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取公民人脸信息的案件办理思路

行为人利用黑客软件窃取使用者“人脸信息”等公民个人信息,属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应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人脸信息”具有极高的可识别性并符合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和特征,属于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非法获取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损害不特定公众利益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检察机关在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时,要落实检察一体化工作理念,发挥检察合力,要注重检察办案与法治宣传相结合,提高社会公众个人信息保护意识。     

深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依法维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切实加强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持续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贯彻实施,最高检选编了“解某某、辛某某等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等5件检察机关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本批案例体现了依法从严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政策导向,注重全面打击上下游犯罪,体现了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全面保护,强调发挥指导检察办案的作用,同时也注重法治宣传教育和促进诉源治理。下一步,检察机关将强化履职,进一步发挥案例指导作用,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不断加强公民个人信息保护。     

劳务人员个人信息保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办案思考

检察机关在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时,要坚持源头治理、全链条打击,严惩上下游关联犯罪。同时,依托检察一体优势,注重发挥刑事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双向合力,向法院提起刑附民公益诉讼,提出精准的公益诉讼请求,输出高质量的法治宣传产品,进而筑牢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司法防线。     

检察机关推动农村学生上下学乘车安全问题源头治理的思路与举措

检察机关在办理危险驾驶案件中发现农村学生上下学乘车安全问题线索，经深入调查核实，向当地交通主管部门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促进整改与治理工作开展，推动问题得到解决。检察机关应树立治罪与治理并重理念，以检察建议促进提升未成年人“六大保护”质效，以高质量对策建议推动被建议单位切实开展整改，以“回头看”巩固整改成果，真正实现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黑灰产”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全链条打击实践

检察机关办理“黑灰产”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应当注重全面打击上下游犯罪,斩断犯罪链条。办案中应加强身份同一性证据的收集与审查,绑定实名信息的账号依法应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计算违法所得时无须扣除犯罪成本。对于涉案人员众多的案件,应综合认罪认罚和追赃情况分层处理,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和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针对办案中发现的监管漏洞,依法制发检察建议,强化诉源治理。     

检察大数据思维下涉水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

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但长期以来涉水领域的检察公益诉讼办案受制于线索发现、类案转化、长效治理等痛难点,成案率不高。检察机关应以贯彻落实检察大数据战略为契机,通过数据归集、模型研判生成非法排水、非法取水、饮用水源地破坏等涉水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办案线索,进而重塑监督模式、凝聚治理合力、完善监督闭环。     

大数据时代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从特点分析到完善建议

大数据时代,社会数字化转型使得个人信息的外延与内涵呈现多元化扩张的态势,在信息安全、个人隐私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出现了新问题。作为狭义的、纯正的网络犯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着行为方式、犯罪对象及网络黑产的认定障碍,导致犯罪治理的效果不佳。前置性行政标准模糊、司法解释周延性不足、个人维权机制无力是削弱当前犯罪治理效果的主要原因。针对当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呈现的有组织化、集团化和产业化特征,传统的刑事对策不能应对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需求,亟须严密法网,进一步类型化侵害行为,完善相关行政前置标准与司法认定规则。并建议引入刑事合规计划,更好地实现个人信息保护和企业发展并行,实现法律规制与行业自律之间的积极良性互动。     

规范摩托车管理检察建议制发实践及要点

检察机关在案件评查等常规工作中，发现摩托车市场经营违法行为背后的行政监管问题线索，通过将类案分析与社会调查相结合、规范性文件梳理与会商听取监管部门意见相结合，厘清生产销售各环节监管执法薄弱点，明确相应责任主体，针对性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对整改周期长、规模大、涉及部门多的治理事项，检察机关收到采纳检察建议的回复后还应协同被建议单位推进整治工作、同步了解整改实效，监督检察建议落实。     

非法使用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刑法规制

在非法使用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如何纳入刑法规制的问题上，存在解释论与立法论、合设模式与分设模式、重罪模式与轻罪模式的选择。非法使用公民个人信息行为是指不存在公共利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紧急情况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特定情形，行为人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知情同意规则或者个人信息处理的目的、方式，使用已经掌握的他人个人信息实现其特定目的的行为。该行为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涉个人信息犯罪的构成要件行为(流转行为)不同质，且侵犯的法益具有独立性，故不能通过刑法解释而应通过刑法立法将其入罪。非法使用个人信息行为侵害的法益是个人信息使用决定权，不同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个人信息流转决定权),其社会危害性程度也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有别，不宜将其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行为类型予以规制，应对其单独设罪配刑。非法使用个人信息行为入罪配刑应采重罪模式还是轻罪模式，应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刑法分则已有的立法逻辑等因素。基于我国刑法针对特定对象的非法使用行为入罪配刑的立法逻辑等考量，对非法使用个人信息行为入罪配刑宜采轻罪模式。     

通过网络非法获取客户信息并兜售的行为如何定性

本文案例启示: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手段,非法登陆计算机信息系统获取该系统中存储的大量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同时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两者之间是法条竞合关系。但从犯罪目的和客体看,行为人非法获取房源客户信息的目的在于通过出售、泄露公民的个人信息谋取非法利益,侵犯的主要是公民的个人隐私权,因此应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区域性实证分析

