际政治中产生的结果是,地缘政治的竞争仍在一定程度上在一些国家间发挥着结构性作用。这样,在这种双重结构性因素共同的作用下,东亚安全局势处于一种"悖论"状态。     

日本加入“印太经济框架”及其影响

2022年5月日本宣布加入“印太经济框架”（IPEF）,旨在拓展其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外交,保障重要商品供应链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及实现社会数字化转型。日本可通过深化与IPEF成员国合作获得短期收益,但IPEF本质上是美国基于地缘政治建立的经济合作构架。长远来看,日本加入IPEF不仅会阻碍中国在“印太”地区开展区域合作,挤占中国全球进出口贸易份额,加剧“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领域竞争,而且可能迟滞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利于世界经济复苏。有鉴于此,中国应认真研判日本加入IPEF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构筑更具韧性的全球供应链,促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美国对中国医药供应链的安全化及重塑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对中国医药供应链安全化的趋势加强。美国认为,由于中国可能会以医药供应链为武器攻击美国,加之中国药品本身质量欠佳,对中国医药的过度依赖正在威胁美国公共安全和国防、地缘政治安全。中美地缘政治矛盾加深、中国医药行业的加速发展对美国全球医药领导者地位构成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美国公共卫生危机等因素叠加演进,成为这一安全化进程的大背景。目前,美国正在酝酿系统性地重塑医药供应链,以摆脱对中国的依赖。美国与中国的医药产业脱钩将使美国大型跨国医药企业利益受损。着眼于中长期,我国医药企业产能存在进一步过剩的风险,医药产业升级的目标可能会受到不利影响。     

气候安全与霸权护持：美国气候安全战略的全球推进

随着气候地缘对世界格局变迁影响的不断增强,气候安全逐步成为霸权护持的新型塑造变量,即霸权国以气候威胁识别与安全保障为抓手,全面提升自身在全球低碳转型中的军事、经济、制度和话语霸权。经过二十余年的气候议题安全化进程,美国已形成较为完备的气候安全战略。拜登政府将应对气候危机全面嵌入内政外交之中,通过多种路径推进其气候安全战略,包括凝聚盟友气候危机共识并启动北约气候安全框架;增强军队气候韧性以推进全球气候地缘敏感地区的军事部署;强化美国在绿色技术联盟与清洁能源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提升自身在全球气候安全治理中的议题设置权与话语权;在“印太”框架下主导符合气候安全与人权规则的可持续基建标准等。但美国这种“国家安全至上”的全球气候安全拓展路径难以在国家安全目标和人类安全目标之间达成平衡,气候危机应对需要兼顾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在“发展—安全”理念基础上推进平衡、协调、包容的全球气候安全治理新秩序。     

安全化操作与美国全球供应链政策的战略性调适

2021年美国拜登政府施政伊始就推动了一系列关于供应链的新政策,特别是以“国家安全”为叙事手段强化国内产业政策,扶持先进制造业和新兴技术研发,并联合安全盟友构建关键产业国际供应链联盟。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的新供应链政策进一步强调了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并重的原则。对于这种政策转变的本质,相关研究出现了战略性转变和功能性转变等两种观点。从理论逻辑看,经济政策的安全化分析路径,可以剖析全球供应链的安全效应,明晰经济和安全策略组合的类型,从而进一步揭示美国新供应链政策“混合式安全化操作”的生成机制。从政策实践看,拜登政府针对供应链问题的安全化操作主要呈现两个新的特点,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的兼顾供应链安全与大国战略竞争,二是以国内投资重塑产业链,并配合国际运作以形成关键产业供应链联盟,从而对战略对手实施经济权术。这些新政策面临着战略利益和市场力量之间的张力,存在诸多制约,其带来的政策冲击也为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复苏增加了不确定性。     

