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环节对公安机关撤回案件的监督

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未对公安撤回案件的启动、条件、程序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中该方式被频繁运用。S省近5年公安机关撤回移送审查起诉案件的数据显示,该类案件总体呈上升趋势、地区差异大、所涉罪名集中,撤回原因以证据不足居多,反映出公安机关扩大撤回案件范围、后续处理不规范、考核目标设置不科学,检察机关怠于行使不起诉权、规避风险、把关不严、监督不到位等问题,需通过优化考评指标、规范撤回案件流程、加大引导侦查力度、强化动态监督等方式予以规制。     

撤回提请批准逮捕情况的实证分析

在审查批准逮捕实践中,公安机关出于灵活处理案件的动机,将没有法律依据的撤回提请批准逮捕作为一种隐形的程序运用,其结果是造成了审查批准逮捕阶段的程序倒流,对不批准逮捕制度造成了直接的冲击,扰乱了正常的刑事诉讼进程,妨碍了检察监督的开展,对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形成了现实的威胁.因此,只有废止撤回提请批准逮捕,才能圆满完成审查批准逮捕阶段的刑事诉讼任务.     

论刑事直诉程序中的疑案处理与“撤回案件”

刑事直诉案件中的"问题案件",是指经审查起诉,被检察机关认定为证据不足或不构成犯罪,因而被不起诉或被撤回的案件。本文认为,问题案件集聚直诉程序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对侦查阶段的存疑案件如何处理作出明确规定,二是因为检、警两机关之间就问题案件的处理达成了一种变通处理方法——撤回案件。     

退回补充侦查制度的实证分析——以审查起诉环节为视角的观察

对北京市检察机关退回补充侦查工作的抽样分析显示:虽然审查起诉阶段的退回补充侦查在刑事诉讼仅占极小的比例,但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诸如超期羁押,侦查监督缺失、缺位,以及补充侦查形式化、效率低等诸多问题。应当通过构建制度、细化规则等综合改革措施解决该制度运行中出现的问题,保障制度设计初衷的实现。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退回补充侦查情况研究

本文分析了当前审查起诉阶段案件退回补充侦查的主要内容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了当前退补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进一步提出完善退回补充侦查工作的方法和步骤.     

审查起诉阶段退回补充侦查引导说理机制的完善

审查起诉阶段退回补充侦查引导说理具有重要的实体价值和程序价值。针对目前审查起诉阶段退回补充侦查引导说理运行的实践状况和面临的问题,检察机关应做好退回补充侦查提纲引导说理的准备工作;规范退回补充侦查提纲制作,严格落实退回补充侦查审批程序;强化引导说理的配套机制建设,构建新型诉侦捕配合协作、监督制约关系,增强诉侦机关同步沟通互信,加强对退回补充侦查的检察监督,将引导说理纳入"案-件比"考核指标体系,培养检察人员引导说理能力。     

生效判决犹在 公诉焉能撤回——评“天价过路费案”之公诉撤回

同级法院裁判已经宣告,在该裁判尚未撤销的情况下,检察机关不能撤回公诉。平顶山市法检两院的做法违反程序规范,违背诉讼法理,同时带来已启动的再审程序难以推进并难以做出裁判的实践难题。反思该案处理,需要坚持两个效果相统一,严格依法办事;需要完善刑事诉讼法关于撤诉的规定;需要建立适合再审特点并适应冤案再审需要的独立的再审审理与裁判程序。     

撤回起诉制度的正当性及其完善

近期,笔者在一些报纸和期刊上看到了一些批评撤回起诉制度的文章,有的作者甚至提出应当取消撤回起诉制度。对此,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的撤回起诉制度确实存在诸多问题,亟待改进,但这并不能否定撤回起诉制度本身的程序价值。下面笔者从撤回起诉制度的正当性以及如何完善谈谈自己的看法。     

论撤回起诉的规范化

公诉案件撤回起诉制度体现了刑事诉讼中的起诉便宜主义,从效力定位上来看,其仅能够引起而非决定公诉的失效和诉讼阶段的变更。司法实践中,撤回起诉制度存在着适用条件规定不全面、程序不完善和对撤回起诉制约不力等问题。应完善撤回起诉的适用条件之规定,在对酌定不起诉和存在管辖错误案件扩大适用的同时,对为规避审限规定而撤回起诉等情形的适用予以限制,并在相关法律文书中具体说明撤诉的理由。规范撤回起诉的程序,对提请撤诉的时间、次数予以合理限制,并完善对被告人等的救济程序。加强对撤回起诉的监督制约,在完善检察机关内部制约机制的同时,加强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职能。     

个人信息处理中的“同意”与“同意撤回”