近年来,在信息技术发展及商业利益驱动的双重作用下,公民个人信息遭受侵犯现象时有发生。为有效应对这一社会现实问题,《刑法修正案(七)》明确规定了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以及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三个具体罪名。本文通过对2010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受理的该类案件进行调查分析,针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法律适用疑难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对公民个人住处的范畴作出界定,详解其来源条件和违法条件,并试对情节严重标准作出设定。     

以检察建议助推涉住建领域的合法规范运营——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170号指导性案例为例

检例第170号展示了以检察建议助推涉住建领域合法规范运营的经验。人民检察院通过以检察建议为支撑的一系列举措,充分调动各方面资源,深度参与涉住建领域执法管理和社会治理,促进相关执法规范和治理规则的确立和完善,形成了各相关主体合法规范运营的良好态势。该案给我们重新认识和解释《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款关于检察建议的规定带来契机,即不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和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内,检察机关仍然借助检察建议监督行政违法行为、推动相关领域社会治理。《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对检察建议进行类型划分的标准比较混乱,应当以行政监督检察建议来统称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监督的检察建议。这类检察建议具有以个案检察建议转类案检察建议、从诉讼监督检察建议转社会治理检察建议以及坚持“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线索等核心特征。为进一步完善行政监督检察建议,应当完善检察建议的制发程序、在行政程序中建构行政机关的回复整改程序以及检察机关自我纠正的程序机制。     

非法使用个人信息行为入刑的立法构思

非法使用个人信息行为是指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使用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该行为通常有冒用型、擅自使用型、伪造、变造型三种客观表现形式。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将非法使用个人信息行为入刑具有正当性、必要性、可行性。《刑法》第253条之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能够囊括非法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这一新类型，不宜再单独为其设置一个新罪名。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内部，宜将非法使用个人信息行为单独作为一款加以设置。在罪状方面，应当明确前置规范的范围、非法使用行为的边界以及罪量上的要求。在刑罚方面，非法使用个人信息行为的法定刑应适当高于非法提供、非法获取两种行为类型。     

北京23人侵犯个人信息获刑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黄伟帆等7名电信单位员工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非法出售或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告人刘红泼等14人以买卖等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湿地生态整体性保护的公益诉讼检察路径

由于环境运营企业存在管理漏洞、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致使污泥未被及时转运，加之污泥暂存点未进行防渗漏处理，给白洋淀湿地生态造成污染。检察机关针对破坏湿地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问题，进行公益诉讼检察监督，在调查取证过程中，通过大数据赋能，更精准、更高效地固定案件证据；通过全链条比对、筛查，发现相关企业经营不规范、监管单位怠于履职情形，以制发检察建议并组建“检察+行政+企业”三方整改督促小组等方式，助力解决行业问题，堵塞制度漏洞，助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社会治理检察建议质效提升的路径

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发挥法律监督职能，推进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由于部分基层检察机关制发的社会治理检察建议质量不高，相关法律法规未规定被建议单位不落实或落实不力的后果及责任，检察建议落实效果往往不佳。实践中，最高检已通过优化内部管理和检察建议内容提高其质量，各地亦积极探索与相关部门形成社会治理合力，成效显著。在此基础上，建议借鉴刑事再审抗诉启动程序，根据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特点进一步进行路径优化，在流程方面，将下级检察机关治理效果不佳的检察建议提级到上一级检察机关“类诉讼化”办理；在内容方面，与其他具有专业性的单位沟通函询社会治理检察建议书中的“问题”部分、与行政机关沟通协调“建议”部分，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的质效。     

“非法获取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认定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主要包括“非法获取”与“非法提供”两种情形，应当基于法益保护目的，结合信息网络犯罪的特点审查判断证据，认定犯罪事实。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往往是信息网络违法犯罪的发端，对其从严打击符合网络犯罪前端治理的需求；根据社会一般观念，行为人辩解的获取方式不具有合理性时，应当排除该辩解，把不具有“合法性”的“非法持有”推定为“非法获取”具有实践合理性；当前理论上有对“非法获取”进行扩大解释的观点，应当通过对获取、使用方式等“合法性”“合理性”的认定来制约“非法获取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不当扩张，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司法适用之解构分析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自确立以来,司法机关已经处理了多起侵犯公民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然而法律条文的抽象规定在实践操作中存在弊端,各地基层司法机关对该罪的行为方式、危害程度判断标准不一,在具体问题的认定上存在模糊性,因而有必要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一些具体问题进一步明确,以供司法机关适用借鉴。     

非法收集他人微信号后转卖的行为性质

<正>【裁判要旨】行为人利用智能群发、加人、拉群的营销软件以及通过网络购买他人求职信息等方式,非法添加微信好友,将空白微信号制作成品微信号出售或者将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提供给他人,属于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三款规定的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违背了个人公开其信息的目的和用途,侵犯了个人信息权所保护的法益,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理解与适用

当前,因个人信息被侵犯而引起的频繁的骚扰电话、短信干扰着公民的正常生活;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的绑架、盗窃、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行为时有发生,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影响着社会治安秩序。为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规定：“在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