中国东北亚地缘政治安全探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东北亚是中国国家安全环境与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中国在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安全环境严重恶化,屡遭俄日等侵犯,也多次被迫进行反侵略战争。21世纪初,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呈现出"一超主导、三强并存"的特点。美国采取强化东北亚地区霸权政策,联合日韩,拉拢蒙古,遏制中国,打压朝鲜,中国崛起的东北亚地缘安全环境不容乐观。分析中国的东北亚地缘安全环境,科学界定中国的东北亚地缘安全利益,制定恰当的东北亚地缘安全战略,对中国国家安全与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东北亚地缘政治安全探析

东北亚是中国国家安全环境与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中国在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安全环境严重恶化,屡遭俄日等侵犯,也多次被迫进行反侵略战争.21世纪初,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呈现出“一超主导、三强并存”的特点.美国采取强化东北亚地区霸权政策,联合日韩,拉拢蒙古,遏制中国,打压朝鲜,中国崛起的东北亚地缘安全环境不容乐观.分析中国的东北亚地缘安全环境,科学界定中国的东北亚地缘安全利益,制定恰当的东北亚地缘安全战略,对中国国家安全与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红海地区安全治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近年来，红海地区安全治理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安全治理问题呈现新特点且日益复杂化，体现在红海地区“军事化”趋势加剧、域内外国家地缘竞争激烈，以及传统安全威胁和恐怖主义、难民、非法移民、海盗和海上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等方面。红海国家国内政治转型动荡、自身海洋治理能力不足、地区国家间的重重矛盾、地区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等是导致地区安全治理陷入困境的主要因素。在此背景下，美国、欧盟、非盟、伊加特和阿拉伯国家等各方力量探寻出台各自主导的红海地区安全治理方案，但都有其局限性。基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红海地区安全治理的路径应从以下方面着手：推动地区和国家内部由乱向治；促进地区国家发展，以发展促安全；建立包容性安全合作机制，构建红海地区安全共同体，把红海建成和平、合作、和谐之海。     

经典地缘政治理论视域下的“印太”及其内在张力

在中国快速崛起的背景下,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正式以“印太”取代亚太,并制定了“印太战略”作为“印太”的地缘政治指导方略。“印太”和“印太战略”的出台,折射出世界权力转移过渡时期内,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政治竞争日趋紧张。在“印太战略”中,美国试图通过重构亚太地区的盟友及伙伴关系,形成从欧亚大陆东南包围欧亚大陆的“C型战略弧”,制衡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国家的崛起,以及边缘地带国家和枢纽地带国家的联合,继续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政治均势。在“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中,至少蕴含着中美在“印太”地区内围绕着权力地位、国际制度及地区秩序等多重竞争,这些竞争共同构成了“印太”的地缘政治张力。从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构建理路来看,“印太”是对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并且凸显了地缘政治竞争中海权国家和边缘地带国家联合制衡陆权国家和边缘地带国家的联合。     

东亚金融区域主义的兴起及其地缘安全影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持续动荡,以地区金融安全合作为导向的金融区域主义逐步兴起,且成为一种显著的地缘政治经济现象。金融区域主义对地缘安全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地区金融安全,地区金融主义有助于构筑地区金融安全网络,推动地缘经济整合;二是地缘政治安全,地区金融主义会扩大地区大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以及增加地区排斥外围国家干涉本地事务的能力。金融区域主义产生的这些地缘安全影响对不同的行为主体而言,具有不同的意义。首先,东盟作为地区性的经济共同体,会极力反对东亚大国利用金融区域主义将东盟纳入其势力范围之下,威胁东盟的地缘政治安全环境。其次,作为最大出资方,中日对地区货币金融领导权的争夺变得日趋激烈,且形成了持续的冲突性关系,从而削弱了东亚金融安全合作的政治前景。最后,东亚作为美元回流机制中的关键一环,如果将美国排斥在外,无疑会增加东亚地区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矛盾。因而,东亚金融区域主义在兴起的过程中,不仅要看到其稳定地区货币金融秩序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其有可能制造地缘政治安全问题的一面。     