告知同意是个人信息处理中对个人信息权益的基本保护模式。告知属于兼具公法及私法性质的行为,而同意属于私主体对自己个人信息权益的处分。由于告知同意存在诸多问题,引入同意撤回制度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应有之义。同意撤回权与消费者撤回权不同,同意撤回权属于人格权体系下的撤销权,其撤销行为不具有溯及力也不应适用除斥期间,除个人信息主体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外,不应令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另外,在适用中应当注意厘清主体行使同意撤回权后与受托人及第三方的关系,充分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在同意撤回权上的经验,构建我国的同意撤回权体系。     

论审查起诉阶段的补充侦查

在我国现阶段,补充侦查对实现刑事司法的客观真实要求和严惩犯罪需要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司法实践中暴露出的缺陷,要求我们必须正视问题,趋利避害,正确运用这把立法赋予的双刃剑.     

司法实践离不开刑事撤回起诉

司法实践离不开刑事撤回起诉。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公诉案件撤回起诉在立法和司法上存在一定的冲突,撤回起诉的地位、撤回起诉的效力在实践中撤回起诉的具体情况都要进行探讨,从立法和司法实务层面来看,我国刑事公诉案件的撤诉制度需要完善。     

南关区院对刑事案件“退补率”偏高问题的调查分析

<刑事诉讼法>第14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因此,退回补充侦查通常是指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或出庭公诉过程中,对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依法退回侦查机关进一步查清事实、补充证据的诉讼活动.退回补充侦查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活动的一项重要程序,是补充侦查最常用的方式,对于发挥公、检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作用,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惩罚犯罪分子,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补充侦查过程存在的一些矛盾、不足也逐渐显露出来,并严重影响着"退补"工作的效率和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退回补充侦查的实践样态与反思

退回补充侦查（以下简称“退查”）作为公诉部门查明案件事实的诉讼手段．对于准确指控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侦、诉部门在认识和退查工作实际操作中,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影响了退查工作的效率和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浅析刑事诉讼程序回转——以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权为视角

基于刑事诉讼程序价值多元化、矛盾性和妥协性的特点，特定条件下的程序回转是必要的，是一种补救机制，但我国刑事诉讼中程序回转却突破了救济的限度，具有实体性救济、程序性救济、规避错误等多重功能，同时具有种类繁多、功能交错、适用广、限制少、职权性强、缺乏当事人参与、漠视被告人权利等特点，需要对其加以限定与完善。     

公诉案件撤回起诉的反思

案名：吕某故意杀人案[基本案情]2005年2月6日19时许,吕某到某市黄江镇大家乐广场找卖淫女嫖娼,找到被害人杨某。二人在该镇江海城黄河二街12号楼302出租屋内进行性交易后杨先离去,吕发现身上的手机及财物被偷走,便怀疑是杨所为。同年2月9日21时许,吕某携一把水果刀在大家乐广场再次找到杨某性交易,杨未认出吕。二人到黄河二街12号楼302出租屋发生性关系后,吕要求杨把手机还给他,杨不承认并想逃离,被吕抓住,两人发生争吵。吕某遂将杨推倒在床上,用左手卡住杨的颈部,右手持水果刀刺了杨的腹部、右眼部各一刀,致杨当场死亡。     

公诉案件撤回起诉实践检讨

公诉案件撤回起诉并没有刑事诉讼法上的依据,仅有司法解释上的依据,在实践操作中存在缺陷。法律应就公诉案件撤回起诉的性质、司法审查的运用、撤回起诉的效力以及司法救济等问题作一规定。     

对消费者撤回权立法模式的反思

从比较法学、法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民法基础理论和我国市场现实情况这些不同角度进行分析,消费者撤回权的最佳立法模式应是仅在严重影响消费者自我决定自由的上门推销中对于消费者的撤回权采取强制性的规定,而在通过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进行的远程销售和消费者信贷合同、人寿保险合同等复杂的消费合同中则应采取任意性规定的立法模式。为此,法院或行政机关在适用修订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时需特别慎重,应兼顾消费者和商家的利益,而不能盲目地倾向消费者。未来我国消费者撤回权的立法模式也应逐渐向这种最佳模式转变。同时,应相应修改《直销管理条例》第25条,并在一些单行法中针对一些复杂消费合同建立任意性的撤回权制度。     

公诉案件退回补充侦查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由于案件不断增加,反侦查能力增强,而侦查水平没有得到相应提高,导致部分刑事案件相关事实无法及时查清,证据收集存在不全面,不严密,无法及时提起公诉,不得不退回补充侦查。为提高案件质量,减少退查,我们通过调查分析,发现退查中存在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针对六个方面问题,提出了七个方面减少退查、提高案件质量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