美国气候战略及中美气候合作北大核心

当前全球气候危机加速演进,气候变化与国际战略深度融合,全球气候治理进入大变局和秩序重塑的关键时期。美国拜登政府重启气候新议程,将气候变化议题提升至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中心地位,其战略目标是在全球气候权力重组、气候安全体系重构、气候治理秩序重塑中争夺主导权,拜登政府的气候战略框架已基本成型。统筹应对美国气候战略竞争风险和深入推进COP26后中美气候外交,关系到国际安全体系与全球气候治理新秩序的构建。中美唯有良性互动、拓展合作空间才能维护国际安全及人类在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     

美国生物防御政策与国家安全

生物防御政策是美国政府旨在应对生物威胁、降低生物风险以及为生物事故事先准备、响应及恢复的行动纲要。自21世纪初以来,美国历届总统皆格外注重生物防御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从小布什到特朗普,一共颁布了六部相关法案,发布了七份国家战略报告,签发了五项行政命令,通过拨付巨额经费,设置若干专门机构,整合各种资源,加强国际合作等方式,不断提升生物防御和生物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旨在为美国构筑一道双向度、立体化、全谱系的"生物安全屏障"。究其原因,主要是为了应对恐怖组织不断寻求生物武器给美国带来的威胁,敌对国家不断掌握和研制生物武器产生的持续性压力以及国际社会的相关立法约束乏力。美国生物防御政策对全球生物安全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通过与其他国家、相关国际组织展开交流与对话,为其提供生物安全援助等方式推动该领域的国际合作;另一方面,自身庞大的生物防御项目、巨额的经费投入、本国安全利益"唯上"的思维又使全球生物安全形势面临恶化的风险。     

美国国家安全认知的新视阈：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革命性技术,正在从根本上变革国际社会的发展进程及方式。面对这一发展趋势,美国已将人工智能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人工智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首先,人工智能是影响和塑造未来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变量。人工智能能够优化美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力量配比,弥合并纠正美国社会内部的分裂和失序状况,并助推美国军事实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其次,有效克服人工智能的负面效应是确保未来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人工智能可能引发诸多社会和道德问题,其固有的缺陷也将增加战争决策的风险成本,还可能增加武装冲突的频率和强度。最后,美国强调中国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未来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已无法避免,美国认为中国正在试图“挑战”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为应对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对华遏制政策,中国应制定和形成人工智能研发以及应用规则和规范;通过制度化协调与合作来规制中美关系,努力避免“科技冷战”的发生。     

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的国家安全治理：应用范式、风险识别与路径选择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在为社会提供强大发展动力的同时,也对国家安全治理造成了一系列影响。实际上,人工智能技术与国家安全之间存在一种结构性互动的关系。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基于进化赋能的实践应用,从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以及两者间的重叠领域,为国家安全提供更为有效的维护和保障机制;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也存在着超出预期设想的可能性。因此,人工智能在国家安全治理中的应用就极易在"界域与有效性""效能与可靠性"以及"竞争与稳定性"之间出现矛盾。尤其是在因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所导致的力量失衡以及安全格局的转变下,国家安全就极有可能在国家竞争的稳定性、社会治理的有序性与技术应用的稳定性三方面遭受巨大的冲击。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所导致的国家安全风险已经逐步显现,而全面评估人工智能技术对国家安全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将是解决这一技术安全悖论的关键所在。为此,中国应在紧抓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契机的同时,更要加强对这一技术发展潜在风险的研判和预防,从而维护好中国的国家安全与人民利益。     

美国全球供应链调整的国家安全逻辑及实现路径

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国家安全在美国全球供应链调整中的影响日益彰显。在国家安全的视域下,美国政府调整全球供应链的逻辑依据为“国防论”与“选择性贸易保护主义”。美国的国家安全侧重国家利益与价值,全球供应链调整则诉求产品(或服务)的可替换性,二者交互作用,贸易保护主义性质的“国防论”与“选择性贸易保护主义”就成为分析美国全球供应链调整的理论分析框架。“国防论”侧重诠释具有国防意义产品(或服务)的进出口,而“选择性贸易保护主义”则分析了普通贸易实践对美国整体福利乃至国家安全的损害。美国在国家安全视域下调整全球供应链的路径依赖于软硬两种手段。一是无弹性的硬手段,表现为官僚体制、决策机制、相关法律制度与管理规范,美国全球供应链上的企业必须遵守,其具有吓阻功能。二是具有弹性的软手段,体现为国家战略以及政策说明等,其不具有强制性。基于此,这一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厘清时下美国政府变动不居的对华经贸政策,构建合作与开放的中美经贸关系。     

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与中国策略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来,日益严峻的数据安全风险与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交织叠加,各国围绕数据安全治理规则博弈呈现加剧态势,引发全球数据安全治理问题。各国际行为体虽然已经意识到数据安全治理的重要性,但对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并未形成统一的治理框架。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仅仅由单边、双边和多边框架以及贸易规则拼凑而成,相关治理议题在公民个人、社会、经济以及国家安全等多个层面相继涌现。多领域多维度的数据安全问题难免造成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也导致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出现了规则碎片化、机制效用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与此同时,个别国家的数据霸权主义行为更是使得国际行为体难以凝聚共识,全球数据安全治理步履蹒跚,重视和加强对全球数据安全问题的治理迫在眉睫。中国高度重视数据安全的相关议题,由于中国在数据治理领域起步较晚,仍存在立法不完善、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国际合作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中国需要全面、系统地分析影响数据安全的各种重大风险因素,准确把握全球数据安全趋势,进一步优化中国在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中的策略选择。     

美国选举安全问题:以2016年和2020年总统大选为例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暴露了长期存在于该国选举体系中的风险,"选举安全"迅速成为当代美国国家安全与国土安全领域的重要议题。美国选举安全涉及网络安全、社会安全、政治安全与军事安全,体现出"复合安全问题"的特质。美国联邦与各州政府试图从降低关键基础设施风险、重建选民信任、减少部门壁垒以及填补机制缺失四个层面入手,系统性化解存在于选举系统的各类安全威胁。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原有选举安全风险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美国国家安全体制及文化与其选举安全体系的运行逻辑之间仍存在多层矛盾,特别是美国选举体系的产业市场与创新之间的矛盾、国家安全与"言论自由"之间的矛盾、"全政府"与"地方权"之间的矛盾、"网络自由"与"网络主权"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会长期存在,将使利益攸关方不断发生龃龉,阻碍相关政策深入推进,最终导致美国在选举安全治理上将一直面临难以克服的困境。     

胁迫式外交:战略竞争时代美国对外战略的转型

以特朗普政府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为标志,世界进入美国启动的战略竞争新时期,地缘政治争夺和大国竞争再度成为世界政治的突出主题。美国重振和维护世界主导地位的目标未变,但"胁迫式外交"成为特朗普政府推行对外战略的常态,美国对外行为出现了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显著的变化,表现为重新激活战略军事威慑以压制战略军事竞争对手、以贸易热战和科技冷战方式打压战略经济竞争对手、以政治勒索方式逼盟友承担义务、以极限施压方式压制地区敌对国家、以退群和搅局方式阻挠多边外交。美国推行胁迫式外交与特朗普个人的执政风格相关,但根本性的原因是国际政治权力结构的重大变化和战略竞争时代的来临,推动美国对外权力输出发生了转型性变化。这也意味着美国对外权力输出方式正在发生从软实力向硬实力、从依赖制度优势向依赖实力优势的巨大偏转。美国所谓国际"领导力"正加速蜕变为维护美国特权的"胁迫力",美国权力输出的这种变化可能代表着未来美国外交发展的一种长期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